G：今天早上（笑）…….但我們稍晚會為底片塗上彩色，但現在似乎還拿不出這筆錢（大笑）！從一開始，我們就打算讓麥卡錫自己現身說法，首先是因為當年蒙洛就是直接面對他。其次，無論找任何演員來演，都難以讓人信服。即使真能將這個角色詮釋地完全無暇，人們還是不覺得這樣的傢伙確實存在過。因此，我們決定修復並採用當年的新聞片段，如此一來，電影其他部分也必須配合以黑白方式來攝製。
G：過去幾個禮拜，我們的確看到某些真正具有批判精神的新聞報導，但這樣的批判精神並不總是獲得彰顯。當然，我們還是可以經常在電視上看到傑出的新聞節目。為帶回第一手報導，許多年輕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無辜喪命。即便如此，今日的新聞環境和專業仍有值得思索之處。如您所知，我是新聞工作者之子。我父親擔任主播一職達三十年，類似電影中所呈現的道德拉鋸與抗爭在他的生涯中不斷上演。在舉國艱困的時代，如果你斗膽提出不識時務的問題就會被貼上「不愛國」的標籤。這樣的情況不只發生在現代，因為「戰爭」永不落幕。如我父親所言，挑戰權威當道是吾輩天職－這不只是新聞工作者的責任，同時也是每一個美國公民的責任－管他掌權者是誰？這是最要緊的。
我父親曾追問卡特關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調漲油價的問題，也曾追問福特有關特赦尼克森的問題。這是他的工作。父親深信，不被挑戰或質疑的政權必然走向腐敗。浩浩歷史證明，提出這些尖銳問題絕非不愛國。另一個我們想探討的議題是政府利用恐懼剝奪公民自由，因為這是邁向更大危險的前奏。這個現象幾乎每三十年就會重現一次，而我們總是驚慌不已，進退失據，毫無例外。珍珠港事件爆發時，我們閃電逮捕所有日裔美人，將他們通通關進拘留所。但好消息是，或這部電影仍然可以讓人樂觀的是，我們終能修正這些偏誤。我們也許會一時迷失、感到恐懼，讓野心家有機可乘，獲取利益，但我們往往能即時煞車，作出調整。對此我感到欣喜。我們之所以不致鑄成大錯，都要歸功新聞工作者。沒有他們，就沒有民權運動的催生，婦女運動也無從開花結果，反越戰運動也不會風起雲湧的開展起來。也因此，我們總願意成為他們背後堅定的支持力量。
Q4：能否談談選角，特別是大衛•史崔森，為何請他來詮釋蒙洛一角？
G：關於蒙洛一角，大衛是我唯一徵詢過的人選。他是那種能沈穩掌握角色，緊緊抓住攝影機，令觀眾摒息的強勢演員。在此前提下，其它與之對戲的演員也必須具備同等力道，能夠一次從容、流暢地過完三場戲，才不至於無法招架。在製作"Unscripted"期間，我曾多次和法蘭克（Frank Langella，飾演威廉•派里，蒙洛上司，CBS總裁）合作，他就擁有可以和大衛對戲的紮實功力。此外，我們也從旁協助，將派里辦公室場景裡的道具尺寸作得比實際尺寸更大一些，好讓蒙洛的身形看起來小一點。法蘭克也是一位演技爐火純青的演員。他只要往那兒一坐，和大衛正面相對，那種宛若兩位巨人彼此對決的戲劇張力立刻迸發！派帝、小勞勃道尼、雷•懷斯都極為稱職。傑夫•丹尼爾令人激賞。每位演員都是一時之選，都是我們極力爭取合作的伙伴，但大衛還是我們最早接觸的主角人選。第二個是派帝，然後就一個接著一個，通通搞定。我們真的很幸運。他們之中許多人曾共同參與了"Memphis Bell"這齣戲的攝製，非常有趣，而那個經驗讓他們彼此默契十足，對拍攝本片有所幫助。拍攝期間，大夥兒每天一早就進棚準備，我們會打招呼說：「早啊，今天是1954年10月4日！」。此外，我們還將攝影棚佈置成新聞室的樣子，甚至還為每個人準備打字機和辦公桌，桌上放著「當天」的紐約時報、紐約郵報、華盛頓郵報。除了新聞標題外，連廣告欄位都仿古到底。坐在打字機前，大夥兒讀著「當天」的報紙，挑選出各自感興趣的新聞故事。幾小時後正式開始（地點在會議室），我們打開攝影機，兩台同時拍攝，我會開始說：「來吧，你的頭條是什麼？」然後他們會把自己感興趣的題材丟出來讓大家討論。這招是向我老爸學來的，他以前就是這樣開頭，組織起當晚新聞節目所需的一切訊息。這個作法有其條理和意義，我超愛用。這讓我想起成長過程中每晚在新聞節目中所看到的種種。觀察伙伴們如何揣摩這些角色讓我覺得相當有趣。
Q5：（關於這部電影）這一路上你從父親那兒得到多少建議？
G：有樣東西他不斷耳提面命，十分重要。雖然談了很多，但葛蘭特和我一開始卻沒能確實做到。那就是真的拿出一個記者該有的精神，再三確認訊息或消息來源的真實程度，以免落人口實或把柄。這樣當有人提出質疑或挑戰時，我們可以拿出詳盡資料供人檢驗。當然不會到吹毛求疵的地步，但電影裡的每個場景的確都真實發生過。現在有一派所謂的翻案學者，認為麥卡錫站在大義的一方，而蒙洛則是叛國者。對此，《Page Six》這本書裡有一篇文章寫得相當好，值得參考。因此，回歸事實就變得非常重要－最純淨、根本的事實。所以我老爸說：「找出事實真相！」對我們而言，這是在拍【晚安，祝你好運】時很重要的態度。
Q6：在為這部電影作相關研究時，是否有發現任何以往從未曝光的文獻、素材、或觀點？
G：當然，我們也必須這麼做。在研究過程中，取得原始史料和素材很關鍵。舉例而言，【Point of Order】是一部關於軍方和麥卡錫聽證會的紀錄影片。補充說明，我是老派的自由主義者。這份「記錄」影片裡的內容操弄痕跡極為明顯，簡直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裡面原本有一幕是麥卡錫在尖聲咆叫，但他們卻將這段略過不拍，結果看起來像【向上帝挑戰】（Inherit the Wind）一片中佛德瑞克•馬屈（Frederick March）所飾演的角色。當我們去檔案資料室調閱原始影片時，葛蘭特驚訝地把當時正在忙其它事的我叫過去，說「這真是太扯了，你不會相信的！」關鍵是，我們必須確保所有拿到的參考資料都是它最原始的狀態，而非在剪輯室裡被動過手腳的版本。這讓我們的工作變得更加繁瑣。因為所有原本以為可以隨拿隨用的素材現在都必須再三檢查，以確保其真實性。
Q7：為何選擇飾演蒙洛的節目製作人－佛瑞德•芬德利－這個角色？
G：嗯，我其實沒有真的很想在電影裡軋上一角。身兼導演和演員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先不談有趣與否，這是一部由大衛•史崔森主演，耗資七百五十萬美元拍攝的電影。因此，出資者希望，無論如何我一定得在電影裡露臉。聽過或認識佛瑞德的人都知道，在CBS，他也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佛瑞德性格豪爽不羈，具騎士精神，但我一開始就決定，在電影裡可不能這樣演。因為這是一部關於艾德華•蒙洛言行事蹟的電影。我之所以決定接下這個角色有兩個原因。首先，佛瑞德的戲份夠多，有助於電影募資。第二，身為導演，我自己很清楚如何適度平衡角色應有的份量，不致搶戲。我希望劇中各個角色能有所連結，彼此間能營造出某種革命情感、趣味、與動能，但我又不希望讓他（指佛瑞德這個角色）過於強勢。身為演員，我很榮幸能參與【晚安，祝你好運】的演出，卻不會讓觀眾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Q8：飾演佛瑞德這個角色時，你有刻意增重嗎？
G：說來話長。在演出【晚安，祝你好運】前，我先參與了【諜對諜】的拍攝，並為這部電影增重35磅，最後還因此受傷。結果在投入【晚安】時，我沒能完全減去這些體重。這倒還好，因為佛瑞德本來就是位大個子。拍攝過程對我來說頗為辛苦，我從頭到尾都是戴著假髮演出。身為演員，派帝和大衛他們都有一種特質：一旦開拍，攝影機就很難從他們身上移開。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你就知道這些演員絕對是一流的。這就是為何葛蘭特讓我覺得可以完全信賴的原因。我們是認識超過25年的老朋友。1982年，他借我100元美金拍攝為應徵【Joannie Loves Chachie】這部電影的大頭沙龍照，結果他得到角色，我槓龜！那100塊我到現在還沒還，而且那組照片我到現在都還在用（笑）。身為製片，他總會在必要時候隻手把我拉出泥淖，然後點醒我說：「來吧，我們趕緊把這個部分拍完。」他是我最倚賴的伙伴，同時也是讓這部電影與眾不同的最大原因。能有一個交誼如此深厚親密的朋友協助我們拍攝本片真的很讚。以上發言絕非出於真心（鼓掌），我剛剛之所以會這樣說是因為他老媽也在現場（大笑）。
Q9：身為一個能導戲的演員，你如何抉擇何時要暫時放下演戲，改去執導另一部新片？錢是考慮因素之一嗎？
G：我導的上一部戲簡直削爆了！（註：應該是故意說反話開玩笑，克隆尼初執導筒作品《神經殺手》評價不惡，但票房並不甚佳）事實上，只要情況允許我就去導。在合作電視節目"Unscripted"時，我和葛蘭特各執導五集，過程十分有趣。事實上，要是沒有那次經驗，我想也不會有【晚安，祝你好運】。像是如何編寫部分重疊的對白、發想一些後來在劇中玩的小把戲、摸索即興演出的訣竅、以及架設攝影機的位置等等。更實際的是，如何發掘我感興趣的劇本，或以我有興趣的主題去撰寫劇本。電視這個主題我已非常熟悉，它佔我生命中很大一部份，而我也對它也作了相當研究。我目前所執導過的兩部電影都和電視媒體及其生態有關，因為我對它瞭解甚深。我曾從實際執行層面參與其中，而後又以另一種媒體形式來探討它。既然電視、電影都嘗試過了，我想廣播應該是下一步。
Q10：為何想到邀請黛安•瑞芙為電影音樂獻聲？
G：關於電影配樂部分，我曾以我阿姨羅絲瑪莉（喬治的阿姨為美國知名歌手）為靈感寫下一些想法。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先從唐•霍倫貝克這個角色開始揣想，然後覺得”How High the Moon”這首歌相當不賴。然後，葛蘭特和我又拉進一票曾和我阿姨合作過的音樂人。阿倫•史匹朵夫（Alan Spierdoff）是她的經理人，曾為她出過許多專輯，而黛安•瑞芙則寄了一卷她演唱”How High the Moon”的錄影帶。我們看完帶子後就想：「對，就是她了！她就是最理想為電影演唱的歌手。」整個過程只花一天的時間，採現場收音，不對嘴，共八首歌，曲子有部分更動。從頭到尾兩台攝影機全程拍攝，無其它配樂伴奏，因為我們認為這樣效果最好。對我來說，電影裡的靜默是件有趣的事，因為今日已不多見。我們同時也需要某些地方做轉場，就像裘•葛雷（Joel Grey）在音樂劇【酒店】（Cabaret）裡那樣。基本上我們很清楚那些地方需要這些效果。等第一景拍完後，其它部分就都在剪輯室裡完成。
Q11：從美國目前的政治氣氛來看，你是否認為本片佔有某種政治正確性？
G：這部電影其實沒那麼政治，只不過拍的人剛好有些政治理念罷了。在我看來，歷史成分可能還重一些。我們非常重視電影裡提到事件的真實性，反覆確認。如果電影能引起任何政治上或新聞專業上的論辯，那很好。如果什麼漣漪都沒引起，那也沒關係，我們已盡到責任。如果有某個住在辛辛那提州的小伙子碰巧在新聞學課程看到本片，並立志要當某種具有專業自覺與道德意識的作家，那我們就勝利了！
Q12：您是否覺得電影和其它媒體一樣，對國家內所發生的政治或新聞事件負有某種監督使命或言責？
G：是，當然是這樣的。電影有反映時代的思潮或現象的傾向，但它應該更像60年代抗議歌曲。新的思潮或觀念會一波波出來，而一般民眾則會一點點受其影響，慢慢趕上時代進步的速度。一般而言，電影會經歷一些人們其實並不太關心政治或社會議題的時代。我認為，當新一波政治或社會議題逐漸成形並造成影響時，往往要再過個幾年才會有人根據這些現象變遷寫出好的劇本，最後拍成電影，當然，在時間上又會再更晚一點。而在這些嚴肅議題中，還是可以加入某些娛樂元素。我可以舉出些不錯的例子。像【誰來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就是民權運動如火如荼進行時所推出的作品。【黃金時代】（Best Years of our Lives）無論在題材與時間上都與二戰結束，退役士兵返鄉有關。【幼獅】（Young Lions）則告訴我們，不是所有德國人都是邪惡的。歷史上有許多電影都對當代提出質疑。我剛參與演出的【諜對諜】（Syriana）也是這樣的電影，接下來勢必也會引起不少爭議與麻煩。
Q13：我們是否能期待或推測您有一天將競選公職，往從政之路邁進？
G：哈，這樣的臆測還蠻好笑的。我只要不因為亂說話被抓起來就好了。
Q14：好吧，既然從政不可能，那投身新聞事業呢？你似乎對新聞事業充滿熱情，而且令尊也有這樣的背景。
G：不，我沒有從事新聞事業所需要的才華。而我父親則是我看過最優秀的新聞工作者之一。有些人知道如何提出「對的問題」，並以大無畏的態度挑戰當道。我父親昨晚對CBS總裁蒙維斯（Les Moonves）大表不滿，頻頻質問他，我就說「放輕鬆，老爹！」
Q15：對本片在威尼斯影展大放異彩，你有何想法？
G：那是我人生至今最美好的夜晚之一。整整五分鐘，觀眾起立鼓掌。如果不是我們已經離場，鼓掌時間絕對會持續更久。我一直以為他們很快就要離座，但事實不然。人的一生中總有那樣美妙的夜晚，你環顧四周，身邊都是摯友。
（導演訪談部份感謝騰達娛樂王師先生協助整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