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愛》的女主角楊純純為了父親遠赴長城腳下的小村落尋找父親的初戀情人，而男主角方明笛在追著純純跑的一路冒險旅程中也獲得愛情，一個看似年輕熱戀的故事，事實上卻是由導演的母親的故事引發靈感，請導演介紹這個故事構想的來源。
劉怡明（以下簡稱劉）：其實起初我是和一位很有名的編劇家邱剛健合寫，一開始的想法是講一個台灣女孩子去走長城，有文化尋根的意思。後來我先開始寫，那寫啊寫的，也寫成了差不多是一個台灣女孩去中國幫爸爸尋找他初戀的情人。那個時候我爸爸也大概過世了六七年，我媽媽開始跟我講一些她年輕時候的事情。我母親是安徽巢湖人，她差不多十七八歲的時候遇上抗日戰爭，他們年輕人不願意生活在日本人的統治下，十幾個年輕人就在縣城裡面組成一個抗日演街頭劇的團體，就從安徽一路演戲演到四川去。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母親就跟他們家隔壁的一個男孩子叫張秀杰產生了感情。這兩人也都進了成都的四川大學。在大學裡面峨嵋山上，他們就一起演舞台劇，我媽媽常常演女主角，張秀杰常常演男主角，那我爸爸當時就是編劇跟導演。後來張秀杰跟我媽媽不知道因為什麼小事情鬧翻了。後來我爸爸追求我媽媽就和我媽媽結婚了，之後我爸媽就到台灣來。幾十年來我爸媽婚姻很好、感情也很好。我估計我媽媽可能把張秀杰的照片都處理掉了。
現在我爸爸也走了那麼久了，我覺得我媽媽活到八十多歲，人生走到這個階段，我想我可以理解(她懷念起)那種十七八歲最年輕、最純潔的一段感情。而且我想他們在那樣烽火遍野的時代一起這樣沿路演出，那種過程一定是很深刻的。我其實很想拍那樣一個故事，我覺得那其實是會滿好看的。一群年輕人經歷過那個樣子的歷史，她就是很希望知道小的時候那個人他這輩子到底是怎麼過的。因為兩岸的分隔，中間隔了幾十年，很多很好的朋友也不曉得他們這輩子到哪裡去了。我媽媽打電話給我時常常說『你幫我找找張秀杰好不好？』我就很希望能幫我媽媽完成這個心願。所以後來我就把這些元素漸漸融入到我們的故事裡面去。那人到現在還是沒找到，電影在大陸上映了，尋人啟事在網站上也都發出去了，博客上也都發出去了。也有安徽巢湖市的公安局幫我找，我的朋友高金素梅也是安徽巢湖市人，她也幫我找。所以我還在繼續努力，搞不好他也來了台灣，會在台灣看到這部電影！
故事中女主角為了尋人踏上的旅途宛若一場尋根之旅，足跡遍及甘肅、內蒙、甚至回族自治區銀川。這與妳身為大陸移民第二代的身份與經驗是否有供通之處？為何會選擇這些特殊的地點？
劉：在台灣開放大陸探親之後，我爸爸先自己一個人去過， 後來是在我爸爸過世後，我哥哥、我姐姐還有我帶著我媽媽在2005年去過一次她的老家。 但我陪媽媽回去那次並不是我第一次去大陸。我從八零年代開始就到中國去參與電影拍攝工作，也有四處去旅行。譬如故事中他們去了內蒙的草原、去嘉裕關，其實我在那些年這些經驗都已經累積下來了。我還記得第一次到蒙古草原，有一天晚上我就站在那草原上，草長差不多到膝蓋上，那種草在腿上搖動的感覺，一望無際的草原，就覺得這地方太棒了。因為我對蒙古草原是很有感覺的，所以我希望能在我拍的一部公路電影裡面，把這樣的場景包括在裡面。
另外為了這故事我要研究長城，因為對長城本來也不是很了解，為了要寫這個劇本就走了很多長城的村落。後來找到了雁門關腳下的廣武村。我們覺得村子裡面遺留一道一道的城牆的感覺，以及這村子是楊家將的後代都住在那，就有一種文化根源的感受。 至於他們一路上遭遇的族群，有蒙古人、也有回民、當然有漢族，我本來是想要也包括藏族，因為中華民族應該是融合的。銀川也是一個我去過覺得印象很好的地方，很有異國風味、伊斯蘭感覺的地方。因為我在大陸旅遊比較多，我希望能在這短短九十幾分鐘的電影裡，把我最有感覺的地方擺進去。
至於說移民第二代的共同感受，譬如說像女主角到了內漠去找堂姐，堂姐帶她去看一張張的家族照片來認識親人，其實那就跟我們的經歷很相似。我有十一個表哥表姐，從來沒見過。我也不曉得祖母長什麼樣子，後來因為回到大陸去，跟一些親戚們聊，才知道原來祖母長這個樣子。我想這些經歷我不是唯一有的人，這是很多外省第二代都有的經歷。我拍了這部片以後，我碰到一些其他的朋友，會跟我說他們的爸爸在哪裡的鄉下，也有一個女孩子讓他掛念了一生，到臨走之前也是只有一張照片，可是一直都沒有找到。我覺得這故事講的這種兩岸兩代中間幾十年來糾結的情感。最後是希望以年輕一代、也許會有比較光明的前途的走向來編寫的。
這樣一個跨兩岸的愛情故事，在選角方面如何考量決定？男主角佟大為對台灣觀眾來說也許比較陌生，是否給觀眾介紹一下。
劉：在大陸的男主角我滿早就定了佟大為，因為也覺得他滿合適的，我很怕那種像黃曉明，眼睛大大的太好看的那種。佟大為在大陸電視界是一線演員，譬如說很有名的電視劇，《奮鬥》、《婚姻保衛戰》，他都是演這種都會裡面、八零後新一代的專業人士，又比較俏皮。我們這電影他裡面的角色比較延續他的螢幕形象。那女主角我在台灣也找了滿多了。我們都考慮過桂綸美啊、大S啊、張鈞甯啊，她們有的是沒有檔期啊，或者時間無法配合。因為佟大為檔期很滿，他只能給我們28天。剛好應采兒的經紀公司跟佟大為是同一家，就說應采兒願意把另外一個戲推掉，因為她爸爸看了我們的劇本很鼓勵她來演這部戲。所以就一拍即合。應采兒其實是很被這個角色吸引的。一方面她自己家庭是從山東青島遷到台灣的，好像是有爺爺留在大陸，所以她說她對這個題材很有感覺，她也一直很遺憾從來都沒有回去過青島，去看過那邊的親人。所以這個題材對她來說有這樣私人的關聯性。我覺得要是其他台灣女星來演這個戲的話，可能會比較文一點、也許會比較嬌氣一點。因為台灣女孩子基本上比較文雅一點，那應采兒來演，她是以野蠻女友的演法，她這演法跟佟大為兩個人這樣子的衝突性還滿好看的。
劉導演的從影經歷相當豐富，從八零年代開始就曾與大陸第五代導演合作，也有美國的製片經驗，就您在中國的拍片經驗來說，這近三十年來有什麼樣的變化？
劉：其實我真的是有幸啦，我那時候也是懵懵懂懂的，我本來去大陸是要去參加《末代皇帝》的拍攝工作，只是那時候我去晚了，該有的人員都有了。我朋友就介紹我去參加吳天明的《老井》，那個劇組是當時很棒的組合，張藝謀是攝影師。那個時候中國的製片系統還是社會主義的系統。國營的製片廠，像西安電影製片廠就是那時候最夯的電影製片廠。一部電影可以拍三四個月，可以慢慢的拍，很講究質感。可以先花一兩個月讓演員去體驗生活、去扛水、去學口音，然後我們都還要跟著吳天明到老百姓家裡去吃他們的蕎麥麵，而且還要去蒐集當地的歌曲，真的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容許的慢慢做電影的過程。因為吳天明是個開明的人，所以前一天晚上主創人員就會討論、明天那個鏡頭該怎麼拍，也許有一場戲吳天明他本來設計要拍七八個鏡頭，那個時候張藝謀他自己還沒有當過導演，可是他那時候已經拍過《黃土地》和《大閱兵》，他是攝影還有男主角，當時他正在籌備要開始拍《紅高粱》，所以他會提出很多意見。我那時候就覺得說張藝謀這人真的很了不起。大家講啊講的就可以把七八個鏡頭減成一兩個鏡頭，就能把一場戲做的又精簡又好看。那是一個很好的合作的過程。譬如說有時候時間上，從西安製片廠拉了上百的人到了山西省和順縣許村鄉，還會在當地買一群羊、一群雞養著。
是做糧食準備嗎？
劉：嗯嗯。今天吃雞肉殺隻雞、吃羊肉殺隻羊。像我們在台灣長大，只聽過西北的火炕啊。他們把我們安排住在衛生院長家裡，因為他家裡最乾淨。我睡在炕上面啊，原來這就叫做炕啊。為什麼我會拍現在這部電影，你說一般台灣導演到大陸去拍，主要是會拍城市裡面的電影，因為他沒有到大陸農村生活過的經驗，所以他們大概不會像我去拍一部到處亂跑、到農村去的故事，因為我去拍《老井》的經驗給了我養分，所以我曉得農村有她的美感，我想去把這東西表現出來。
所以對於土地的感情已經惦記很久了？
劉：對，我現在自己回想為什麼我會寫這樣的東西，因為《老井》讓我看到農村的美麗，因為我八六年拍完《老井》之後，我八七年又去參加一部加拿大跟中國合拍的《白求恩》，那一部也是走了很多地方，像是山西、陝西啊。可是那又是另外一種感覺，那是一個國際性的組合，有各種各樣各國來的人。拍《老井》時器材很少。譬如說，有一天是想拍移動鏡頭，可是沒有軌道車。所以我們用田裡面砍下來的大麻，把麻桿綁的像掃帚一樣，讓攝影師坐在上面用拖的，也拍成移動鏡頭了。後來我去參加那部加拿大電影的時候，我還記得張藝謀那時候在拍《紅高粱》，他就問我他們缺一個鏡頭，可不可以跟加拿大劇組借一個鏡頭來用？我是有去跟劇組講，可是劇組並沒有借。就可見張藝謀他們在拍的時候資源是比較短缺的。可是現在，經過這些年，他們大陸的硬體該買的都買了，而且因為大陸這些人拍了這些電影，所以這些台灣、香港的器材公司都已經把這些東西引進到大陸去了。所以硬體上、剪接都不成問題。那工作人員我也覺得進步很多。我這次合作裡面，我覺得特別高興的、合作特別好的，就是我的編劇管藝，她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我們討論過後，她回去寫，寫了一個多月，『小姐，有沒有東西出來啊？』我又不好意思問她到底有沒有東西出來，也不好意思太催，因為創作這種事情催也沒有用。但是她一出手就讓我們驚豔。她不會隨便給你，但一出手給你的東西就讓你很高興。當然不會全部都是最完美的，可是她會給你八九十分的東西，能給你很多的東西，然後你能從裡面的東西挑。所以我只要坐在一個挑的位置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我覺得能合作很高興，就是我的作曲家，叫做曾檐，也是個很奇異的女孩子，她26歲的時候幫《米香》寫了片尾曲，就拿了最佳原創歌曲的金馬獎。她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拿了金馬音樂獎項的大陸電影人。可是她拿金馬獎之前我就認識她了，那時候我就很喜歡她，那我就說那妳就幫我作配樂吧！我也算是很大膽吧，就想說感覺很好（就用了）。我覺得她們一個小團隊做得很好，合作的過程裡面也很開心。就覺得這些八零後（出生的一代）怎麼都這麼有才氣、這麼厲害。
您剛剛提及的二位都是女性，身為女性導演，會特別傾向和女性合作嗎？
劉：我覺得好的人才我就想一起工作，不分性別。像林良忠攝影師啊，我跟他工作簡直快樂的不得了。林良忠的爸爸開了台灣以前很大的攝影器材租賃公司，他從小就是在各式各樣的器材裡面打滾，所以他家裡面就有一堆的攝影機和鏡頭。在《追愛》裡，我們用了七八台的攝影機，各種不同的鏡頭，還用了不同種的底片。我們在美國學電影的時候、學校會鼓勵你說，你室外要用什麼樣的膠片，你室內要用怎麼樣的膠片。可是在台北做後製的時候，後製公司不想那麼麻煩，他希望你整部電影都是用同樣的膠片，這樣他調光的時候基本的東西只要調一次就好了。所以他們說我們的電影很難調，因為他只照一種底片的方法（去調），真的差太多了。後來才慢慢的把不同的膠片分開處理，後來弄得還可以。我和林良忠兩個就想要玩啊，所以膠片也玩、攝影機也玩、鏡頭也玩。後來，劇組整個拍完之後，我們兩個又跑到嘉裕關，小組大概六七個人，因為嘉裕關和沿途的風景還有空鏡頭要補拍。嘉裕關拍完之後我們就坐著火車往北京，在火車上兩天多、林良忠跟我就開始編劇，編了一個黑色喜劇，不曉得會不會是我下一部電影。我跟他合作不管是男生女生、因為他很好，所以我們才能合作的愉快。
電影工業中女性仍然是少數，在您的個人經驗中是否感受到因為性別而帶來的挑戰或壓力？
劉：我覺得就是要取得人家的信任感、尤其投資老闆的信任感，是比較困難的。其實拍電影，我覺得還是找資金是最困難的。對方為什麼要信任你、把這筆錢交給你，然後因為妳是女生、這筆錢交給妳的時候心裡會不會有一個更大的問號。至於說有了錢以後，後面的事情都好辦。有了錢之後，要怎麼把東西做得更好，我有比較多的錢、我會有比較好的機器、雇到比較好的人，然後我有比較好的發行團隊，只要銀彈夠，我覺得其他不是太大的挑戰。那至於說在前面這一大筆錢，他為什麼比較喜歡給張藝謀，或是比較喜歡給姜文、那為什麼不給我們。當然最後還是要靠作品來（決勝負），也要漸漸的建立金主的信任感吧。
這種情形是在亞洲比較多，還是您覺得在美國也有類似的經驗？
劉：我覺得一樣，在美國真正說耀眼的女導演，除了前兩年拿了奧斯卡最佳導演的女導演Kathryn Ann Bigelow，我覺得她也是很不容易，而且她還是因為拍了一部戰爭片拿到這個獎。所以我覺得整體上，我希望是沒有差別待遇的，但我覺得是有差別待遇的。
您的從影經驗中，擔任過製片人、編劇、導演的角色，如果把這三個工作作專業分工切割之後，您個人有沒有最喜歡的角色？
劉：導演。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什麼都做）呢？我想大概是因為我們念電影學院的關係，在電影學院的時候，經常都是自己要編劇、導演和製片，所以全部的工作都會做。專業分工以後，每一項我也可以參與，當然導演只有一個，製片我一定還有別人跟我一起。像《追愛》有四個編劇，但導演只有一個。製片是很痛苦的工作，因為要管很多亂七八糟的事情，不只是跟錢有關的事情、跟人事有關、跟天氣有關、跟運氣有關、跟銀行債主有關、跟發行宣傳的事情都有關係。很多的細節都不能夠放過，什麼事情都要很有組織性的處理。那是用另外一種神經在做的事情。編劇也是很痛苦的事情，我覺得製片到目前為止，好像從來沒有讓我覺得快樂的時候，那作為編劇，我起碼有很快樂的時候。譬如說，一個故事的結構怎麼樣都想不通的時候，去洗個熱水澡後靈感就來了，就豁然開朗。或者是說因為在大陸拍片要審查劇本，我們到開拍前一個禮拜才拿到准拍證。這一個禮拜之中劇本有三十幾個部分被要求修改。大部分都是小小的細節，像是不能說是台灣話，要說閩南語。但有一個關鍵設定是貫穿整個故事的；劇本原本安排佟大為為了要讓應采兒聽話接受他的安排，要他的助理去偷應采兒的電腦包，可是官方要求刪除這段情節。那怎麼辦，就在那邊想，本來還特別把那電腦包設計成紅色的，特別的亮眼，容易認出來。後來只好改成說他的助理拿錯了，她的電腦包跟佟大為的電腦包兩個要長得很像。編劇很快樂的時候就像這樣，想了很久忽然想出來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法，寫完這個劇本之後，會覺得說沒有一個編劇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我們有四個編劇，四個編劇各有貢獻。我寫的第一稿把整個架構架起來，然後邱剛健幫我改的第二稿，果真是薑是老的辣。譬如說她爸爸前面說：『妳難道不能讓我高興一次嗎？』之後女兒就一路懊悔，想要讓爸爸高興一次的這條線，是邱剛健幫我拉出來的。另外在這個故事籌拍過程中，我也曾經想過要不要改成女兒從美國回來的一個版本，所以我們這個劇本也曾經經過英文版。然後就問了美國的編劇，那這個美國的編劇可以從一個國外的角度來看，有一些親情的東西或者是外國人看不是很明白的東西，他會幫我帶進更universal（普世）的視角，戲裡面的情感是人類可以共通的，不是只有在華人裡。譬如說父親的眼鏡，眼鏡在視覺上很明顯、然後又有很多的涵義，所以每個人都有貢獻。但還是做導演的時候最開心，因為你終於能把這些東西一一的組合起來，然後把他呈現出來。
最後，請導演給週報讀者推薦《追愛》非看不可的理由。
劉：我立志是要拍為觀眾服務、為人民服務的電影，所以我希望我拍出來的電影是能夠給觀眾帶來最好的娛樂跟最大的感動，我覺得《追愛》有很好的娛樂性，會讓觀眾看的很開心，也有非常動人的地方，我想這兩個東西能夠讓觀眾覺得很值回票價，而且還有很好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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