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這兩部片當然不一樣，一個是歷史類的、一個是觀察式的，在拍攝過程也是很不一樣的操作，《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它必須是一個有完整計劃的，拍攝完畢之後要花很多時間做後製，後製的時間其實更冗長，因為它處理的是一個歷史的題材，也非常地嚴謹，不能太偏離話語，一個三十年的歷史要如何放、如何結構，整部影片我幾乎都用口述歷史來結構，我個人覺得口述歷史對這部片來說是生動的，很多人物現身說自己的故事，他們的神情語調自有其魅力；當初決定拍這部片的，因為知道歷史類的東西給人感覺有些枯燥，我一直試圖找出一些路將它活化，並讓它生動的呈現這歷史又不偏離歷史的軌跡，讓它有一種嚴謹性；另外，我的素材運用很多元，還有舊景回顧—台灣第一部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中飾演女主角的吳碧玉，重新粉墨登台，在一個破落的戲院裡，這是一個段落，我們尋回一些當年的紀錄檔案片，包括當時台語片，我一直思考如何去運用它，也因為這樣，我們所花的時間更長，加上它（拱樂社）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了，拱樂社的負責人陳澄三所做的事情也很多，他不僅跨越歌仔戲，也跨越電影和歌舞團。《南方澳海洋紀事》就不一樣了，我是去觀察南方澳一個特定取向「大型圍網」這個即將沒落的產業，它會面臨什麼樣的未來，有一個另外的漁法即將要取代它，可是這般的變遷在南方澳其實是不斷翻演的；過去最原先的補魚方式可能是用釣的，後來又經過很多種漁法(補魚的方式)不斷變遷，包括南方澳的外移人口，當時有很多來自琉球、澎湖和台灣本島的人為了生活來此打拼，南方澳在鼎盛時期曾經有過幾坪大的地方住很多戶人家；現在卻不一樣了，現在是聯合國，以前的南方澳外移來此的人就會定居，但現在的外移可能三五年就回去了，像菲律賓、越南和大陸漁工，整個的景況已經改變了，我當下觀察現在它所發生的事情，然後勾勒出一個可能在未來會發生的一個悲觀的遠景，也紀錄了漁民的一些夢想—為生活打拼和他們的想法—如，不要再讓下一代繼續做這樣的工作，也透過了一個已經退休的漁撈業者，描述一段人與海的故事，帶出背後漁民和海不可分割的感情，(他在退休之後，在夢中還是會常常出現海的場景)，同時也呈現出漁民本身一種比較豪邁的、粗獷的特有性格；《南方澳海洋紀事》是比較觀察式的，但兩部片仍有一樣的堅持，就是讓人物自己說故事，我覺得讓他們來說故事會比較精彩一點，而不是我這個局外人幫他們表述描述他們的生活。
李：我其實並不排斥用DV的方式拍片，但是要看題材是什麼，像《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和《南方澳海洋紀事》用影片來拍絕對是最佳規格選擇；從我學生時期看VIDEO是一直在變化，從VHS、SUPER VHS到V8甚到DV，我在拍攝《拱樂社》時還是一個使用HIGH 8的年代，我們學電影的，當然會學到如何使用VIDEO ，但從長久保存的概念來講，我會覺得用影片( FILM)來拍絕對會有它的價值存在，拍這部片六年的期間數位變遷很快，像非線性剪接在我後面剪接期的那兩年已經出來，可是我已經來不及更換整個拍攝系統，那會花更多的錢。在這裡我必須先說一個故事，那時候當我在麥寮找到何基明導演當年為了拍台灣第一部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所拍攝的試鏡畫面，畫面中的人物都是當時拱樂社的團員，看到這個畫面我個人是蠻感動的，就因為它是16釐米（底片拍攝的），所以可以從民國四十四年保存到當時我找到這部片子的時間，(當時我是民國八十五年找到)，中間跨越四十多年；其實當時我在拍片遇到很多困難，但是當我拿到那部16釐米片子的時候，我其實非常感動，我覺得我當初規格的選擇走是對的。至於《南方澳海洋紀事》它是一部關於海洋的、大自然的，我覺得用影片來呈現會有一個它該有的價值，本片我用超16厘米拍攝，轉成HD，放映時又掃成35釐米，當時幫我處理影像的友人告訴我《南方澳海洋紀事》從超16厘米轉成35釐米是蠻成功的例子，轉得很漂亮。雖然它是紀錄片，但在35釐米銀幕上所呈現出來的海洋視野是很開闊的，能將整個映像打入你的腦海裡去。其實最後的拷貝是可以照原本用16厘米，可是我拍的第一批片子在台北沖印廠過TC的時候，我先選擇看35釐米的規格，我一看當下就決定要用35釐米，可是當時的決定就注定要多花一百多萬，我的直覺、創作判斷告訴我，不管是從海洋概念來講，或是從大型圍網來看，用35厘米看很雄偉，如果用16厘米它就會被縮小，加上種種因素，勢必是要用35釐米來放映。
Q: 妳目前於世新大學電影系教授影像製作等相關課程，對於提攜、培育台灣影像新人才上，有無看法和教學上的感想？
李：一路走下來，其實我知道做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所該有的、具備的一些特質。如果你缺乏這些特質，最好不要走這條路，因為會走的很辛苦，不然就是走沒多久就停下來。吃苦耐勞是絕對要的，意志力也相當重要，紀錄片本身就是在跟時間賽跑，急不得；還有就是在金錢上也有很大的壓力，往往一開始可能就不是那麼順利。其實我在教書的時候是蠻矛盾、掙扎的，本來應該是鼓勵、培養一些優秀的紀錄片工作者，但因為這條路真的不好走，想到他們可能會面臨的考驗，心中就很矛盾，教授他們是造就人材還是讓他們去面臨更大的考驗？坦白說，在這方面真正有興趣的人自然會突顯出來，所以在課堂上我不會強迫學生去做什麼，他們來修課，我把該教的都教給他們但從來不會刻意渲染「紀錄片有多美好」這種觀念，更不會刻意建構在這條路上的美好遠景。其實不只是我，今天在檯面上有所成就的紀錄片工作者，大家都是在經過金錢、時間……等等壓迫的磨練下才可以站的出來，尤其我又是用底片拍攝，負擔壓力更遠勝用DV拍攝，因為DV的普及，一卷一小時的帶子才一百多塊，底片就不一樣了，拍下去動輒幾萬塊，一天拍下去幾萬塊就這麼沒了。在教學方面我其實蠻順其自然的，好的學生，真正有所企圖的，我對他們都會比較嚴厲一點。但說真的，學生來這裡學習的目的很多元，不一定是將來要當一個有成就的紀錄片工作者，他可以只是一個很好的紀錄片觀賞者，他可以將所學運用在拍攝活動，甚至是拍攝一些社區的東西，服務社區，只要他懂得如何去運用、如何去引導，影響周遭的人都是好的。對我而言，紀錄片是一本很好的、巨大的、動態的書，雖然少了文字，卻可以給人很直接的感動，在影片的時間裡很快的知道內容面，有興趣的可以再私下深入研究。
Q: 導演經過了兩部比較長的紀錄片拍攝和映演，之後有沒有考慮朝劇情片發展？未來的計劃又是什麼？
李：我會繼續拍紀錄片，但需要時間蘊釀，像《拱樂社》和《南方澳》之間隔了兩三年，下一部片現在還在蘊釀當中，而且我們常喜歡說三部曲，我一直想再做一部，自己覺得值得的、有價值的而且是當務之急的，或許是冷門的也沒有關係。至於劇情片方面，我最早是受劇情片的訓練，後來反而去拍紀錄片，一些老師也對我在劇情片上有些期待，可是整體來講，台灣的環境並不好，因此在這方面我是順其自然的；我一向喜歡去選擇困難度很高的、極具挑戰的，然而我現在會覺得劇情片對我的困難度和挑戰性很高，無論在資金的籌措或是人事的面對都是很大的壓力，因為以前一向是自己面對自己，需要工作組時自己去組合一個工作組，很多時候是一個人可以做決定的，但劇情片往往不是一個人可以自己做決定的，它有更複雜的人事互動要面對，還有在商業機制底下如何生存。像紀錄片是一個長久的思考，是永恆的，它的價值不用急於一時呈現，可以隨著年份的增長去展現的；但劇情片除了那些大師級的片子可以歷久不衰、去影響大眾之外，其實有更多的片子是在瞬間就消失了。雖然劇情片在製作過程上可以面對不同的挑戰，但是面對未來，尤其在觀眾的壓力上是遠超過紀錄片的。因此在劇情片方面我就順其自然，如果有機會也不會排斥，而在經過這麼多年的紀錄片拍攝，到底給了我什麼歷練和生活經驗，所以我其實蠻期待和好奇，如果我有機會做劇情片，這幾年所累積下來的東西加諸在劇情片當中，會有什麼火花什麼成長，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大問號，而我很想去替這個大問號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