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這兩部片當然不一樣,一個是歷史類的、一個是觀察式的,在拍攝過程也是很不一樣的操作,《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它必須是一個有完整計劃的,拍攝完畢之後要花很多時間做後製,後製的時間其實更冗長,因為它處理的是一個歷史的題材,也非常地嚴謹,不能太偏離話語,一個三十年的歷史要如何放、如何結構,整部影片我幾乎都用口述歷史來結構,我個人覺得口述歷史對這部片來說是生動的,很多人物現身說自己的故事,他們的神情語調自有其魅力;當初決定拍這部片的,因為知道歷史類的東西給人感覺有些枯燥,我一直試圖找出一些路將它活化,並讓它生動的呈現這歷史又不偏離歷史的軌跡,讓它有一種嚴謹性;另外,我的素材運用很多元,還有舊景回顧—台灣第一部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中飾演女主角的吳碧玉,重新粉墨登台,在一個破落的戲院裡,這是一個段落,我們尋回一些當年的紀錄檔案片,包括當時台語片,我一直思考如何去運用它,也因為這樣,我們所花的時間更長,加上它(拱樂社)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了,拱樂社的負責人陳澄三所做的事情也很多,他不僅跨越歌仔戲,也跨越電影和歌舞團。《南方澳海洋紀事》就不一樣了,我是去觀察南方澳一個特定取向「大型圍網」這個即將沒落的產業,它會面臨什麼樣的未來,有一個另外的漁法即將要取代它,可是這般的變遷在南方澳其實是不斷翻演的;過去最原先的補魚方式可能是用釣的,後來又經過很多種漁法(補魚的方式)不斷變遷,包括南方澳的外移人口,當時有很多來自琉球、澎湖和台灣本島的人為了生活來此打拼,南方澳在鼎盛時期曾經有過幾坪大的地方住很多戶人家;現在卻不一樣了,現在是聯合國,以前的南方澳外移來此的人就會定居,但現在的外移可能三五年就回去了,像菲律賓、越南和大陸漁工,整個的景況已經改變了,我當下觀察現在它所發生的事情,然後勾勒出一個可能在未來會發生的一個悲觀的遠景,也紀錄了漁民的一些夢想—為生活打拼和他們的想法—如,不要再讓下一代繼續做這樣的工作,也透過了一個已經退休的漁撈業者,描述一段人與海的故事,帶出背後漁民和海不可分割的感情,(他在退休之後,在夢中還是會常常出現海的場景),同時也呈現出漁民本身一種比較豪邁的、粗獷的特有性格;《南方澳海洋紀事》是比較觀察式的,但兩部片仍有一樣的堅持,就是讓人物自己說故事,我覺得讓他們來說故事會比較精彩一點,而不是我這個局外人幫他們表述描述他們的生活。
李:我其實並不排斥用DV的方式拍片,但是要看題材是什麼,像《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和《南方澳海洋紀事》用影片來拍絕對是最佳規格選擇;從我學生時期看VIDEO是一直在變化,從VHS、SUPER VHS到V8甚到DV,我在拍攝《拱樂社》時還是一個使用HIGH 8的年代,我們學電影的,當然會學到如何使用VIDEO ,但從長久保存的概念來講,我會覺得用影片( FILM)來拍絕對會有它的價值存在,拍這部片六年的期間數位變遷很快,像非線性剪接在我後面剪接期的那兩年已經出來,可是我已經來不及更換整個拍攝系統,那會花更多的錢。在這裡我必須先說一個故事,那時候當我在麥寮找到何基明導演當年為了拍台灣第一部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所拍攝的試鏡畫面,畫面中的人物都是當時拱樂社的團員,看到這個畫面我個人是蠻感動的,就因為它是16釐米(底片拍攝的),所以可以從民國四十四年保存到當時我找到這部片子的時間,(當時我是民國八十五年找到),中間跨越四十多年;其實當時我在拍片遇到很多困難,但是當我拿到那部16釐米片子的時候,我其實非常感動,我覺得我當初規格的選擇走是對的。至於《南方澳海洋紀事》它是一部關於海洋的、大自然的,我覺得用影片來呈現會有一個它該有的價值,本片我用超16厘米拍攝,轉成HD,放映時又掃成35釐米,當時幫我處理影像的友人告訴我《南方澳海洋紀事》從超16厘米轉成35釐米是蠻成功的例子,轉得很漂亮。雖然它是紀錄片,但在35釐米銀幕上所呈現出來的海洋視野是很開闊的,能將整個映像打入你的腦海裡去。其實最後的拷貝是可以照原本用16厘米,可是我拍的第一批片子在台北沖印廠過TC的時候,我先選擇看35釐米的規格,我一看當下就決定要用35釐米,可是當時的決定就注定要多花一百多萬,我的直覺、創作判斷告訴我,不管是從海洋概念來講,或是從大型圍網來看,用35厘米看很雄偉,如果用16厘米它就會被縮小,加上種種因素,勢必是要用35釐米來放映。
Q: 妳目前於世新大學電影系教授影像製作等相關課程,對於提攜、培育台灣影像新人才上,有無看法和教學上的感想?
李:一路走下來,其實我知道做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所該有的、具備的一些特質。如果你缺乏這些特質,最好不要走這條路,因為會走的很辛苦,不然就是走沒多久就停下來。吃苦耐勞是絕對要的,意志力也相當重要,紀錄片本身就是在跟時間賽跑,急不得;還有就是在金錢上也有很大的壓力,往往一開始可能就不是那麼順利。其實我在教書的時候是蠻矛盾、掙扎的,本來應該是鼓勵、培養一些優秀的紀錄片工作者,但因為這條路真的不好走,想到他們可能會面臨的考驗,心中就很矛盾,教授他們是造就人材還是讓他們去面臨更大的考驗?坦白說,在這方面真正有興趣的人自然會突顯出來,所以在課堂上我不會強迫學生去做什麼,他們來修課,我把該教的都教給他們但從來不會刻意渲染「紀錄片有多美好」這種觀念,更不會刻意建構在這條路上的美好遠景。其實不只是我,今天在檯面上有所成就的紀錄片工作者,大家都是在經過金錢、時間……等等壓迫的磨練下才可以站的出來,尤其我又是用底片拍攝,負擔壓力更遠勝用DV拍攝,因為DV的普及,一卷一小時的帶子才一百多塊,底片就不一樣了,拍下去動輒幾萬塊,一天拍下去幾萬塊就這麼沒了。在教學方面我其實蠻順其自然的,好的學生,真正有所企圖的,我對他們都會比較嚴厲一點。但說真的,學生來這裡學習的目的很多元,不一定是將來要當一個有成就的紀錄片工作者,他可以只是一個很好的紀錄片觀賞者,他可以將所學運用在拍攝活動,甚至是拍攝一些社區的東西,服務社區,只要他懂得如何去運用、如何去引導,影響周遭的人都是好的。對我而言,紀錄片是一本很好的、巨大的、動態的書,雖然少了文字,卻可以給人很直接的感動,在影片的時間裡很快的知道內容面,有興趣的可以再私下深入研究。
Q: 導演經過了兩部比較長的紀錄片拍攝和映演,之後有沒有考慮朝劇情片發展?未來的計劃又是什麼?
李:我會繼續拍紀錄片,但需要時間蘊釀,像《拱樂社》和《南方澳》之間隔了兩三年,下一部片現在還在蘊釀當中,而且我們常喜歡說三部曲,我一直想再做一部,自己覺得值得的、有價值的而且是當務之急的,或許是冷門的也沒有關係。至於劇情片方面,我最早是受劇情片的訓練,後來反而去拍紀錄片,一些老師也對我在劇情片上有些期待,可是整體來講,台灣的環境並不好,因此在這方面我是順其自然的;我一向喜歡去選擇困難度很高的、極具挑戰的,然而我現在會覺得劇情片對我的困難度和挑戰性很高,無論在資金的籌措或是人事的面對都是很大的壓力,因為以前一向是自己面對自己,需要工作組時自己去組合一個工作組,很多時候是一個人可以做決定的,但劇情片往往不是一個人可以自己做決定的,它有更複雜的人事互動要面對,還有在商業機制底下如何生存。像紀錄片是一個長久的思考,是永恆的,它的價值不用急於一時呈現,可以隨著年份的增長去展現的;但劇情片除了那些大師級的片子可以歷久不衰、去影響大眾之外,其實有更多的片子是在瞬間就消失了。雖然劇情片在製作過程上可以面對不同的挑戰,但是面對未來,尤其在觀眾的壓力上是遠超過紀錄片的。因此在劇情片方面我就順其自然,如果有機會也不會排斥,而在經過這麼多年的紀錄片拍攝,到底給了我什麼歷練和生活經驗,所以我其實蠻期待和好奇,如果我有機會做劇情片,這幾年所累積下來的東西加諸在劇情片當中,會有什麼火花什麼成長,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大問號,而我很想去替這個大問號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