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這些好的導演如果他具備掌握共通電影語言的能力，我當然也會希望和他合作，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監製，不只是導演，我也可以想一些案子，或是他們自己有一些案子我覺得可以提早把整個華語電影市場當作一個市場，而不只是鎖定台灣這個市場。我可以促成，因為我具備這樣的背景和工作經驗，但首先必須要導演有這樣的企圖。大部分我接觸到的台灣導演都很有企圖，但是等到和他們談到細節的時候，就發現他們還是會往後縮，因為文化包袱使然。台灣導演會說他要做商業的作品，不過一旦告訴他們做商業的東西就要搞定卡司、說服投資人等等，他們也同意，卻自認做不到。我很佩服朱延平，因為他就能搞定周杰倫和林志玲，其他台灣導演可能也會想要納入這樣的元素，但是願意為此付出多少？台灣導演的底線多半太高了。
陳：如果導演將自己定位在拍華語片，而不是台灣片的話，其實就走出去了，因為你沒辦法具體地做什麼事情來讓人家更想買你的片子，只有硬碰硬。今天如果是一個法國片商，他要如何判斷要不要在法國發行這部片子？一定會考量發多少拷貝、宣傳費用、片子在法國的評論大概如何等等，這是必須計算得非常清楚的事，沒有什麼捷徑。但如果導演將之視為華語片，就表示你可能有比較好的資源可以用，不要都用那幾位台灣新人，可以考慮用港星、大陸演員，如果用大陸演員，有一部份在大陸拍攝，可能在大陸就算合拍片，可能就找到一個投資人，原本1500萬台幣的投資就可望變成3000萬台幣的投資。
其實現在台灣導演已經開始有在想這件事情了，只是可能決心不夠吧，因為他們想的還是那些小可愛的台灣故事，這樣的素材拿到大陸去就無法拓展，或許是文化包袱、安於現狀等等原因，以致台灣導演多半不夠衝、不夠狠，香港導演這方面就很拼。其實台灣的這種保守我也滿欣賞的，因為這有一種獨特的氣節，但是電影這種媒體和交響樂、現代舞還是有差別的，它還是一個集體的、儀式性的、消費的娛樂行為，但台灣電影的這一面已經不復存在了。
您從台灣新電影時代就投入電影圈，您認為從1980年代迄今，台灣電影在整個華語電影市場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什麼樣的轉變？當代華語電影產業中，台灣的優勢與困境為何？
陳：台灣電影和其他地方的電影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八零年代以後，社會產生最大的變化就是電腦和網路的普及化、資訊大爆炸、新聞節目在生活當中扮演的角色益發重要、所有事物的動漫化、廣告化，這些事情對所有地區的衝擊是一樣的，大眾的消費行為、通訊方式、取得知識的方式這些方面都革命性地被顛覆了，電影變成一個很獨特的娛樂行為，以前除了郊遊，就是看電影、上館子吃飯，現在大眾可能擁有二十種選擇，電影只是其中一項，怎麼讓電影還是可以進來這個主導的位置？只有美國人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擁有那樣的資源和背景，把電影變成一個無可取代的感官經驗，但其他地區的電影工業就慢慢和好萊塢的距離拉遠了，過去大家都拍文藝片的時候，你也可以講你的故事，我也可以講我的故事。但我覺得這並不是什麼悲觀的現象，因為有些地方還是會出現觀眾回流電影院的情形，比如日本，日本去年本土電影的票房是超過進口電影的，這是長久以來出現在的新現象，我覺得這很值得台灣或其他地方借鏡。這種現象有其週期，觀眾長期吸收美國通俗文化，也會對親近於自己的語言、生活、文化有一種渴求，但得要有產品來滿足這樣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