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仔頭文史協會」是個混了十三年沒有倒的社團。從一九九四年到現在，我們存活在全台灣最早的新式製糖廠，橋仔頭糖廠，二○○一年設下一個異想天開的藝術村，而且一直延續到現在，每年都會被相關單位驅趕，每年都說要倒了，但每年都沒有倒。因為這些元素，雖然高雄捷運工程已經迫近到藝術村門口，我們還不想走，也是在這個狀況之下，開始了金甘蔗影展。
影展其實是從一個社區課程開始的，最早我們談在地文史、文化資產，都是很生硬的課題，○六年暑假和柯姐一起，想到不如拍電影，就找社區課程的所有同學把橋頭當做電影場景，開始運作。當時柯姐創作了一個劇本叫《一位年輕的藝術家》，我順理成章成了導演，也實現了夢想。至於金甘蔗影展的出現，是因為製片過程中，我把柯姐的劇本改得面目全非，她說要頒給我一個最佳改編劇本獎，我們想到，其他的影展設有金獅獎、金棕櫚獎，我們在甘蔗園旁邊生根，應當頒金甘蔗獎，於是去砍了甘蔗，用鐵樂士噴漆上色，金甘蔗獎就出現了。
舉辦第二屆影展的時候，我們想，「現地拍攝、現地後製、現地頒獎」的創意可能是我們從各類影展活動突圍的一種方式，而我們也擁有這樣的空間條件跟社區資源，所以就去號召團隊，去年的這時候共有五十八組團隊報名，其中二十組通過初審，另有三組邀請團隊。○七年初，所有的參賽者到橋頭共同生活一個星期，彼此競賽也互相交流。拍片活動結束後，我們在社區的土地公廟前面辦了四十桌，現場播放大家的作品，對很多年輕導演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有作品於大螢幕播出。
其實我們在橋頭十幾年，曾辦過很多藝術節，其中「防空洞藝術展」、「國際劇場藝術節」都沒有能長期經營、發展，我很希望找到一個適當的文化創意型態，將它延續下來，金甘蔗影展是一個嘗試。影展基本上是個形式，在地文化如果找到一種新的形式，它是可以跳躍的，第二屆影展結束後，我們把參與競賽的影像作品上傳到網路空間，我們網站的點閱率就變高了一點，開始有人用創作的角度去理解我們在社區做的工作，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幫助。
楊雅喆：在論壇的題綱裡，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十分鐘短片的可能性。這其實是非常有潛力的，在台灣可能還不是那麼流行，不過目前台灣有很多導演受大陸廠商邀請去拍「手機電影」，也就是可以下載到手機上觀看的影片；一部十分鐘的影片分成三次下載，觀眾只要付很少的費用，就可以在坐捷運的時候觀看，說不定金甘蔗影展也可以朝這個方向思考：影像內容更平易近人一點、更商業、更通俗一點，才有機會讓更多人看到。
幾年前我曾到橋仔頭糖廠拍攝連續劇《偵探物語》。其實台灣有很多糖廠，但只有橋仔頭糖廠保存較好，還可以拍片。我看了第二屆影展的參賽作品，發現以糖廠為場景核心，很多作品都以懷舊或回憶為主題，這是影像創作者進入那樣一個場景時最初步的想法，也許大會可以將這個訊息提供給下一屆參賽者參考，讓他們剔除重複的題材，或從這些想像去變化出更新的創作。
我非常喜歡上一屆影展參賽作品中的《船到橋頭自然直》這部影片，因為它不只用一種新的方法去探討懷舊跟回憶，而且口味非常普及，而大眾化跟通俗化對社區居民相當重要。
應蔚民：我大部分時間在做音樂表演，第一次去橋仔頭糖廠的身份是評審。我覺得金甘蔗影展很像影像圈的「春天吶喊」，在春天吶喊，樂團到墾丁表演之後，雖然很快就回到各自的居地，可是表演幾年下來，大家發現每年到墾丁的重點不是去參加表演，而是去認識其他樂團的朋友，看一些自己沒見過的事情，挑戰自己的價值觀。而在橋頭舉辦第二屆影展的時候，有人拿DV，有人用底片，每個參賽團體使用的設備不同，卻能共存拍片，最後各自執行出一個結果，我覺得蠻好。
耿一葦：我的本業是劇場，因此我看金甘蔗影展，覺得比較像一個拍片的工作坊。劇場裡的工作坊就是這樣，一群人聚在一起，一段時間內要做出一個東西、一個呈現，那作品就是工作坊的作品。工作坊的作品裡是否出現好作品不是那麼重要，比較重要的是festival本身，還有很多喜歡拍片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影展的發展重點，我覺得應該是吸引人才，讓有潛力的人願意到橋頭參加這個工作坊、願意跟別人互動，以後從這個工作坊出去的人出了名，就會變成這個影展最大的資產。
對影展來說，如果真要拍出一個作品來，「現地拍攝」會成為一種限制，幾屆下來總會出現類似的東西，但如果把影展當成一個拍片工作坊，倒可以成為一個很有價值的影展，因為它不以成品論斷，反而在乎過程，如果這個過程成功，參與的創作者可能在橋頭拍片的過程裡面，沒有拍出他想要的片子，可是拍片的過程中學到一些東西，激盪出新的idea，離開後拍出其他的片子，之後他們應該「回娘家」，成為影展參與者間的一個默契，彼此生發出一種凝聚力。金甘蔗可以成為一個喜歡拍電影的人碰見同好、交換學習經驗的地方。
影展是一種戰鬥形式，它企圖輔助地方
吳瑪悧：我比較震撼的是，捷運工程的推土機進到了橋頭藝術村這件事情，這讓我開始思考，到底在橋仔頭文史協會的工作脈絡裡，金甘蔗影展的意義是什麼？因為我大概知道蔣耀賢在橋頭做的一些事情，包括藝術村、橋仔頭文史協會做的在地經營工作、台灣田野學校，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由在地發展出來的，一方面發現地方，同時在經營地方，也為地方創造一些新的可能性，如果去看整個過程，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滿動人的。諷刺的是，橋仔頭文史協會所在的基地一直不斷在消失，從捷運工程開始，原來藝術家駐村的場域不斷在限縮，很多空間不見了，這是蘊育藝術想像可能性的地方，但它不斷在消失，這消失的過程使我看到蔣耀賢的抗爭，我覺得金甘蔗影展是一種戰鬥形式，它企圖去輔助那個地方，讓地方的魅力被看到。
但上屆參與金甘蔗影展，我有一個感受是，影展生產的大部份影片都跟地方沒有關係，也就是說，大家都只是把橋頭當作一個場景，利用那邊的人物、空間形式去做自己想像的東西，我覺得這也沒有問題，也有可能發展出一些奇怪、好玩的東西，可是另一方面，也看到好多懷舊的影片，這種懷舊感是那麼「真實」，好像你想像你到鄉村，就一定會有那些事情發生，或是你到橋頭這個鄉下地方，就會有某些類型的故事發生，那些故事也許真的有過、也許真的曾經發生，但如何讓那樣的東西不是那麼樣板化地被呈現，而是有血有肉地讓過去跟現在有真實的連結？看片子的時候，我的感覺是很多東西是被想像出來的，成為想像出來的鄉愁，而不是真實的鄉愁，當然我也不清楚真實的鄉愁是什麼。
橋頭有它的魅力，那個魅力可以吸引很多人去參與影展活動，我覺得這部份是很棒的，可是被吸引過去的人，也許因為工作時間很短，容易帶著一些既定的想法去，然後很快地必須把它操作出來，加上這個地方不斷地在消失，最後我們是不是只是共同在創造一個虛擬的地方感，或說我們已經在為那個不斷消失的地方做一些憑弔的工作？有一天假設糖廠不在了，我們可能都是透過留下來的影像去認識這個地方，可是記錄這個地方的影像卻這麼不真實，那麼這個抗爭形式的意義是什麼？
如何讓所有進到那個空間的人，即使不談使命感，也至少能敏感地去看那些在這個時間、這個空間裡發生的變化，這跟影片很有關係，因為影片本來就在記錄過去，但是過去與現在這兩個時空到底如何對話？我覺得影展可以把這問題帶出來，不管讓它成為一個討論還是一個「行動」的討論，那個行動的策略對我來說有一點重要。影展如何成為一個更有效的行動？這是我自己在思考的。
串連起拍片與地方的關係，讓創作者不只把橋頭當作場景
王耿瑜：不管是不是從商業角度看，都應該想像影片的放映對象是誰、要溝通的目的是什麼。
我二○○年和○一年在金馬影展工作，後來離開去做了三屆兒童影展。一般兒童影展的選片多從大人的角度，但我到國外，看到很多國外的兒童影展一開始就有workshop，引導小朋友自己去拍各式各樣的東西，作品也會在影展裡頭變成一個單元。回來之後，我開始去想怎麼讓台灣的小朋友也可以呈現自己觀看世界的角度。我在影展裡籌劃了一個單元叫「小導演大夢想」，因為兒童影展是雙年展，每個雙數年發生，我們就在單數年做workshop，先請老師跟小朋友提一個單元企劃案來，我們甄選通過的十組團隊就來到台北集訓五天，上一些基本的影像課程。我也找到專業導演為十組團隊作監製，幫忙輔導老師；甄選通過的團隊七月上完workshop回到學校，在八到十二月間，這些監製要跟他們至少每個月碰一到兩次面，去跟他們工作、幫他們把片子完成。我邀請來當監製的導演朋友包括王小棣老師、張作驥和湯湘竹，好多導演在這個過程裡和小朋友做了真實的接觸。三年下來，我們已經累積有三十部十分鐘短片，生產影片的過程中，最基礎的成果有師生的關係打破，因為拍片的時候老師跟小朋友是平等的；另外，透過近半年的引導、互動，老師們也有能力稍微讓一部教學影片變成好看的紀錄片。去年影展生產出一部叫做《穀子．穀子》的影片，後來就報名了金穗獎，也被日本觀眾看見。
另外一個我參與的影展叫「紫絲帶電影節」，它跟家暴問題有關。第一屆影展我們在台灣只勉強找到一部探討家暴議題的電影，就是鄭文堂導演的《深海》，可是台灣有那麼多家暴案件，為什麼這麼少影片以此為題材？所以從第二年起，我們也採徵件制，發給每個入選的團隊六萬塊錢，從徵得的提案中選出各式各樣片型，其中有議題探討，有紀實影片，也有劇情片。我們邀請評審幫忙跟創作團隊討論作品怎麼修改，而這便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是這類影片希望被誰看到？製作的目的是什麼？
去年年底我幫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我的24小時」計劃，獲得很大的學習。這個計劃最初希望台灣青少年跟世界接軌，富邦文教基金會於是提供五千塊錢美金來製作五部片子，期望用這樣的方式找到一些青少年來拍片。我沿用兒童影展的工作模式，在五大洲五個國家各找一個專業導演，由他們去找青少年來拍片。過程中我認識一位比利時導演，他在比利時和布吉納法索等不同地區工作了三、四年，不斷帶青少年跟兒童做拍片的工作，每一波工作都是有議題的，而且可以發揮影響力。比方，在波士尼亞帶小朋友他就談戰爭，在布吉納法索就談水資源，今年，他有一個工作坊取名「出生證明的重要」，就在強調報戶口的重要。小朋友自己拍攝的影片，他們邀請村裡的人來看，就成為一個行動，變成一種公共教育，使人們真的開始改變自己的生活；例如，在布吉納法索談論水資源，結果是以前總是頂著水盆去取水的當地居民，現在知道至少應該帶密封的罐子去取水。
金甘蔗影展怎麼談出一個議題，並且透過這個議題被更多人看到？既然主辦單位是文史工作室，旗下有很多子計劃，包括在地生活文化調查、大家寫村史和故事採集，以及製作藝術地圖，類似的主題假如能夠串連起拍片與地方的關係，讓創作者不只把橋頭當作場景，作品就會跟那個場景產生更多互動。
把這時代影像的特殊屬性開發出來
陳光興：橋頭是個有魅力的地方，它的魅力部份來自場景夾帶的歷史感，造訪過當地的人便會了解它的氣氛與靈光，但也必須知道，那裡的故事遠比氣氛本身複雜許多。
有一天糖廠或許真會消失，但金甘蔗影展可以繼續舉辦。對那個社區來說，影展是一個動員的過程，而橋仔頭文史協會可以撐持十三年，也早已成為「地頭蛇」，它的存在有正當性、有社區的基礎，他們目前從事的工作，在我看來，是一種「前製作業」，哪天糖廠真要拆了，所有在那裡參與過活動的「老同學」都可以回來聲援。
目前台灣的主導性論述以及對文史工作的重視，對橋仔頭文史協會很有利，所以即便有捷運工程，糖廠至今沒有被完全夷平、剷除，事實上，要剷除一個已經生存有十三年之久的東西，是要付出代價的。
剛剛耿一葦提到，金甘蔗不必是個影展，也可以是個工作坊，影像的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這當然是很準確的說法，但我覺得，也許它就是應該被稱作一個影展，可惜目前影展的標的還不是很清晰。雖然我並非電影相關的專業人士，但依我的觀察，十分鐘短片的空間正在爆炸，這個媒體不能掌握、沒有人能夠掌握，其發展的速率使我懷疑，作為金甘蔗影展的發起人之一，柯淑卿導演對電影的想像之於今日或已「太過電影」了。影展的「影」究竟意味什麼？就大學生來說，搞不好是網頁。所以關於影像作品的生產，或許大家可以丟掉更多包袱，新的媒體組合、新的可能性在浮現，也許金甘蔗的某個面向便該讓這些可能性出頭，把這時代影像的特殊屬性開發出來，讓更多人參與其中，往更有創造性的方向走，最後或能走出這個影展的獨特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