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從未認真想過學雜費用途和班費的正當性。《行動代號：孫中山》開場，阿左（詹懷雲飾）的同學跳針式的催繳阿左班費，讓阿左決定下手行竊學校儲藏室裡的國父銅像，變賣繳交班費。沒錢的小天（魏漢鼎飾）為了畢業旅行，也計畫偷孫中山銅像變賣，繳出旅費。

但這個故事引發筆者開始思考的，是始終困擾他們的那個問題──那筆交不出的班費和畢業旅行費。2012年教育部統一規定，中小學代辦費只能收「教科書籍費、住宿費、家長會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午餐費」，不能再收的包括班級費、蒸飯費和學生活動費等，這些費用應由校方公費中支應（註1 ）。而畢業旅行在2013年被教育部要求正名為「校外教學」，且須配合課程設計，同時，由於是執行公務，教師的旅費基本上由學校支付（註2）。阿左2000元的班費，可能包括了本該由學校／國家負擔的教材、設備費用，還有「老師為了全班好」而阿左沒有很想考的考卷影印費，以及不一定想寫的寒暑假作業。沒錢的小天，被排除在國民教育體制裡名義上的校外教學。小天或許真的想和同學玩，或許因為自尊心，想盡辦法把「校外教學」的錢給籌出來。看著他們為著這筆錢絞盡腦汁，筆者開始反思，身為自小到大一直按時繳交學雜費、班費、其他種種費用的一介「順民」，就算經濟狀況無慮，為何沒去問「為什麼要交班費？」，而是毫無質疑的就把班費交出來？我們到底為何如此順從。

電影裡，困擾著阿左和小天的班費、畢業旅行費被當作劇情中理所當然的障礙，這是大人遊戲規則下的結果。雖然面對體制與權力，阿左和小天的處理態度（決定交錢），似乎和社會裡大部份的大人差不了多少。然而，雖然兩人決定乖乖地交費用，導演透過角色設定和符號、空間的操作，點出了權力的運作和逃逸的可能。

易智言鏡頭下的阿左和小天，面對的是一個靠著不斷複製、操演，來鞏固權力的體制結構，而在這大環境的體制下，他們重複念著出於對自身體認的台詞、拙拙做著重複的動作（多次移動小組會議的位置、亂做一通的體操），詭異的行為和周遭怡然自得的人們相比，顯得格格不入。這樣的操作對筆者而言，點出日常生活中的慣習與自在，其實是透過重複操演主流價值的規範所形成。同時，飾演阿左的詹懷雲稍嫌僵硬的表演方式，初始看來彆扭。然而，隨著異想天開的脫貧計畫逐漸展開，詹懷雲的（本色）表演讓阿左這種猶如來自異次元還不融入地球人處世規則的角色設定和偷銅像計畫有了奇異的整體感。阿左以猶如天上掉下來的樂觀，在小天為了自我保護而砌出的城牆牆角下不斷挖著，最後在西門町無人馬路上的扭打中，阿左終於拿起真實的拳頭把小天的牆（而不是小天）給推倒了。這段過程，令筆者想起《藍色大門》中孟克柔與張士豪兩頭受傷的動物在體育館裡的推擠衝撞。

最後他們帶著「美少女複製人軍團」，閃閃躲躲地趁著放學後，爬牆進入校園，先是佯裝掃地躲過路過師生的懷疑，然後在漆黑的校內小徑上與空無一人的體育館裡潛行，並利用警衛對連續劇的投入（可見連續劇對大眾的催眠能力），在學校那被規範（例如校規、禮儀、上下課時間）覆蓋的實體空間中，開出一條祕密通道，準備將銅像運出學校。這種白爛的突圍， 也發生在阿左和小天對國父銅像的認知上。在本片中，國父銅像是個被去脈絡化而成為具有交換價值的物件。或許可以說（那樣的）歷史在阿左和小天這樣的世代（甚至包括他們的上一世代或上上個世代），已被拋在腦後或無法產生連結。或許，阿左小天這幫人對國父銅像的認知與使用，反而突破了傳統禮教尊卑貴賤的權力階級秩序 。

阿左和小天的行動計畫， 在孫中山銅像掉落在西門町街頭與兩人街頭一陣扭打後後，被大人和那個世界發現了。學校生教組組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到學生是否知道自己做錯了，主任說：「他們知道了」。「他們知道了」。電影最後，攝影機從橋下捕捉站在橋上的那群天兵軍團，在陰暗潮濕的臺北天空下，在101巨大的黑濛濛的形體前，舉起了拳頭。他們瘦弱的身形細細的手臂，在搖搖晃晃的鏡頭前一閃而過。再追問他們真的知道了嗎？知道了什麼？知道了然後呢？青春的奮力在現實的重壓下，電影突然變的難以承受。

我們呢？我們知道了嗎？知道了什麼？知道了然後呢？
 

註1：自由時報，「今天開學，班費等6費用不能收」，2012年8月30日。
註2：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教師會網站，「3/14教育部『研商教師參加畢業旅行付費相關事宜會議』紀錄」，2013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