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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李滄東
演員 尹靜姬等
出品 韓國 / 2010
發行 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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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吳俞萱 |
此刻是一切存在的根源，而創作是對存在的無限追問。李滄東的《生命之詩》（Poetry，2010）呈現一首詩的完成，是一個人長時間的自我觀照，長時間經營生命的結果。或者，也可以說，這部電影描寫了一個女人走出困頓與掙扎，以痛苦與甜美的傷痕，譜寫了生命之詩。
六十多歲的老婦人正要開始學習寫詩的時候，卻得了失智症，漸漸遺忘語言，失去指認和呼喚世界的能力。在她構思人生的第一首詩的過程裡，她發現自己獨立撫養的外孫與幾個同學一起強姦了一個女孩，導致女孩投河自盡，而同學的家長們為了掩蓋事端，就以錢財買通來弭平罪惡。面對外孫與死者的命運，老婦人陷入集體自欺與偽善的共犯結構，以及她個人良善道德的譴責與無助混亂之中。
透過老婦人寫詩的困惑：靈感在哪裡？為什麼寫不出詩來？導演不僅刻劃出追求藝術的苦悶心靈圖像，更尖銳地提問：一個純真的存在，能不被現實斲傷嗎？在跌宕的殘酷環境裡，如何尋找詩意的棲居？在貧乏的生活之中，怎麼安置敏銳的心思和悲憫的良知？
將「外在世界的殘酷暴力」與「個人精神世界的純淨意志」相互映照和牽涉，是李滄東一脈相承的電影創作主題。如同《生命之詩》的片名字幕在鳥鳴和淙淙水流的寧靜舒緩間，浮現於漂過小河的屍體旁邊，彷彿美麗與污穢同源。李滄東反覆探究的是潛藏在人類心中最原始的生命欲望，如何在承受了現實環境和人際關係的塑造和壓迫之後，試煉出嚴苛的堅定意志。
李滄東早年從事劇場工作，後來轉戰文壇，更出任韓國文化部長。他的首部作品《綠魚》（Green Fish，1997）對分權的本質提出了嚴厲控訴。具有史詩格局的《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1999）描寫底層勞動人民的悲劇歷史，藉此隱射集體歷史的荒虐無道。《綠洲》（Oasis，2002）通過愛情故事來反應現實的庸俗和暴力。第四部電影《密陽》（Secret Sunshine，2007）展露一個與罪惡共生的悲鳴靈魂如何療癒自我。直到《生命之詩》，李滄東電影的風格由剛烈憤慨，轉變為含蓄平和；沒有改變的是，他尊重現實、凝視苦難，繼承了社會現實主義的系譜。
1996年以後，韓國電影制度和環境發生了急速變化，軍事政權時代結束，文官政府將電影文化的孕育視為國力的扶植，於是，放寬電影審查、開放企業資本進入電影產業、舉辦各種電影節等，讓「韓國電影新浪潮」應運而生。相較於前輩導演，李滄東、朴光洙、張善宇、林權澤等人更具有電影形式上的自覺，一面批判韓國社會問題，一面追求電影美學的成就，贖回尋常事物的深刻意涵。
經由電影，李滄東想告訴我們的是，生命的意義不在天上，而是在現實當中，雖然它很醜陋。唯一能為道德防腐的，就是對於美感的追求。就像《生命之詩》裡的老婦人，雖然困苦且深感疚責，卻總穿著典雅的碎花雪紡衫和飄逸的及地長裙，頸間纏繫一條鉤花精緻的圍巾。她常戴的柔軟白色織帽，如同隔開她與世界的邊沿，然而，陽光卻穿過織帽的縫隙，輕撫她悠然純淨的臉龐。她內心盼待的，似乎是窮厄現實之外的超脫和美麗，而某種堅韌的性格和強大的精神力量，令她執著於體面、尊嚴地活著，以此承擔生存的重量。
那強大的內在力量來自敏感、慈悲、情深義重；亦即，詩人的性格──心念隨物流轉，純粹與萬物共同悲喜。老婦人猶如費里尼一九四五年的電影《大路》裡純真無邪的女孩潔索蜜娜，內心總有隻耳朵在留神諦聽什麼事變了，腐朽了，破了。永遠在狂喜、半神聖的滿足與沮喪、罪惡、自責的兩極中擺盪。
擺盪在詩藝湧現和現實磨難的兩極之間，老婦人無可避免地，得傾力檢視自身的錯落與殘缺。她一邊挖掘內心的愧疚，一邊追尋詩意的美感；她無法躲避良心的審判，也無法停止尋求超越性的救贖意義。每當她的情感劇烈衝突，她就會拿出筆記本，寫下簡短而真情流露的詩行。
一開始，「寫詩」是她與暴力對決的方式。加害者家屬們把她找去，商討規避罪刑的手段。眼見他們無視生命中的一切矛盾與不確定，她忽然離席，走向戶外，蹲在一叢雞冠花前，寫下「血一樣紅的花」，如同在揭發那些庇護（雞冠花的花語）自身利益者的血腥和殘忍，也像吐露自己沉重的悔意。她到外孫的學校，看見孩子們自由自在地玩樂，彷彿同校女學生的罹難，完全沒有影響世界的運轉，她困惑地仰望天際，然後低頭寫下：「鳥在唱歌，唱些什麼呢？」
她從醫院離開，得知自己患了失智症。她去籌借賠償金的路上，經過一座映照慘淡暮色的平靜湖泊，她寫下：「時間飛逝，花朵凋謝」，也許她想起了迫近的死亡，以及死去女孩的歸宿，一條流動的河水。她來到女孩當初縱身躍下的橋上，她的白色帽子被風旋起，落在河面，如一具幼弱的屍體，緩緩漂過。她的命運似乎與那個女孩，遙相呼應。
走向女孩葬身的小河，她拿出筆記本，卻久久無法落筆。此刻，下起雨來，雨水猛烈地沖刷著，她單薄的肉身。雨水像她崩潰的心緒，轟然落下，落在空白的紙上，騰寫無形的懺悔。她拖著被水浸濕的皮囊，將自己獻身給她看護的老男人。自此，她擁有了和女孩一樣受辱的身體，還向老男人借到了賠償金，完成了她對外孫的庇護。
為了順利和解，加害者家屬們請託老婦人去看望女孩的母親。老婦人走進開闊明媚的鄉村農地，眼見樹下掉滿了熟透的杏子，她咬了一口，在紙上寫著：「墜落塵土的杏子，被壓榨和被踐踏，是為了等待重生。」她對美景的讚嘆，如同對死去女孩的禱詞，對消逝生命的悲憫。當她遇見樸實黝黑的婦人，竟天真激動地分享她剛從大自然得到的領悟，而忘了婦人就是女孩的母親。她在揮別婦人之後，才恍然記起此行的目的，卻不敢再回頭，向女孩的母親致歉賠罪。
如果，圍繞在老婦人身邊的虛偽現實是為了遮蔽真相，那麼，老婦人寫詩，則是為了說出事物存在的真實。她透過「寫詩」，真正地與他者溝通，產生強烈的共振，轉化了生命的苦難，並為愛、恨、生死情節，重新命名。影片結尾，一連串的空鏡頭就像老婦人誦讀《姐妹之歌》的餘音，引領她步入女孩死前的生活場景，緩緩地，她向女孩敞開自己，以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疊合彼此的命運。
詩人里爾克說：「如果想要有足夠的眼界，必須去過陰影之間，與死者一同進食，分享他們的罌粟。」無所畏懼地，老婦人獨自返回那個遭到摧毀的世界，揭開被遮掩的事物，對一切被遺忘的存在進行探索，勇敢地把自己推到極限，為那些被埋沒了的、隱蔽了的自由而書寫。最終，她通過種種排練，明澈地獻祭自己的生命，替這個無意義的世界贖罪，用靈魂的最後一次呼吸，捍衛女孩的孤獨。在死後的世界，她將在女孩身邊，與苦難同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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