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由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發行的「經典無聲電影」DVD，同步收錄兩部臺灣早期的無聲實驗紀錄片──白景瑞《台北之晨》（1964）與劉吶鷗《持攝影機的男人》（1933），並由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主導聲音製作，探索聲景（Soundscape）、都市空間、影像記憶、實驗音樂的可能性。

事實上，《台北之晨》拍攝當年已是有聲電影的時代，只因不符當時「健康寫實」風潮，計畫中止，聲部意外缺席，直到二十一世紀才以默片形式首度問世。經由林強重新配樂，除了賦予兩部未竟之作全新的當代視野，更帶有時代流轉的意味。

大多《台北之晨》中的舊時代台北容貌，既無宣揚戰後市井美好生活，亦無政治正確的話語，鏡頭聚焦在禮拜、儀隊、紡織女工的按表操課，漸次推移出一個集體勞動的白晝，隱含對社會階級的冷靜批判。影片前段，配樂低抑沉靜，充斥著懸疑式的小調，為往後城市暗面的藍領蒙太奇埋下伏筆。

隨著蒸氣火車進站、平交道柵欄緩緩升起，藍領與白領階級展開忙碌的一天，電子聲響便跟著城市加速運轉起來，變得圓滾滾、活跳跳，近似於德國電子音樂人Oval的早期作品中，充滿毛邊與粗顆粒的聲響紋理，經常崎嶇且不平坦。

《台北之晨》所搬演的聲響行動，大多取自故障音樂（Glitch Music），一種發跡於1910年代噪音藝術的美學形式。聲源通常是受損的錄音設備，如CD跳針、失真、死機、黑膠刮痕等，具有栩栩如生的機械性；歷史上最早的故障音樂作品，忠實紀錄了二十世紀初歐洲的現代化瞬間，如《城市的甦醒》（Risveglio di una città）、《汽車與飛機的相遇》（Convegno di automobili e aeroplani）。這些由第二次工業革命所生產出來的聲音，作為故障音樂的精神原鄉，也貫穿《台北之晨》鏡頭下的六零年代，臺灣由農業社會步入輕重工業的都會景況。

原本只發生在學術界的故障音樂，經由Oval正式引渡到電子音樂領域。初試啼聲的《Systemisch》（1994）和《94diskont.》（1995），讓故障音樂初有環境音樂的溫潤特質，更加庶民，德國躍升為新一派故障音樂的發源地。

當時正值九零年代。那個夏天，東德的青年將身體靠在柏林圍牆邊，聽著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牆的另一邊唱著《Heroes》而掉下眼淚時，他們並不知道冷戰即將結束。柏林圍牆倒榻後，東西德正式統一，臺灣則進入解嚴後搖滾百家爭鳴的年代。野台開唱、春天吶喊將音量轉到最大，眾搖滾巨星在新型場館文化之下冒出新芽、百花齊放。

那時，來自彰化的林強，拎著行囊搭上一輛北上列車，展開他創作生涯的起點。1990年的首張專輯《向前走》，讓他一夕間成為大賣四十萬張唱片的當紅偶像，橫空出世，甚至開啟新台語歌時代，一直到1994年劃時代的《娛樂世界》後，才淡出演藝事業，正式轉換跑道。細數林強迄今二十五年的電子音樂與配樂生涯，從坎城影展電影原聲帶大獎，作品登上巴黎時裝週，到坂本龍一、雲門舞集、《眾聲之所》和《白晝之夜》的跨界合作，已然成為最朝國際「向前走」的臺灣音樂人之一。

身為侯孝賢的御用配樂家，很長一段時間，被世人所熟知的「林強」，已和各式各樣大動作的虛構年代與造景畫上等號，如《三峽好人》長江上游的工程建地、《千禧曼波》世紀末的舞廳與夜生活、《刺客聶隱娘》群雄割據的唐朝古寺、或者《路邊野餐》貴州黔東南的亞熱帶邊陲，都有林強的配樂在眾影迷的耳邊貼壁而行。

因此，當那享譽國際、飛向「頭也不回的現代性」的林強，在近一個世紀後，以聲音重述《持攝影機的男人》裡的藝陣、人力車、裹小腳、舞龍舞獅那些日治時期的臺灣庶民群像，其實是他生涯「大航海」跨度的電影時空間中，極少數真正意義上的臺灣鄉土。

令人動容的是，在此林強採用經典環境音樂（Ambient Music）的姿態，收起聲響的武裝、戲劇性臉孔，沒有大起大落的拍點，而只是淡淡地貼著鏡頭下的南臺灣地景，特別是〈人間卷〉，一處三代同堂、老式庭院的封閉時空，那總是過曝、亮晃晃、沒有色彩的人事已非。

你幾乎能看見那個九零年尚未封嗓的林強，預言性地，在〈天和地〉中用台語唱著「待在田中的老阿伯／拿著一隻鋤頭帶斗笠」，彷彿時間倒轉，火車倒行，極簡成為他面對這塊土地的純粹形式。這樣的轉身，也經由對創作人地理故鄉和音樂生涯的回溯，有了內在的褶皺和景深，映照出島國記憶裡最深也是最初的時光。■

本文由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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