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650 2019-07-25 | 院線 |
《灼人秘密》:灼人的不是秘密
導演  趙德胤
演員  吳可熙、宋芸樺、夏于喬
出品  台灣、馬來西亞、緬甸/2019
發行  
文 / 甜寒 圖/岸上影像有限公司提供

「我該怎麼描述整件事呢?」
「倒著說。」
——娥蘇拉‧勒瑰恩《地海奇風》

對《灼人秘密》的導演趙德胤和編劇暨主演吳可熙來說,故事不只得倒著說,還得迴還反覆地說,從角色的心靈下潛,直至記憶和思考不得不混亂與變形的最深處,再慢慢回來至(與他人共有的)現實,才能貼近這份獨特私密的視角。

或說,貼近這份痛苦。痛苦本身該是獨特和私密的。

作為趙德胤導演第五部劇情長片,有別於先前紀錄片或劇情片都聚焦在他出生地——緬甸——東南亞社會和華人移民的底層困境,《灼人秘密》卻是一部呈現「女演員受折磨的自我」的心理驚悚片,這樣的主題乍看在「#MeToo」發酵後的現在,用類似於今敏的《藍色恐懼》(Perfect Blue,1997)和Darren Aronofsky的《黑天鵝》(Black Swan,2010)的受精神問題折磨者的視角,對電影工業的職權、性別上的壓迫提出控訴——入圍坎城「一種注目」單元後,西方媒體也似乎不斷強調這點。

但《灼人秘密》的故事其實非常簡單,看似在於解開使女主角Nina受苦的秘密真相為何,而重點卻在於如何描摹這個秘密之灼人的過程,「為何」並不那麼重要,「如何」灼人、人又得不得不如何反應⋯⋯故事「如何」去說才是這部電影所關心的。電影並不檢討「為何」而行批判,或許不符合主流對於「#MeToo」作品的期待——認為這部電影要有更多樣的立場和更多種細節的寫實性批判——但我倒覺得它是重要的異聲,它並非是一個尋求解決或超越的故事,而是在這樣正向地強調不要為自己的受害感到羞恥的浪潮下,反應一種「如果就是會感到羞恥、深陷痛苦」的人,卻不能怎麼辦,的吶喊。

而這個「如何」建立在電影讓觀眾和Nina重新經驗創傷:真正的祕密被拆成噩夢的碎片——創傷事件的元素——滲入(intrude)她的感知,使她的生活成為不斷回放(flashback)的煉獄,而為了保護自己不受秘密傷害,她閃避了真實的記憶,進一步扭曲了它。驚悚類型片的聲音音效設計(滾水和狗叫、燙到的壁虎、蟑螂爬過的聲音)與視覺設計(大膽的原色、銳利的打光)找到了很好的緣由:是因為要呈現她處在過度警覺(hypervigilance) 而感官放大的狀態。整齣電影表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表現得淋漓盡致,讓我想到Ari Aster在《宿怨》(Hereditary,2018)也是這樣致力於精神病理和電影語言兩種現象學的轉化和對應,直接讓觀眾看見心理所能感受到的地獄,直接走一遭精神迷宮的曲折。

電影裡面受辱情節層出不窮的誇張扭曲表現,甚至可以說強迫觀眾感受被揭示的真實和個人的認知之間的模糊。因為關鍵不在於事件是多大的創傷、可能多令人痛苦,而是痛苦本身多令人痛苦:沒有符合什麼樣事件的準則才該反應怎麼樣痛苦的客觀比例,痛苦沒有極限,所以也不該受到評價;痛苦反覆造訪刷洗,心靈防衛地對抗,卻同時又被它侵蝕出新的傷痕。

而到底什麼時候才是迷宮的入口,什麼時候遠離了現實,下墜入惡夢?不如問趙德胤從什麼時候、又怎麼建立從現實翻摺到與夢境混同的曖昧之中。

電影一開始即透過玩弄戲中戲的意象去奠定虛/實難分的基調。經紀人向Nina提出難得的試鏡機會,但該電影《蝶戀》尺度大膽,他要她慎重考慮。「如果沒辦法也沒關係,不勉強」經紀人如此說,但他言下之意有著「再這樣下去妳就沒機會了」的被動攻擊(passive-aggressiveness),加上兩人被鎖死在兩側夾帶鏡子長型餐廳深處,鏡頭緩慢推進,更不給她退路,直到特寫了壁虎在燈罩內燙傷的「灼人」——壁虎的插曲某種程度也是「戲中戲」,它替代了Nina——預示了她命運的圖景。

《蝶戀》試鏡後我們看到Nina還穿著試鏡時那件紅色洋裝,深夜徘徊哭泣,甚至誇張地在馬路上躺下,直到我們聽到導演劇組喊cut,才發覺原來剛才發生的是《蝶戀》拍攝的場景,而非Nina試鏡落選——算是操作虛構/現實內外的常見手法——但在此前試鏡時我們卻看到評審在她照片上頭打上大大的「X」,以及喊cut隨後車子不合常理地差點衝撞她,電影繼續佈下了虛實難分的疑雲。

之後《蝶戀》拍攝圍成一桌的用餐戲,鏡頭伴隨著《蝶戀》導演從畫外指導畫內演員們的聲音——主要是對Nina的演技諸多挑剔,要她不斷重演——逐漸拉遠,從局部到全景,強調出劇組幕後人員在旁這樣戲裡戲外的「分界」。有趣的是,電影這些強調戲中戲的機制,從大處到細部、從內到外、再從局部回到全景不斷翻摺的迷陣,在類型敘事裡找尋祕密的真相(兇手)但真相(兇手)不那麼重要的前提下,具有強烈謀劃感的鏡頭卻會讓人去往更後設的懷疑——這些險惡的鏡頭若屬於某個幕後黑手的主觀鏡頭,那只會是拍攝《灼人秘密》的趙導演吧?

尤其當我們從戲中戲《蝶戀》、Nina所在的故事世界、更進一步翻摺出《灼人秘密》外,不免會思考這部電影在拍攝時本身的問題:趴在地上學狗叫,被甩巴掌⋯⋯一部刻劃女演員職場創傷的電影,卻要讓參與它的演員也經歷類似的惡夢--觀眾必須假想劇組一定會充分意識到這點,並做好充足的準備創造安全和安心的環境吧?但這部提醒我們個人苦痛不該被低估的電影,反面來說,不是也強調著安全和安心之難嗎?甚至,電影倚重某種「經典女性形象」的歇斯底里表現這件事,是否又是一種剝削遠大於替女性發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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