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來自地下室，比底還更低的故事。電影從開始，導演奉俊昊就暗示了這點。低矮天花板掛著洗好、灰黑的襪子，從窗外看出去，視野卻比柏油路面低。雜亂的家呈現一片令人不適的暗色調，好一陣安靜，才終於傳出一家四口的談話聲。
對導演而言，觀眾只有在這樣的空間裡習慣一下，才能比較理想地進入故事。不久，附近爛醉老男人跑來水溝旁，幾乎是在他們家窗口隨地放尿。這是導演對整部作品第二次定調：你可能在《小偷家族》看過人性的光輝、在《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見過親情的堅韌、在《燃燒烈愛》望過遼闊的孤獨；但在《寄生上流》裡，這些通通沒有。這裡是底層階級的野戰叢林，所有髒水匯流而來的地下室，爛醉阿伯每天可以尿上幾泡，裡頭一家子卻沒人有勇氣膽敢挑戰，因為社會除了生存本能，沒有多給他們任何其他勇氣、或自信。
抗爭是需要學習的。低下者的認份，帶著退讓的柔軟，近乎頑固，令人不忍。而這個略帶喜劇調性的小小爭吵，也在阿伯與主角一家人中間，拉開一道屬於底層階級的兩極光譜：一種，是對生命狀態的「棄」，放軟、爛醉、耽溺，閉起眼睛，任黑暗籠罩自己，就算餐風露宿，內心也自有溫暖與安全。在那裡，故事寂然靜止，時間悄悄遞上死亡。另一種，是頑強抵抗的「生」，外在殘酷因素接踵而來，人需要拿出雄壯的氣勢踩出步伐，展開廝殺，那也是整篇故事之所以能推進下去的動力。然而，廝殺的對象往往都是相同處境的弱者；遙遠的上流，要拿來尊重、服從、與寄生。
然而，「生」究竟要「寄」在哪裡？自我、價值、與個人尊嚴如何安放？這並非容許原創的問題。想像力也是種資本。打開家門，踏進社會，所有「好」都先於自身感受，被妥善定義了。好的環境、好的教育、好的食物、好的氣味。來自底層家庭的父親，看到女兒偽造文書的成果後驚嘆：她應該去讀一流藝術大學！這句台詞濃縮的，是社會能動性限制下，產生的眼界悲歌。爸爸所不知道的是，在頂層階級，小孩可以擁有一間專屬的創作房，關起門自由揮灑；然而同樣有天份，若在起點缺乏資本，就沒有容許自己表現的空間，只能透過模仿，躋身上流。那不就是主角一家人兢兢業業在做的事嗎？模仿上流社會的思考方式、言行舉止、價值判斷。甚至連開賓士車轉個彎，都可以被稱讚：如此平順，你果然內行。透過扭曲自己，變為他人的影子。然而這只是他們的生存技能，真正的他們，仍是被卡車超前時罵髒話的爸爸；是馬桶不斷噴出黑水，還可以坐在上面抽根菸的女兒；是為求涼快與方便活動，老是在家穿相似廉價背心的媽媽。
追根究底，那種已經被定義的「好」，或許是權力慾望的來源。哪怕只有一個動作、一句話、一瞬間。弱弱相殘特別容易。擺出姿態正面迎擊，回到暗處，再喜孜孜吸吮勝利的喜悅，不能自拔，好像真的因此，像墊起腳尖的幻覺，以為高了一層。這種攻擊，以及近似上流社會的姿態，比較好的臨摹，重點在「輕」。因此，電影在最主要的弱弱相殘環節起始——請回想一下電影畫面——為了加強對模仿的描摹，特地選了最優雅、無形的方式，意圖造成致命傷害。隨著劇情推進，來自底層的身體、衝撞、與暴力，才由於情勢膠著，漸漸浮現出來。但差異哪有那麼容易弭平？同樣是模仿，有人戰戰兢兢、姿態狼狽，有人卻開開心心地，看似模仿，其實都在做自己。小男孩扮演的勇敢印地安戰士，是僅存於想像世界的印地安戰士，與現實相差甚遠。細節處導演為了強調這點，甚至讓影帝宋康昊（窮爸爸）的妝容，在他扮演印地安人時，上了幾抹更紅、更暗沈的妝。他是那個更接近現實的人。
「媽媽，生命就像雜草。」這是米蘭．昆德拉在《生活在他方》中，讓年幼的詩人雅羅米爾說出的話。如果真是那樣就好了，左右擺動，生滅於無形，沒有一點姿態與要求。然而，電影告訴我們，真正處於社會中的這種位子，最大的不幸，或許是在靈光一瞬，回想起自己還有尊嚴。而尊嚴建立在平等之上。當用罄一切想像與用心，把自己原本面目消滅，甚至在一場傾盆大雨後，克服破爛街區地下室與郊區豪宅的現實條件差異，回到後者上班。就算如此，卻仍換不回應有的尊重。那不免讓人覺得所有努力、以及為求「好」而抹煞的自我，都真的灰飛堙滅。「我」在你眼前，卻徹底消失。ＩＴ企業社長面對自己愛不愛妻子的問題，可以停頓、醞釀扮演，琢磨何謂「好」的表象；但當窮爸爸的氣味一次次越界，他所表現的嫌惡，是社長的真。因為太真，令窮爸爸不得不想起彼此真正的身份、與距離。他原是一家最樂觀的人。但，樂觀的反面是期待，期待的內裏是傷害。
總結以上，這不是部仇富的電影，有錢不是原罪。電影所指出、以及本文重點分析的，是貧富差距裡，沒有資本的底層者身負的結構死胡同。導演畢業於延世大學社會系，作為致意，在此以社會學理論作結。上文所提及之「能動性」，是指人在社會中能獨立行動、自由選擇的程度、與能力。主角一家人無論如何努力，最後總無可選擇地墜落深淵，這是能動性低的現象。而資本不僅止於金錢，它泛指所有可進行生產的資源條件，包括想像力、知識、儀態、品味、與人際關係等。把這一切考量進來，電影中窮家庭與富家庭的差異，遠比外表看起來的更加深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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