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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Loach執導的電影從沒脫離過激進左派，在這大前提下，他的電影大致又分成兩類，一類將焦點置放於社會邊緣人、下層社會勞工階級等，這類電影儘管政治議題仍舊是如影隨形，不過，並不直接處理政治，而是側重描寫這群人的生活、友誼、親情、幻滅與渴望。另一類則直接觸碰到政治。這次金馬影展他的兩部片子，「鷹與男孩」、「吹動大麥的風」，恰好分屬兩種。

Ken Loach的導演風格決不是冷靜客觀的，他熱情如火、執著信念，這成為他的優點，也成為他的缺點。概括而言，Ken Loach處理社會邊緣人、下層社會勞工階級，他主觀、熱情如火的敘事便成為優點，每一個人物被置放的情境、掙扎、抉擇、絕望或希望，是深刻而充滿感力的。可是他的電影一旦直接觸碰政治，他主觀熱情如火的風格便成為一個致命的缺點，在這類電影中，他激進左派的立場總是十分鮮明的躍入敘事中，我幾乎可以感覺主角人物個個都是Ken Loach的代言人，慷慨激昂，然後，他總是無法避免在敘事結束時，暗示的作出黑白是非的正義裁決。

然而，政治往往是離黑白是非的正義有很長一段距離，政治多半是現實務實考量下，一個妥協的過程。我們很難說，透過妥協慢慢推進、或透過毫不妥協的決裂，到底誰會先達到目標。

我是從這個角度，覺得Ken Loach的「吹動大麥的風」這部電影，處理戴米和泰迪這對兄弟的不同抉擇，處理的不夠深刻。戴米是Ken Loach的代言人，激進的左派，他無法作任何的妥協，因此當英國給愛爾蘭一些利益，讓他們當中某一社會階層的人可以有往上攀爬的機會，以取得停戰的協議，他無法接受，因為他知道這協議，下層社會的愛爾蘭人是被犧牲掉的，他貼近這群人的生活痛苦，他無法同意他們被犧牲。可是哥哥泰迪同意這項協議，因為戰事已太久，因戰事失去生命、無家可歸的人太多，如果能停戰，讓愛爾蘭某層社會中人，原本無緣，現在卻有受教育、找到好工作的機會，這對愛爾蘭的未來未嘗不是一線希望。當然，戴米泰迪兄弟倆做出不同的抉擇，背後還有著愛爾蘭是否該立即爭取獨立的理念之爭。

兄弟倆曾出生入死，泰迪受慘烈酷刑時，戴米也陪伴在身側，但兩人最後卻分道揚鑣，使原本深刻的兄弟友誼，因理念抉擇就此成為敵人，這本可有非常深度的人性刻畫的，但Ken Loach已躍入敘事中，跟戴米站在一起，因此完全以戴米觀點來看泰迪的抉擇，以戴米的死審判了泰迪，泰迪的角色在電影中就被模糊掉了。

另外一例，就是戴米從小一齊長大的玩伴，基於恐懼，洩漏了泰迪戴米他們游擊隊的基地，導致游擊隊員被抓，泰迪被酷刑，三名游擊隊員罹難。在戰爭當中，背叛之罪當然無法原諒，可是玩伴說出來的心聲：「因為我恐懼。」也是百姓的心聲，這本可深度著墨，但Ken Loach卻將這玩伴的角色模糊掉，慎重處理著戴米堅持親自槍殺玩伴的痛苦透過戴米的痛苦，審判了童年玩伴因恐懼而出賣的行為。

Ken Loach自己談到這部電影的主題：「為了達到正義，必須經過暴力的過程。....泰迪將永遠陷入某種恐懼中。」也揭露了他躍入敘事成為戴米、並審判了泰迪的角度。因此，「吹動大麥的風」無法避免的跟Ken Loach其他政治性質的電影一般的，宣言味道太重，人性刻畫太偏執一方，因此勢必得犧牲些許藝術性。這其實也是肯洛區其他政治性質的電影，同樣會出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