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電影往常的主軸是追跡各種線索，《郵報：密戰》（The Post）卻選擇了運送和奔跑。如同影片中重要的指令，run，透過印刷廠的輸送帶和機器，無數份報紙違反引力地向上穿越景框，甚至在末段用奇異的形狀圍繞在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飾演的女主角Kay和湯姆漢克斯（Tom Hanks）飾演的Ben身旁。你看見報紙用視覺佔領了鏡頭，而且特別強調各種動態的運送、飛升、來去、增生，或成為各種不同瑣碎的文件、碎片、指令、草稿、超長傳真。這些輕盈的紙張運動不但一反我們橫向閱讀文字媒體的視覺習慣，還揭露了電影鏡頭必須緩慢移動的限制。我喜歡這個母題：因爲比電影更快，更無所不在，報紙與文字展現了它的力量。我們以為電影擅長看，但片中的五角大廈報告，電影必須用各種視覺的轉印來追上它：從第一場戲中用白色的光線轉場，彷彿讓Ellsberg戰場中的記憶烙印在銀幕上，即已展開這個不斷將資訊重新透過視覺「裝箱」的母題――不管是夾在手上奔跑、放在盒子、箱子、資料夾、被光線掃描（甚至光線轉印反射至人物的臉龐）、偷窺、打字機，轉手再轉手，看似沒有盡頭。

不管「裝」入的道具是什麼，只要交到另一個人手上，其意義就會隨持有者的肢體改變，在畫面上形成非常有意思的韻律，為了強調這種有趣的表現性，我們見到鏡頭運動是跟隨道具，而不是跟隨人物。正因電影只能捕捉那份五角大廈文件不停被轉印成不同圖像的過程，於是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一齣追尋真相的戲碼，而是一個圖像追逐另一個圖像，和圍繞著圖像舞蹈的人。導演調度和劇本結構時常懸置人物掙扎，去描繪資訊怎麼被調度的視覺力量。因此《郵報》描繪的是關於資訊怎麼經過媒體（特別是電影與報紙）而變成各種影像的故事。一則講述歷史事件如何在這些紙張流通中不斷變形的故事，所講述的正是媒體物件如何在流通中所產生的敘事力量。

電影這部敘事機器和報紙有何共通處呢？

裝箱、運送資訊，不只是關於奔跑的身體或輸送帶，也關於技術。細看印刷廠那些鏡頭，會發現一部有趣程度不輸給攝影機的機器： 1884年Ottmar Mergenthaler發明的鑄造排字機（Linotype machine）。藉由這個機器，打字員可用鍵盤輸入句子，它會將鉛字結合成一整行內容的鉛字條，這讓用鉛字排版的工人可以大幅加快工作速度，以至改變了報紙的版面數目，奠定報業的影響力。

相較之下，電影作為轉印五角大廈文件事件的最新「箱子」，為了描繪影片自身裝載故事的過程，《郵報》並不常用正反拍鏡頭拍對話，因為以正反拍鏡頭來拍對話，往往是在企圖掩飾剪接和攝影機的存在，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選擇讓觀眾察覺這兩種屬於電影的敘事技術的運作過程。

最明顯的是Kay在晚宴上被女傭叫去接電話，她需要裁決是否將報導交付印刷這一段。辦公室裡，女傭神情嚴肅地看著她，安靜地把辦公室的拉門闔上（用動作再次重複「裝箱」母題），而電話另一頭有三個人、三支電話，接著眾人聲音與畫面時而交叉，多半分離，交織出音畫關係複雜的資訊過載狀態。在此，剪接點的選擇不為縫合敘事，使對話流暢，反而走向相反目的。首先，各房間的擺設與亮度截然不同，經剪接凸顯對比，更顯忽明忽暗；其次，說話者不一定是畫面上的人，聲音與畫面各有其接點；最後，甚至有一端的電話是一個推軌鏡頭。種種不協調的感受，說明此段鏡頭組的剪接是為了讓我們注意到剪接點本身的存在，如此用力地將不同的異樣空間連結在一起，就像電話。

當Kay做出裁決的那一刻到來，攝影機更以360度圍繞著她，就像印刷機運轉才有新聞，在這個故事高潮時刻，攝影機強調自己才是生產故事的動力。緊接著下一景，就是一組印刷廠機器開動、生產新聞的鏡頭。電話和剪接、印刷機和攝影機運動，這是兩組關於媒體的機器運轉的換喻。

將電影技術與報業技術並置，是過往報業類影片業已達成的成就。鑄造排字機的發明，被Samuel Fuller放進他描繪紐約報業的電影《Park Row》（1952）裡，好讓主角堅持報業魂的同時，也有個視覺的象徵；報紙隨著輸送帶飛升的鏡頭，早已出現在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1928年執導的《The Power of the Press》。《Park Row》和《郵報》一樣處理報業愛國主題，也有一位繼承家庭報業的堅毅女性，我們還會在《Park Row》看見激烈到令人過度察覺、不知為何用上的鏡頭運用，比方說攝影機穿越編輯室、以360度圍繞人物的大幅度移動，或是快速zoom in造成的緊張感。為營造效果不惜打斷觀眾對演員表演的注意，可以說是Fuller試圖打破經典好萊塢風格（classical Hollywood style）的嘗試，也是他成為新浪潮導演的偶像的原因之一。

打斷演員的表演，不免會讓觀眾的注意力回到媒介材質上，不去看演員說了什麼，而是演員被呈現出來的條件造成了什麼效果。在這樣一部報業電影裡，Fuller用誇張新穎的鏡頭提示「報業本身就是一種深具煽動效果的媒體」，而在他另一部電影《Shock Corrider》（1963），甚至有記者為了調查聳動真相而發瘋。史匹柏欣賞Fuller，《郵報》有受影響的痕跡，除了元素或橋段的致敬引用¹，更是剪接運鏡邏輯的參考。史匹柏用反省新聞媒體的歷史風格來拍讚揚新聞媒體的影片，我們說不上來是什麼意思，也許他真的有意要與他的文本保持一種緊張距離，就像我們說不清《法櫃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 ，1981）究竟是對經典冒險片的致敬還是嘲諷一樣。然而，這必須回到影片本身來談，必須回到——「報紙」究竟是怎麼呈現在《郵報》裡。

「媒體的語言和形式範疇，正是其最深層的含義……形象本身的質量傳遞出一種意義，它隱密地超越其內容中那些膚淺的、一目了然的意圖。」
                                                                         —— Fredric Jameson《可見的簽名》²p.118

以一部設定在70年代的影片而言，史匹柏採取近乎科幻片的風格來處理末段報紙生產的過程，耐人尋味。這種奇怪的滑移，其實開場不久就已出現：當華盛頓郵報編輯室一群人，氣急敗壞地走到早晨的街頭報攤，買下三份紐約時報，此時剩下的報紙兀自飄離景框，搭配世界末日一般的顏色和取鏡，緊接著是編輯室裡所有人的頭都埋在攤開的報紙中的鏡頭組。

從這段鏡頭開始，很難不注意到，史匹柏試圖讓片中人念茲在茲的「報紙」，在螢幕上從一種理所當然存在於70年代的道具，處理得像是時空錯置的物品。眾人讀報的鏡頭組，趣味在於將當今的景象放在過去的語境中，如果報紙也算是一種螢幕，那麼螢幕早在手機時代以前就圍繞在人們四周，未來的世界觀已經在過去發生。史匹柏並不是第一次創造這類「變種螢幕」的奇想，《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2002）中他就擁抱了一種可觸摸和無所不在的透明螢幕，把它當作電影在未來世界的延伸。因此，《郵報》末段男女主角被印刷廠報紙環繞的鏡頭，矛盾得有點詭異地，讓我們發覺「報紙」更像是一種被科幻片發明出來的最新物件，而不僅僅是復古的懷舊之物。這樣的「報紙影像」代表一個工業烏托邦的景象，由良好的資本、菁英、和印刷送報工人組成強力傳送與運輸資訊的體系。

然而矛盾也存在於此：表面上我們以為滿足烏托邦幻想的是報紙（懷舊），但其實真正期待的是一個只能暫時以報紙賦予它形狀的概念（科幻）。這或多或少反映出，至今我們已經不期待報紙能為我們做什麼了，回顧自己的經驗，會訝異於我們還在多大程度上期待大家都能在早晨同步閱讀一份一模一樣的新聞報紙，而不是在各自的手機上得到自己專屬的「動態時報」。正因為報業的衰退，《郵報》從紙張與轉印不斷流動於一層又一層的變形，捕捉背後那個不被物質條件阻礙而可以延續下去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透過這些視覺奇觀，《郵報》挖掘出來的，其實是70年代新聞自由勝利的背後，一種資訊流通的成功典範：只要菁英和資本同意，「重要的資訊」都能透過機器和工人一道從流水線以強力的形式走入大眾的視線中。編劇大可在任一環節送上一個危機橋段，比方說遞送草稿的人在報社前被車撞死這麼偶然的事件，讓觀眾為此擔心，這是許多好萊塢電影的操作模式。然而，因為這個理想體系裡的螺絲釘們只有一個目標：傳給下一棒，故所有配角都能夠毫不猶豫地克服一切阻礙前進遞送。藉由配角群毫不猶豫的襯托，我們注意到只有梅莉史翠普有猶豫不決的餘地。她踩著輕盈步伐，在被男性圍繞的畫面中，努力為自己的聲音找到突破口，只要突破她周圍的戰場，就能得到很大的力量。史翠普說：「我們還是上工吧」，一切傳輸力量就暢通無阻，挨家挨戶順利送達，包括白宮。

但在資本已經跑到臉書的時代，一則訊息能被多少人看見，是由有多少人選擇分享，以及諱莫高深的演算法來決定。當今觀眾更能同理Kay的故事，因為所有人都分到了一點點史翠普的篩選權利與印刷權利，所以每個人都是猶豫不決的，每個人都可以說：「停，這個資訊、這個畫面，到我為止」；可是按下分享後傳播的範圍也只有一點點，在考量有多少因素阻絕一個人傳播訊息時，還得把性別、資本、社交、知識不足以判斷、不相信自己影響力等納入。可以說每個人都有像史翠普一樣面臨選擇的時刻，而也只有大家都是Kay，才會有數萬份「動態時報」動起來。在這樣的新興典範下，報業已經用古老的懷舊科幻風退場，留下的是為何由資本主導人們發聲模式、為何有些人（特別是女性）說的話傳不出去等思考，鑲嵌於Kay這條故事線。在這一點上，編劇Liz Hannah不只在懷舊歷史女英雄，而是在處理當代個人現象。針對此困境，《郵報》給出的答案或許就是那麼淺顯——在資本或國家打造的某種具有力量的機器裡運轉，必須要先成為人類，才能避免犯下太多錯誤。但換個角度來想，這其實也扣回本片其實是科幻片的母題：就像《銀翼殺手》的仿生人，必須不斷詢問並確認自己是否是人類。

最後做個小結：《郵報》找到了非常好看的形式來切入報業或媒體主題，它讓字與聲音的戰場分別找到正確表達的載體，並在影像的世界裡恣意流動。這個流動是當代世界的徵兆，並存著兩種世界的交替——首先，當今及未來，每個人都有成為媒體的科幻潛質；其次，我們又同時渴望所有人都能有人性，以成為一個共同體，此即大眾報業媒體所代表的懷舊世界的理想——這兩個世界並存的矛盾與恐懼，都被放進這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