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波蘭電影導演華依達（Andrzej Wajda）最後一部作品遺作《殘影》（Afterimage），如果按照當代的觀影習慣，這會是部存有許多（對電影本身）疑問的作品，在一部不講求形式或體裁的實驗或創新的格式裡，它既不似傳記電影般完整敘述主人翁生平，卻也不對某些事件進行深刻描繪。即使，史特斯明史奇（Władysław Strzemiński）晚年面對工作權與生存權的剝奪，血淋淋在銀幕中呈現，卻也被刻意地疏離化處理。

我可以深深感受到這部被封為「波蘭電影大師最後遺作」和「波蘭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前衛派藝術家」兩個宣傳用標籤，可作用的行銷符號在這部長片被舉重若輕抹除，它沒有氣勢磅礡的韻母，甚至在盡量在鏡頭語言對人性慣習的自我悲劇化視若無睹，更鐵血點來說，此作就是拍給華依達的老影迷看的，生人勿近。也許從這部遺作，可反證那句「認識華依達，就像閱讀一半的波蘭電影史」，從電影史之外來看，則可解釋為，如果對波蘭的歷史沒有一知半解，也便很不容易閱讀華依達。

如以影評人葛雷博曼（Owen Gleiberman）所言，某些「有意識操作他的最後作品」名導裡，有甫於金馬影展放映的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之於《24格》（24 Frames），也有像瑞典導演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薩拉邦德》（Saraband），或美國導演阿特曼（Robert Altman）《大家來我家》（A Prairie Home Companion），現在還可以加上一位，《殘影》之於華依達。而作為他的最後三部長片，其實可以有脈絡地閱讀︰2007年隨同波蘭眾議院將「卡廷大屠殺」列為國定紀念日同年所公映的波蘭民族血淚背景的《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ń），他的父親即是在他14歲時於卡廷大屠殺事件中喪生的軍官（換位理解，就有如台灣在228或白色恐怖被處刑的後代，半世紀的不能說而不可說），是部氣度恢宏的主旋律電影；2009年的《甜蜜衝擊》回歸到親蜜關係的對視，這部在操作鏡外之鏡的後設關係—讓女主角在戲內演出戲外的自己—看著即將死去的丈夫即掌鏡的攝影師，第二層對視則是作為華依達最常合作的女演員克莉斯汀娜．袁妲（Krystyna Janda），他們三十年的合作關係，幾近與他偕老、第四段婚姻的妻子，也設想著無緣看著配偶逃離戰難的母親。

當代名作家柳原漢雅在《渺小一生》訪談關於人生與傷痛史，曾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我們只跟世界征戰過一次，在童年的時候，其餘的人生都只是在不斷面對及處理那次征戰的結果。」這話或許可以解讀，華依達為何大多數的文本都在處理二戰前後的主題，二戰作為衝擊他的家庭改變、國家視角的改變，也還有創作起點的改變。

看過《愛在波蘭戰火時》那部描繪「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下，國際列強為自我利益犧牲波蘭而造成的卡廷大屠殺，那部大我的國族公義，隨著波蘭「民族記憶研究會」機構長期轉型正義的平反，伴隨著華依達強而有力的影像敘事而感染；往創作者內部，一種關乎於藝術家內在精神信仰的反身性書寫，則是在這部《殘影》裡，與其說，這是一部敘述上個世紀前期（從立體派到構成主義和抽象藝術）波蘭的藝術家鼻祖，如何在史達林主義擴張國家力量下，成為被殘害的自由創作處境，更不如說，這是一部華依達凝視學習藝術和創作養成時期的自己。華依達青年時期先學習繪畫，後才轉向電影創作，因此，以史特斯明史奇的故事，作為自我反觀回顧創作初衷，也同樣的，「只跟世界征戰過一次，在童年的時候，其餘的人生都只是在不斷面對及處理那次征戰的結果」。

1952年史特斯明史奇在落魄中死去，那年華依達剛完成第二部短片作品準備邁向他的人生首部長篇，他的電影生涯初期奠定地位之作「抵抗三部曲」也在隨後的六年之內完成。《灰燼與鑽石》等三部曲作品在那個時代，得以巧妙處理納粹德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自是一種態度也是最有效的「敘事抵抗」。然而受到義大利新寫實的影響，某個程度上，華依達不得不遞延在史達林時代下的明確反抗，而這個遞延的反身性書寫，也就全然在《殘影》中表述。

在二戰前後追求自由（心靈上徹底的）與自我啟蒙的文人或學者，很少不隨著存在主義思想者的思緒和自我反叛起伏著，他們多半經歷了他族／我群／形式與實質、自由和存有之間的關係的歷史辯證。現代台港人的自由主義信奉者往往直接訕笑左翼認同青年為「左膠」，但這何嘗不是從波蘭、德蘇和歐美列強在二戰前序幕的寫照與反省，也何嘗不是藉由「敘事抵抗」的波蘭名導一生面對自己生命價值與創作信仰下，終其一生的功課？

《殘影》所令觀眾看見的，並不光是波蘭前衛畫派，將構成主義這浪潮由「第三國際紀念碑」（塔特林主義所言的『藝術無用論』）轉至「無用之用」的構成主義至上論之精神座標，過渡於俄國至西歐間主流藝術史的旁支隕落補遺而已。他隱喻著自己在電影新寫實主義的養份，如何地參入風格化與象徵手法，儘管那個力道對比於史特斯明史奇是那麼地不足為奇，相對於以身殉道的藝術家，它想辦法做的，只是透過《殘影》，讓自己不成為1950時代下的偷窺者。

沙特曾解釋過他在1944年所著的《密室》一劇最後傳世而炙熱的台詞「他人即地獄」，這一句常扣合著存在主義對自由的定義有著各種解讀版本，據沙特的說法，是在說「當我們死後，就在別人的目光中凝固起來，不能再對他們的詮釋作絲毫對抗，死後，這種自由就會消失，埋葬在別人的記憶與感覺中」。僅以此言作為我理解《殘影》之於華依達的詮釋，華依達乃是以史特斯明史奇在他心中無法對抗的殘影，用作為他身後所面對可能質疑他創作途境，一種最後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