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607 2017-09-14 | 院線 |
偵測現實,想像拓荒——《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導演  張勳
演員  宋康昊(Kang-ho Song) 、 湯瑪斯柯瑞奇曼(Thomas Kretschmann) 、 柳海真 、 柳俊烈
出品  南韓 / 2017
發行  車庫娛樂
文 / 張敦智

看電影這天,九月十一,台灣大專院校開學,李明哲在中國被公開審判,口頭承認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同時,2014年的318、320事件,對許多人而言仍距離不遠。《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在此刻被放進台灣社會,有其獨特意義。它一方面激起年輕族群對相似場景的記憶,另一方面激發社會各階層人士對相似事件進一步的理解跟想像。這部電影是面向大眾的,137分鐘篇幅以計程車司機之平民視角出發,試圖從1980年「光州民主抗爭事件」漫長的過程,擷取出一有始有末、可供理解的片段。

電影預設觀眾要對往後情節所提到的現實有預先了解,是相當困難的。因此在不同段落裡,作品從史實基礎改編,但仍反覆在故事說服力與真實性之間進行平衡。從內在角色塑造、情節轉折,到外在場景使用、環境描述,透將不同元素串連,讓無論來自何種背景的觀眾,都能對事件產生最大理解。最顯眼例子出現在開頭橋段,主角先因堵車碎念大學生閒閒沒事,不懂惜福感恩。接著他碰上即將生產的妻子與焦急的丈夫,義無反顧地將他們送至醫院,儘管對方忘了帶錢,仍好心地喊:「祝你們今天生產順利!生產順利!」這是「先讓英雄救貓咪」最工整的範例。在故事正式開始前,先讓角色進行一與主軸故事無關的善事,奠定往後「角色無論做任何選擇都被認可」的基石。劇本甚至在此前進一步加入數落抗議學生的台詞,確保最大程度地攬入價值光譜與電影本身相去較遠的觀眾。將此段落抽去,電影依舊能夠成立,但編導仍不遺餘力地以公式擴大觸及率、提高觀眾認同。

「局外人」的設定在敘事中起到加強張力、與進一步博取觀眾認同的作用。從愉快日常、堵車,到誤打誤撞為生計開車到光州,直到在頂樓見證軍隊暴行的場景,拿著飯糰的主角,這時才真正對政府、以及自身生命處境產生存疑。前後情節,金萬燮曾不只一次遇見軍隊設下拒馬,以及光州司機為他製造逃回首爾的機會。角色經歷三至五次內心掙扎,來回在迎向相安無事、平凡的首爾生活,或赴湯蹈火、為自由民主而戰的兩難之間。正是這來回複雜的心理橋段,使故事的悲劇色彩更細膩、厚實。做出決定的過程,比決定本身更突顯人物本質;同時也是過程,而非結果,讓主角成為一名有血有肉,能被觀眾支持的角色。除此之外,隨著時間推進,電影也有意重複醫院場景,造成視覺的迴圈與暗示。細數市內醫院出現的次數,共有三次:一是送陌生夫妻緊急生產;二是帶光州街頭的陌生母親來找兒子,意外撞見原本想拋下不管的記者;三是徹底捲入事件,目睹大學生遺體,以及直面空氣中的哭喊與不安。這是除了主角身份外,場景設計製造的另一種暗示。它造成敘事的封閉效果,場景重複與限縮使故事情節儘管充滿轉折,仍給人停滯不前的印象。這種印象跟光州事件本身帶給人民的疲勞感彼此吻合,是電影透過視覺給出的身體暗示。

前述都是從情節內在、與故事主線的結構出發,達到對拓展現實想像的效果。在最後一項主題裡,電影將重心轉移到外在傳播因素,作為描述/想像現實的最後一塊拼圖。這是角色與創作者的共同問題:如何將不可思議之事,說得絲絲入扣?從主角第一次逃離光州,在路邊麵店看見受政府操控的報紙,以及路人風涼而自大的見解,便埋下第一次伏筆。其後,刊物印刷廠遭上級強制停機,不得傳播違背政府意願之事實,則是二度受挫;最後,也是最令人受挫的,則是故事尾聲,當主角安全抵達首爾,與女兒重逢,面對女兒的提問,父親卻不知從何描述。「爸爸,你為什麼哭了?」沒事沒事,爸爸陷入長長沈默,那麼多不可思議,要怎麼說呢?經驗者與未經驗者之間的空白難以彌補。除此之外,在光州司機家裡看見被粉飾過電視新聞的場景,以及故事本身將德國記者送出境外,傳播記錄畫面的主線,都從不同角落完整點出資訊散佈的隘口。它並不是一個機關,隘口存在在每一個媒體、以及個人身上,不願相信者,都將成為政府所樂見,那面堵住傳播的高牆。而電影正希望把所有形式的關卡都收進故事裡,現實中不盡其數的阻礙,才能因被理解而消失。

無標題

生活原就由各種難以言喻的經驗組成,運動創傷更往往形成集體空白與失落。一場抗爭在所有人心中累積的難以言喻,有的成為歪斜的臆測,有的陷入無法言說的深淵。書寫與影像,正是對後者最持續而有力的抵抗。理解現實常比天馬行空困難。想像力經常在此來到它的極限:它不是無遠弗屆的。想像力的界線,是我們最後想相信的東西。如果心中這種想像,與現實產生巨大落差,人便將慢慢陷入執拗與孤獨。因此最好的拓荒,應是對現實更縝密、切確的認識。《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攬下此一任務,放棄熱血、直接的革命敘事,盡可能將不同族群觀眾的視角納入故事過程。儘管最後離開光州的通關橋段,年輕軍人與搭飛機時海關的安排,使事件難易度驟降,但整體而言作品仍成功觸及社會不同層面對事件的理解,軍人也出現一面倒之外非盲從的形象。它提供在記憶與紀實報導外,更易取得的理解實基礎,讓更多人能以此為起點,繼續思考與延伸。如果世界並非想像中美好,那麼如何在刺眼真實中,抓緊想欲守護的價值?這是屬於下個階段的提問。而《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搭起兩階段間的橋樑,彷彿戰略遊戲裡,為未來打開地圖視野的衛星設施與遊騎兵。抵達最廣袤想像之路總是困難的,因為在此之前,要先誠實地,走過現實的洪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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