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我一九六五年出生於屏東，在鄉下住過一段很長時間，後來北上念高中時常去看電影。同儕之間有看電影的風氣，像是電影社，然後大學就想念電影。但是後來不小心考上交大計算機工程學系，也就這樣不小心去念了，四年念完後發現還是想念電影，就去念電影。

回台以後就面臨了台灣的電影文化、電影市場的一些問題，做電影很不容易，就先去做了廣告，但是心裡有些想望是不會變的，還是想繼續做電影。最重要的是，不管我在廣告界資歷有多久或是有什麼知名度，電影還是我的第一志願，我覺得應該面對的是，大家是去看作品而不是去看導演，我對觀眾來說意義不大，觀眾對於片子若有什麼看法或很大的迴響，一切應該還是回到影片本身吧。我相信也尊重作者，但我覺得作者在每個導演的第一部片中地位應該還沒那麼重要，應該還是得回到影片本身，觀眾可以從電影中看到或感觸到什麼，才是最主要的。

其實跟侯導合作也是很意外的事情，因為我拍片量非常大的。2000年剛好有一個汽車廣告的案子在找導演，廣告公司分成兩批人，一批人想要找鍾孟宏，另一批人要找侯導。要兩個導演一起合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後來堅持不下，就有人突然異想天開把兩個人湊在一起，一個當導演、一個擔任攝影師，後來也真的這樣決定了。那種廣告片本來就不太屬於侯導的風格，但是侯導當然有他的一種看法，就變成我以攝影師的角度去幫助導演看所有的東西，拍的時候有一些問題在，但拍完了，導演也非常開心，接下來就持續合作了兩年多。

其實很多人以為我剛開始是先做攝影師再做導演的，事實上剛好相反，後來發現，擁有這樣的經驗以後，工作時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樣了。我學會觀察喜歡的導演，看人家怎麼拍片，然後用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去看所有的影像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個對我來說，特別在我拍廣告片的經驗累積上，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幫助。而且侯導當時對我講過兩件事，我印象深刻；第一個就是他說，拍電影跟拍廣告片是一樣的。當然不是說形式是一樣的，他講的最主要是，你畫面不漂亮的話就不用講了。你知道侯導他非常注重畫面、燈光位置的配合等，當然這些東西不能當作電影的全部，但是他覺得影像的魅力就是給觀眾的一種feedback，一種尊敬，選擇最好的方式將內容意義呈現給觀眾。另外一個就是他對於影片的看法，事實上，他在談論影片的時候，或是在寫腳本的階段，故事都尚未達到完整性。但重要的是剪接的時候怎樣把這些東西化整為一個原型，也許你不需要直接對觀眾敘述故事，但你可以跟觀眾一起去看一些生活的細節，一種生活的味道，重點是故事中的精神目標。我一直覺得影片不只是去溝通一個故事而已，愚蠢的電影會靠對白去鋪陳一個故事，影片看完了卻感受不到其中的影像魅力。那種魅力是在跟一位導演合作時，便可真實感覺到的氣度和內涵。

鍾：溫醫生兒子事件發生當時，我女朋友，也就是現在我的太太，在美國唸書，剛好跟溫醫師住在同一個小鎮，溫醫師工作的大學醫院也剛好附屬於我太太唸博士班的學校。所以當初發生這事情時，我就聽她說過。溫醫生的小孩非常特別，不論在語言或在文學、繪畫方面都相當有天賦，我會去想：難道這只是人家常講的天才兒童不變的命運嗎?我覺得事件中有很多東西是沒辦法看到的或是看不到的，當初我也就是從這裡開始好奇，但離執行事實還有一段的落差，因為都是未知。當時也不曉得該怎麼去碰觸人家親身的痛苦或是，也考慮到溫家人的意願度，後來就這樣停了。那２００２年我的公司開了以後，對於整個事件又有一個不同看法。

鍾：我覺得這過程真的是很痛苦。剛開始要做也不能說只是去拍小孩子的過去，所以得轉一個大彎去說服人家，用一個似是而非的目的，就變成說我要去拍一個有成就的台灣人在美國奮鬥的過程。當然溫醫生也是一個聰明的人，他察覺到我們還有一個沒有說出的目的在那裡，但他已經把門打開讓你進來了。所以我覺得在這過程中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或方式來讓他卸下心防，而是在某種程度上他自己把心房打開來了，門已半掩的時候，我就只是順勢把它推開而已。這過程就是這樣一直推開、一直推開。在拍片前你不可能先設定說我要拍到什麼東西，而是在現場時你用心去感受，去慢慢引導他走到那個位置。想起來很難，但是做起來循序漸進也就完成了！

鍾：說實在那沒辦法平穩的，因為情緒這東西你該宣洩的時候你就該讓它出來，但是宣洩的同時你底片還是要繼續load。在現場我不會去干涉受訪者，他宣洩之後反而會回歸到一個非常平靜的狀態，會在起伏中找到一個平衡。我非常喜歡幾個攝影師，他們的作品常在巷子裡或是大街上撿到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對他們來講作品是這樣出現的。紀錄片有時也是這樣，在游移中不經意找到的，可能就是一個你要的東西。

問：所以在拍攝過程中您本身也經歷那些情緒？
鍾：絕對的，一定會的，而且那體悟是非常大的。就讓那些體悟和感受順其自然出來，不過底片還是一定要load，還是要拍（笑）。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拍攝者的想法，因為如果一個受訪者明確知道你要的東西時，他會一直刻意給你你要的東西，那是不對的。你要讓受訪者不知道你要什麼東西，所以他從難過到平靜的情感過程，會有一些特別的表情和反應，那可能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鍾：我覺得記錄片好玩的地方就是無法預期。我剛開始拍的時候，還沒能把握找到很多思考的點，當初想，除了喪子之痛，或許就再多去了解這個小孩的個性與他和大人的關係，但那東西是很危險的，因為片子可能會淪落成那種在電視台播映的感人故事。剛好在拍攝過程中，巧遇到那個秘魯小孩，他就在那個時候來到美國給溫醫師做治療，這時很多很多與生死相關的思考就湧出來了。生命與死亡的真實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你是不能做安排的，如果說在這議題內去做任何操作的話，那會是一個很大的災難。這兩個小朋友的生命像在對話一樣，有時候拍了Sebastian過兩天再去拍溫醫師敘述他的兒子，那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感受，我覺得如果拍記錄片或是拍影片，那影片迷人的感受就是在這個地方。拍記錄片每天都會遇到一些你從來沒有接觸過的人們，和想像不到的人生看法，這也間接影響了我對影片的看法。
問：所以這算是一個意外？
鍾：對，非常意外的。但是我覺得人與人不可能永遠靠意外，就像是人家講的即興創作或表演，因為如果你對事情沒有清楚的想法，只是用空的腦袋去即興創作的話，就會出問題了，等到即興的東西出來時，你根本不知道它已經出來就已經過去了。

鍾:這要回到我以前念交大的時候，接觸到很多外國的攝影家，看人家的作品，然後自己開始學拍照。所以我對黑白的東西一直有一種感受－它是完整、毫不保留去保存人的記憶的一種很重要的色調，從攝影剛發明，到馬格蘭，然後一直到布列松出來…我最懷念的就是馬格蘭出現的時代到五六零年代這時候，整個所謂越戰時期拍出來的東西，那是一種標記生命的重要顏色，相當迷人，好像是記錄了生命中最悲哀的東西一樣，沒有辦法抵擋的一種憂傷。加上在美國沖洗黑白底片是非常簡單的。所以我也就義無反顧地覺得應該用黑白底片來拍。

談到風格這東西時我一向非常偏向作者論的，作者論不只在於一個導演說故事的方式，還有用音樂的方式、表達影像的方式，侯導就是一個很作者的人，楊德昌也是一個很作者的導演，楊德昌的作者不在於美學，而是在於他說事情的方式。對我來講，畫面、聲音和內容三者是重要三素，不論他們是相互遷就、抗衡、或幫助。有時候音樂要去抗衡影像，有時要互相去拉拔。這片子當初選了很多配樂，從早期的台語歌、美國鄉村音樂到拉丁音樂，後來我覺得最完整的東西就是John Cage的音樂，因為John Cage的東西有一種強烈的、不能偽造的、說不出來的困惑，尤其後來拿到他的譜時…因為他有些音樂的recording是非常昂貴的，可能是動輒上百萬台幣的recording，我們不可能去用他的recording，只能買他那個譜的版權，然後找人來談。後來發現，他的譜很簡單，但它的譜裡頭告訴你鋼琴要怎麼調，要把哪一個螺絲調鬆，那螺絲要墊什麼鋼片還是銅板或木條的。他藉由破壞鋼琴原有的結構，重整出他所想像的所謂現代音樂。概念上《醫生》也有類似這樣的東西，它述說一個你不知道的答案，而且解答人已經不在了，怎麼從「沒有」去建構出「有」，那不僅是單純的事件本身而已。

鍾: 我覺得用啟發這詞有點太過。就是一種強烈的感受，感受到一個父親的寂寞和痛苦，他說不出口的東西，不管有沒有當過父親，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了解。溫醫師那時一直在跟我講「苦海無涯」，剛開始會聯想到我們小時候看的黃俊雄布袋戲裡的那種苦海無涯苦海無邊，所以有個苦海女神龍，會覺得那東西好像變成一個很經典的笑話，但今天我面對的是一個真實的生命態度，那就令人相當感慨。我拍廣告片的時候，當事情比較不順利，人就會比較暴躁，然而拍這部紀錄片我會去思考該如何面對、了解身邊的人們，包括工作上接觸的這些人，包括最親近的家人、小孩。一個人很難改掉生活中一些固有的習慣、對事情的看法，但是多花一點點時間去觀察理解身邊的人，我覺得那很重要。回到這部片，想像一個移民者，他到美國拿到一個工作、綠卡、身份，全力照顧小孩，讓他們受好的教育，這一切看似一個完美的人生藍圖。但就在他將近四十歲時，因為一件事情人生就風雲變色了，整個人生像破了一個很大的缺口，那他怎麼去把這個缺口去把它補起來，或怎麼安撫缺口上的痛。而且缺口還可能會更大，或許我拍攝完的七八年以後，他還是會難過，問題還是一直都在，只是說他發作的頻率比較沒有那麼頻繁。

鍾：《醫生》這名字我當初也很掙扎，因為片名是一個吸引觀眾的重要項目，而它對我來講有一個很大的魅力。我們一般說到醫生，容易出現很莫名的一種敬畏。但我們面臨到這樣的一位醫生時，不是要給他診斷，而是變成我們去看他的症狀，去了解他的一個過去，知道一個醫生不是只有拿著手術刀、扶著聽診器去聽你的胸而已，醫生也像每個人一樣有血有肉，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東西，而他那不為人知的東西跟他屬於醫生的角色交錯時，在這個傷痛的故事裡就產生了很大的張力與衝突。

鍾：這最沒辦法去預測，有時候我會問自己拍這片子到底是要給誰看，然後就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花了這麼多力氣當然希望能給很多人看。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很希望去看這部片的人，看完以後會更加去思考生命、了解身邊的家人，無論是父母、小孩、你的另一半、或是朋友。這不是一個替所謂什麼佛光山拍攝的片子，我覺得應該是，每個人心裡面都有一塊你自己都不是很了解的部份，如果這部片可以填補、彌補你心裡那一塊你不了解的部份，我覺得這就應該很值得了。因為影片的溝通不只在於我給你看完一個很特別的故事而已，我也希望能夠給你一個很大的開始、一個不同於往常的想法，我覺得那就是故事的滲透力！即使你心裡面再怎麼小的縫，如果它都可以滲透進去的話，那對我來講就是做這部片子最值得的一個迴響。

鍾：這兩個行業裡常會講，廣告片導演覺得電影導演不會拍廣告片，他們不會掌握那個時間。那電影界的人會說，廣告片這些人每天都穿得好好的，他們拍的電影通常只是一個很華麗的、長秒數的廣告片。我覺得這兩方面講的都不公平，應該是用對方的角度去看對方才對。廣告片和電影週遭所圍繞的東西不一樣，拍廣告片的人來拍電影就要注意你現在拍的不是一個產品，而是一個關於人的東西，形式只是一個附屬的東西。所以在拍記錄片的時候，就怕一個廣告導演將本來擅長的美學技術風格帶過來後，無法掌握內容，那就會變成一個很有問題的片子，慢慢形成讓人越來越詬病的東西。那我覺得當你要跨過來時，基本上你要把你原有的東西先丟開，你才能跨過去，當然你不可能丟得很乾淨，但一定要丟，將自己重新化為零，來看待一個可以永續發展的電影故事，反之亦然。如果你要用一個很電影的手法去拍廣告，那你拍出來的廣告會非常沒有效果。

鍾：這該怎麼回答好。(露出傷腦筋的表情)我覺得《醫生》最重要的，應該就是它的不同。它不同於近期臺灣紀錄片的DV與草根潮流，或許該看的理由很難一言道盡，但這會是一部值得你走進戲院觀賞的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