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愛的房客》中散發著新舊參半的氣質。朦朧的山林意象易引人聯想到《斷背山》（2005），敘事主軸又在愛人關係之外，延伸觸及同志伴侶與婆婆、孩子的關係，可說是將同志議題又推至更深的層次。然而鄭有傑卻說，他從未將《親愛的房客》定位為所謂「同志片」。

比起欣然擁抱「為華語同志電影拓寬新局」的美譽，他反而認真對同志片的界定提出質疑：「為什麼異性戀的愛情電影我們說是『愛情片』，不叫『異性戀片』，同性戀的愛情電影我們就叫它『同志片』？」片中的林健一，是同志，是鋼琴老師，是父親，是兒子。不同的身份形塑了這個人，而同性戀恰恰只是他的一部分，他的性傾向。但是人們卻常常只拿他的性傾向代表他，而罔顧冰山一角背後，他的孤獨與落寞，他的付出與掙扎。

在這個意念之下，《親愛的房客》的敘事策略也是如是操演。從第一版到最後一版，這個故事從來都堅持用「倒敘」述說。鄭有傑說，他就是故意要反著演，「沒有一個人是沒有過去的。」不論我們目睹林健一去約炮或買吩坦尼，都無法對他妄下論斷，因為我們對他的過去一無所知。這是鄭有傑的初衷，讓觀眾像剝洋蔥一般，從圍觀家庭紛爭的表層，慢慢探至謎底的核心。

因為總被以有色眼光看待，所以需要將真正的自我隱藏起來。這部電影的緣起，便是對那些不被理解的人的擁抱。

鄭有傑對這樣的人並不陌生。而他對人心的細膩感知與同理，還要歸功於這些年豐富的演出經歷。早在2017年，他就曾在短片《繁花盛開》中出演變裝皇后Lena。彼時，《親愛的房客》的劇本也已經有了雛形。

比起從朋友口中耳聞、或從外部觀察「他們」，都不如他親身出演「我」來得深刻。一次準備時，變裝完成的鄭有傑與同片演員施名帥到超市購物，卻遭到不少民眾冷眼旁觀。那次的經驗讓他深刻體會到，原來被當成怪物是這種感覺。「我只想做我自己，我沒有傷害、影響到任何人，也不行嗎？也要遭受這種眼光嗎？」那時的心情，他一直記得很深刻。

而在揣摩角色的過程中，他也發現，要演好這個角色，最重要的不是對肢體或聲音的模仿，而是能否打從心底享受真正成為自己的喜悅。望著那些真正的變裝皇后身上所散發出的迷人自信，他備感震撼：「當你終於成為自己，即便只是在舞台上，那個美也是難以想像的。」

那種對「我想要好好成為自己」、「我想要自由」的嚮往，在《親愛的房客》中也轉化成了山的意象。林健一和房東長子王立維（姚淳耀飾）去爬山，是因爲唯有走出城市，來到那裡，他們才能暫時卸下身上捆綁的傳統束縛與家庭責任，避開旁人的異樣眼光，自在做自已。鄭有傑不諱言，片中那藏身於天地之間的意境確實有點《斷背山》的影子。而《斷背山》也正好是他最喜歡的李安電影，咀嚼了無數遍。

鄭有傑說，其實《親愛的房客》原名叫「約束」，既指社會對健一與立維的種種「約束」，更雙關日語的「約定」，意指兩人之間的承諾。雖然最終因市場考量易名，但這層對自由的渴盼與相守的情愁，早已融入開鏡綿延的山景裡。

除了李安的《斷背山》，鄭有傑說，另一個他很喜歡的導演是日本導演是枝裕和，他尤其鍾愛《橫山家之味》（2008）。熟悉是枝裕和的觀眾，必定知道他的作品多不離親情與家，尤其擅長刻寫無血緣的家庭羈絆。而鄭有傑也常常在想，究竟家是什麼，什麼情感才真正構成了一個家？

他曾看過一些新聞，老父親在過世前將財產全數過繼給外籍看護，或是那個總為他送便當的保險員，親生子女因而暴跳如雷，對那個人橫加指責，甚至斥罵他必定是圖些什麼。每當這時候，鄭有傑都不免會想，或許是這位看護或保險員真彌補了老人心中的某些缺憾。他也曾聽說，有朋友到長大後才知道自己是被領養的，但他與父母的關係依舊親密如故，甚至更勝有血緣的親子。

當鄭有傑回溯自己的家庭時，他也總難忘在父親和奶奶最後的那幾年，母親的勞心付出。要親力親為照顧生病的老者，是相當辛苦的事。每當他看著自己的母親這麼做時，心裡都篤定，她會這麼做，絕不是因為她是先生的太太，或是婆婆的媳婦。如果只是出於傳統的名份或法律的關係，她不會做到這個地步。

如今回想起來，母親的付出仍讓鄭有傑相當感動。他有感而發：「所有的夫妻本來就沒有血緣關係，所有的家庭都是從沒有血緣的兩個人開始的，不論性別。」然而縱使母親付出至此，偶爾還是會受一些三姑六婆指指點點，也讓他感嘆，就連一個有名份的人都會遭人說三道四，若今天是一個像林健一這樣的人，那誤解該有多深？這是一個在意名份的社會，但社會卻往往無法給那些真正關心你的人名份。

鄭有傑與妻子育有兩女一子，也是到了2008年，當他真的成為了一位父親，他才知道為人父母，什麼是無怨無悔的愛與無私付出。在《親愛的房客》中，林健一因為同志身份，被質疑領養小男孩王悠宇另有所圖。「可是如果他（林健一）真的愛他（王悠宇），他就不會做傷害他的事情。」鄭有傑說。

監製楊雅喆曾和鄭有傑分享一則新聞，一個男子在女友去世後獨力撫養她留下的四個女兒長大。他們住在一起，難免招致流言蜚語，但是他們之間的愛只有他們自己知道。「我很確定一件事，如果他是別有用心的話，是沒有辦法這樣子的。要撫養一個小孩就很辛苦，更何況是撫養四個。」鄭有傑如此篤信。

在短片《小洋》（2019）中飾演父親的經驗，也讓他更能同理林健一。面對對手小演員朱宥丞，當時鄭有傑陷入的課題是，他要如何與一個和他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建立親子關係？一開始，他眼前看著別人家的小孩，腦中想的卻是自家的小孩，嘗試將他對自家小孩的情感投射到對方身上。但他卻發現這行不通。後來他望著朱宥丞，開始把他當成自己的小孩，就在那一瞬，他理解了林健一，那種「你是我的一切」的心情。鄭有傑很喜歡朱宥丞，後來他也在《親愛的房客》客串演出，飾演在教室裡與王悠宇對嗆的那個孩子。

爬梳鄭有傑一路走來的電影創作歷程，從《一年之初》（2006）的華麗實驗與繁複敘事，到《陽陽》（2009）的強烈影像與女孩成長，再到《野蓮香》（2012，電視電影）的平易溫潤與移民處境、《太陽的孩子》（2015）的真摯基底與原住民家園，然後是《親愛的房客》的濃郁情思與同志命題，從外在形式走向內在情感，從抽象小我來到議題大我，總給人一種既反璞歸真、又逐漸社會化的感覺。

鄭有傑坦言，年輕的時候很希望被別人看見，所以努力玩形式。但隨著年紀漸長，他開始有了一些餘裕，也發現真正在乎的東西，原來根本不用那麼用力講。你所關心的事物，你對世界的態度，早已深耕在你的作品中，讓你無所遁逃。回憶自己的前幾部作品，不論是《太陽的孩子》或是《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在拍攝的當下他都覺得拿捏得當，但事後回看，總能尋到一點過分用力的痕跡。

人都是漸漸改變的，當他喜歡的東西變得越來越安靜的時候，他也成為了現在的他。在這次寫作《親愛的房客》的過程中，每當習慣要大聲吶喊時，他總下意識提醒自己拉回來，回到角色本身的狀態。

對故事結構的搭建也是如此。在最開始的倒敘版本中，他企圖建立每個人物的觀點，敘事時間也因而變得極其破碎。他嘗試追求閱讀的解謎快感，卻在剪出來後陡然發現，原來觀影與閱讀終究不同，時間的流動不容觀眾反覆回翻推敲。如果堅持這麼做，只會讓觀眾在看電影的當下產生極大的困惑。幾番拉扯後，他最終放棄多個觀點的建立，而在倒敘的框架下，讓觀點統一緊跟著林健一，使觀眾有一個可以明確附著情感的角色。

後來他也意識到，自己在最初之所以無法捨棄一些形式表現，都是出於不安。他自問：「把形式拿掉之後，難道就沒有東西了嗎？」擁有堅實的演員和真實的情感，讓他有底氣這個故事依舊撐得起來。好好去交待人物的情感，這才是他一開始想做的。

「其實有的時候是電影本身在造就我，這部電影在剪接的時候就不斷告訴我，我不要長成你想要的那個樣子，我有我自己想要長成的樣子。」鄭有傑說。這部電影曾有一個更緊湊的剪接版本，但他發現在故事講完後卻無法留給觀眾太多感動，於是他選擇更多留白，讓觀眾自己呼吸、反芻、體味。

從《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到《親愛的房客》，從小螢幕到大銀幕，他很清楚，不論是攝影、剪接或美術，在技術上每個人都要退後一步，將表演的空間留給演員。

鄭有傑有信心，很多東西不用說出來，觀眾也感受得到。所以後期在和剪輯師討論時，剪掉了不少太過淺顯直白的台詞，因為他所要表達的意念已經無處不在。

在那篇導演手記〈獻給虛構的朋友〉的末尾，鄭有傑曾提到這麼一句話：「有一天，你一定會找到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地方，跟真正愛你的人。」他說這是這部電影的點題金句，也是健一要告訴悠宇的話，但是後來選擇剪掉了。因為他發現其實不講比較美。當觀眾得知健一對悠宇所做的一切和那背後的故事時，觀眾就能感受到他所希望傳達的。而當悠宇最後將那首歌完成、錄唱給健一聽時，他對健一的愛與接納也早已不言自明。那首歌和他的行動即代表了一切。

縱使全片最切中議題的一場戲，也全然不是為了說教。相信看過《親愛的房客》的觀眾，都會對林健一與檢察官的那場對手戲記憶猶新。林健一反問檢察官，什麼才是「正常」？如果今天他是一名妻子，在丈夫去世後盡心照顧婆婆和對方的孩子，還會這樣被懷疑嗎？

鄭有傑曾經剪掉這些台詞，他相信即使健一不講，觀眾也能體會他的心情。最終這段戲被留下來，不是為了讓觀眾知道，只是為了讓健一有一個反擊的出口。當這個活生生的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質疑動機時，他理應氣惱。很多後期工作人員都告訴鄭有傑，他們很喜歡這場戲，他們很需要這句話，讓無處安放的情緒有一個寄託。鄭有傑盛讚小莫（莫子儀）的演技，同樣的一句話，不同的演員絕對會有不一樣的演法，但他的詮釋方式就是能說服觀眾，讓人為之動容。

鄭有傑說，演員和導演要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契合，那個境界無以名狀，但希望演員心領神會。選角時，他最在意的是與演員的頻率相通，這些比演員的演技或知名度都來得重要。

戲裡面的每一個角色，不論是音樂教室主任Joyce（陳雪甄飾）、檢察官張麗萍（謝瓊煖飾）或是警察郭小隊長（吳朋奉飾），即便只有幾句台詞，他都想找到最能賦予這個角色生命的演員。在過去的演出經驗中，鄭有傑很少演到主角，但他深知這些不是主角的角色也非常重要，且每一次，他都當成是主角在演。

在《親愛的房客》的這些角色中，他尤其稱讚是元介的表現。是元介在劇中飾演立維的弟弟王立綱，是站在健一對立面的角色。也許因為戲份的緣故，這個人物相比主角比較少被人注意到，但鄭有傑直言，這個角色其實很難把握，演得過頭就刻板，演得過輕就不到位。「他真的拿捏得很好。」鄭有傑由衷讚賞。

而一旦找對了演員，對導演來說就非常輕鬆。他只需要在演員需要空間的時候給予空間。就像這次和莫子儀的合作，彼此在想法上幾乎沒有出入。這是兩人繼《一年之初》後睽違近十五年再度合作。鄭有傑說，他知道在這十五年中，小莫絕對沒有怠惰，依舊保有對表演的基本態度，並且只有變得更加精實。「跟他工作真的事半功倍。」這讓身兼監製、導演、編劇的鄭有傑，得以將精力花在其他地方。

白潤音的表現同樣讓鄭有傑驚艷，「這種小朋友很難找，我也不知道我何德何能可以找到他。」由於整部戲的情感最終都落在小孩身上，鄭有傑深知這個小演員的選角非常關鍵。在第一次見面時，他並沒有直接下決定，但白潤音身上有一種特質，讓他不斷回想這個孩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在聊劇本和故事的過程中，白潤音對角色的詮釋讓鄭有傑印象深刻。「很多童星在和你聊的時候你會覺得他是經過準備的，大人教他的。可是小潤（白潤音）不是，他完全靠自己理解，甚至他爸爸和他的意見有的時候都會相左。」而最重要的是，在第三次見面時，鄭有傑終於看到他骨子裡那乾淨透明的靈性，這與他乍看有些厭世的外表是截然相反的。那個衝突感一旦成立，這個角色就活了起來。就在那個當下，鄭有傑決定就是他了。

也正是白潤音的出現，讓鄭有傑對悠宇這個角色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原先設定的悠宇是人見人愛的純真小孩，但在那之後，他馬上將劇本改成看起來厭世、但心中柔軟的孩子。他也頓時恍然，「對呀，其實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在父親過世、母親離開的環境下長大，這個孩子很容易會想，是我不夠好嗎？他對人有防衛心是合理的，只是每個小孩都需要被擁抱。就像他會故意彆扭地問健一，「是不是沒有我，你比較輕鬆？」但我們都知道，他心底有多希望健一成為他的父親。

「白潤音是這個世界上理解王悠宇最深的人。」鄭有傑這麼說，甚至超過他自己的理解。因為白潤音就是王悠宇，他才是演繹王悠宇的那個人。

這些年當演員的經驗，讓鄭有傑作為導演，更能理解該如何讓演員自在表演，也更放心把戲交給演員。他體悟到每個演員都有自己的表演方法，不能用同樣的方式對待每一個演員，就像陳淑芳演了六十三年的戲，早已自成一個體系。

而如何調和不同演員的調性，維持一致性，就是留給導演的功課。「在現場其實是一種化學反應。」他說。因為劇本已設定好角色關係，所以在現場就是演員之間的丟接球，比如陳淑芳和莫子儀的「婆媳」角力。有些東西在後期剪接時可以調整，他在現場的原則就是盡量不干涉，「因為每個演員有他自己習慣的表演方式，你為了去修掉你不要的東西，有的時候會把好的東西也一起修掉。」

也是在當過演員之後，鄭有傑才更清楚演員下戲時的心理狀態，「我最近常常演哭戲，只要演到哭戲，我就一整天都不能做事。整個人就像被掏空一樣，很累。」因此在拍《親愛的房客》的情慾戲時，他知道那會耗盡演員所有的精力。於是在拍攝當天，他只排了這場戲，四小時。他明白，如果後面再排一場戲，以小莫這種專業演員，即使再累也會想辦法克服。但正是因為他當過演員，他知道這樣安排對演員會是太大的傷害，所以他堅持不這麼做。

當然，身為導演，他還是有很多不得不，比如為了貼合故事中的人物狀態和高山症情節，他要求必須到海拔三千以上的山上拍攝。「也許再過幾年，我就不一定非把他們帶上山不可。」但至少此時此刻的他，還是保有這樣的執著。他們最終選擇了比較好爬的合歡山，光是武嶺停車場，海拔就有3275公尺。

在創作上，鄭有傑是個尤其嚴謹的人。比如《親愛的房客》之所以將故事的年代稍稍推前，就是為了合理化收養的情節。在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通過修正草案，規定監護人如因故無法扶養兒童擬予出養，應委託收出養媒合服務者代覓適當的收養人，並委託相關機構做必要性訪視調查，再由法院裁定，而不能如片中所演，逕由健一和秀玉契約合意，就由法院決定。即使不特別說觀眾未必會想這麼多，但為了符合現實運作，他還是選擇在時間上做了處理。

鄭有傑是個期許自己不斷進步、有所突破的導演。雖然他總說創作者有創作者的惰性，寫劇本時自己也經常便宜行事，還要靠監製楊雅喆把他抓回來，戳破他的心虛。這個堅持不收監製費的監製，從劇本階段一路到剪接、行銷，都在逼迫著他成長。他打從心底感謝楊雅喆。

然而歸根結柢，或許他終究也是個不放過自己的創作者，所以這回，我們才能在《親愛的房客》中看到一個又一次令人驚豔的鄭有傑。他以極其流暢、熟稔的鏡頭調度與敘事筆法，在輕緩、真誠地述說著一個餘韻長存的故事，並邀請大銀幕前的每一位觀眾，都敞開心扉擁抱自己，也擁抱不為人知的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