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656 2019-10-17 | 影人 |
哀而不傷,捕捉生命最原真的美
專訪《菠蘿蜜》導演廖克發、陳雪甄
文 / 張婉兒 採訪/張婉兒、彭湘 圖/《菠蘿蜜》劇照(牽猴子提供)
殷殷期盼近十載,《菠蘿蜜》飄著淡而不膩的果香,終於熟成。

早在2012年,《菠蘿蜜漫長的飄香等待》就曾獲優良電影劇本獎。2016年,這一電影計畫參與了法國南特影展的電影培訓工作坊。2017年,長片企劃案《菠蘿蜜的愛》獲選坎城影展世界電影工廠新導演工作坊,直至今年(2019),《菠蘿蜜》終在釜山影展世界首映,並入圍新潮流競賽,也將作為高雄電影節閉幕片。

導演廖克發過去曾執導紀錄長片《不即不離》和《還有一些樹》,前者自原生家庭的私密情感出發,追索在馬來西亞被視為禁忌的「馬共」(馬來亞共產黨)歷史,後者延續對歷史族群議題的叩問,嘗試翻轉話語權,挖掘馬來西亞的「五一三事件」,呈現迥然不同的歷史切面,並入圍第56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此番廖克發初執劇情長片導筒,巧妙並置了兩個時空,馬共母親(陳雪甄飾)與兒子小菠的森林游擊,馬來西亞大學生一凡(吳念軒飾)與菲律賓移工萊拉(Laila ULAO飾)的異地相依,在對身份的追尋與生活的困頓中,共譜生命的離散、堅毅與哀傷。

陳雪甄與廖克發相識多年,曾出演釜山影展、台北電影獎入圍短片《妮雅的門》(2015)、公視人生劇展《一起去看海》(2013)、金穗獎優等電影短片《鼠》(2008)等,此次不僅在《菠蘿蜜》中擔當女主角,也以表演指導的身份共同執導,將與廖克發一同角逐第56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

颱風過境的釜山海雲台海濱,迎來了難得的暖秋,朗朗晴空,海風和煦。人們來來去去,多少也有幾分片中高雄港的小島風情。從電影哲學到表演理念,從國族史觀到生命態度,導演廖克發、陳雪甄與我們慨然分享了他們的種種所思與體悟,且聽他們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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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而不傷的東方美學

回溯這一路走來的故事演進,廖克發導演坦言,《菠蘿蜜》最開始的劇本甚至包含紅毛猩猩這樣的獵奇元素。然而歷經國際創投和劇本醫生提點,他也陷入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掙扎,是否要多迎合西方人看待事物的視角,又該如何講述這個故事?這當中都需要取捨與平衡。

然而於他而言,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轉捩點,就是紀錄片《不即不離》的拍攝。在認識片中那些馬共老人後,廖克發也在心底明確,至少他拍《菠蘿蜜》這部片,要對得起他們。事實上,《菠蘿蜜》中馬共母親不得已將孩子送出森林,就出自《不即不離》中真實人物的際遇。於是電影也實際深入到馬來西亞北部、當年馬共活躍的森林拍攝。舉凡片中出現的馬共服飾、旗幟、敬禮手勢等,都經過詳加考證。這個核心態度的確立,也讓故事在敘事手法上,漸從獵奇走向自然寫實。

廖克發說,他在呈現影片時想嘗試一種宛如浮世繪的方式。觀看影片時,如同從一個人物跳到另一個人物,就像慈悲之眼(eye of compassion),是捲軸式的。他不求觀眾很深地進入故事、同情人物,「只是看完有一種哀傷,但是哀而不傷。」廖克發這麼形容。回顧過往作品,他其實很少讓自己的角色遭遇苦難,或是大哭。「我希望他們是有尊嚴的,在我的片子裡面就算是受壓迫,或者是比較被邊緣的人,他們還是表現出他們生命的韌性。」

就如同《菠蘿蜜》中一場小菠親睹母親去世的戲,同樣處理得內斂且克制。廖克發說,那個年代的小朋友是不會哭的。我們看著小菠慢慢走向母親,拉起她的手,卻不知道小菠究竟是要母親摸他,還是打他,那種傷痛,應該是如此的。廖克發盛讚飾演小菠的小演員十分專業,「這個小孩應該被肯定。」縱使身後是烈火燃燒房屋的火光,他依舊沒有跑、也沒有哭,一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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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克發不願用大哭來博得觀眾同情,在他看來,哀而不傷是一種東方美學。而他所追求的,便是觀眾在看完影片後,能感受到一種淡淡的、為這些人心痛的心情。陳雪甄也說,看《菠蘿蜜》首映時,她不是因煽情渲染而大哭,而是眼淚不自覺地滑下,淡淡地一直流。

同樣的,這樣的堅持也反映在對影像色調的選擇上。片中的台灣場景幾乎呈現如紀錄片般的自然原色,而轉換到馬來西亞的時空,色彩則被特意抽離,飽和度偏低。即使在視覺上能做到更豐富漂亮,廖克發在和攝影師討論後,還是決定走更平實的色調,只因不願刻意製造戲劇點勒索觀眾,但希望觀眾看完後,能留下一點餘味。陳雪甄說,在表演上也是一樣的道理,即使有很多技巧可以渲染觀眾,但最終都選擇丟棄。

「砍掉手指」是「被放逐的人」

過往紀錄片作品中,在觸及國族歷史議題時,廖克發總會以深邃的內在自省為起點,一如他在《不即不離》裡提問「為什麼我不愛馬來西亞?」、「怎麼樣才能成為真正的馬來西亞人?」,在《還有一些樹》中自問「我是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到了《菠蘿蜜》,廖克發坦言那個問題並不像在紀錄片中那麼明確,但他心中確實仍然存有一個疑問,即「我要落腳在哪裡?」

在《菠蘿蜜》中,廖克發嘗試包裹進他對台灣的感覺,以及他所目睹的外國人的在台處境。尤其到了影片後段,一凡的那棵菠蘿蜜小樹,卻是一個菲律賓人種活的,就種在一凡找到萊拉的地方,這當中即帶著反諷。廖克發說,一個誠實的藝術家應該隨著作品進步,變得更成熟通透。倘若心中不再存有疑問,那麼作品也將不再是作品。

這樣的心境潛移,或許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出端倪,就像在《不即不離》中,父親始終是缺席隱身的,然而到了《菠蘿蜜》,他實際上是以戲劇化的方式,為父親再現了一個童年。廖克發自承,其實他確實如片中角色,差點砍掉父親的手指,這就像是他的半自傳,他與父親的衝突曾激化到那個地步。他說,在阿拉伯語裡,「砍掉手指」意味著「被放逐的人」,在被家族放逐後遠離這個地方,永遠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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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影片中,「砍掉手指」的橋段復又出現,是一凡為了留在台灣,不惜「故意」砍掉手指,製造職災。廖克發分享,他曾聽九〇年代的老先生說,因華人很難在馬來西亞上大學,真的曾有人假造受傷騙取保險費,以出國唸書。這也賦予了此一橋段在馬來西亞語境中的雙重意義。當一凡的手指再斷一次時,廖克發試圖發問,一凡是否需要重蹈他父親(小菠)的命運,體驗親睹母親去世、在戰時茫然無所依的失根感?

民族主義是很可怕的事情

延續假造職災的脈絡,其實在《菠蘿蜜》中,「假造」(fake)這件事就如同夢魘般如影隨形。故事中的人往往需要假造一個東西,才能留在一個地方,或是去愛一個地方。一如那個遠嫁台灣的越南女孩,也是偽用姊妹的身分證,而在家鄉越南,她就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也如同片中的馬共母親,她必須變成間諜,才能躲在人群中。種種設定,似乎不約而同地都回扣到「身份」(identity)這個命題。

廖克發說,其實不論是台灣人或是馬來西亞人,有時候都會將身份想成是一個固定不變的、一輩子的東西,但他並不這麼認為。倘若視野更開闊、面向國際,其實我們可以同時擁有不同的身份,就像李安導演出生台灣,在美國發展,又該如何定義他是美國人,還是台灣人?但他拿了奧斯卡,美國人也不會因此對他的身份提出質疑。在廖克發看來,人的文化和修養組成,應是如三色奶茶一樣,是一層層的,而非台灣就是台灣,馬來西亞就是馬來西亞,如此極端排外的區分。

他也提醒,在現今台灣,面對來自國際的壓力,往往會很強調「台灣人」這件事,但這個定義是指純血台灣人,又或包括新移民第二代?該如何檢驗,難道有一個度數可以定義怎麼樣才是台灣人?「民族主義可以是很可怕的事情。」廖克發說。當年希特勒不是靠獨裁上位,而是靠民族主義票選上台。在今日德國,倘若總理搖國旗會被視為危險,因這可能是在以國家來鼓吹洗腦和集體式的煽動。然而當今的亞洲是否已足夠成熟到對這件事有所察覺,卻是令人存疑的。「我在台灣會被質疑你是不是台灣人,回馬來西亞會被質疑你是不是馬來西亞人。久了我就不是很在意(care)。我把我自己很多元的東西拍好,久了我就可以站穩位置告訴別人,我是什麼人。」他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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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共作為人的存在

廖克發作品在處理國族議題時的成熟高度,確是值得台灣影視作品參照並省思的。當一些影視作品溺於民族主義的沼澤,以控訴撕裂或情感渲染的方式在宣洩時,他非常警覺地意識到,這是危險的。他說控訴要有理,而倘若真的要控訴,就不應退卻,或自我保護。就如同《菠蘿蜜》的片頭,一張字卡清楚揭示「馬共爭取獨立」,他明確知道這樣的表達無法通過馬來西亞電檢。因在馬來西亞,馬共只能是會炸火車、炸飛機那樣的存在。但廖克發堅持要這樣呈現,因對他而言,如果拍一部片為馬共發聲,卻在第一個鏡頭就欺騙他們,這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即使如此,廖克發也並未意圖為影片安上過份厚重的歷史陳述,又或將歷史事件講述得過份清楚。在《菠蘿蜜》中,他甚至沒有真正明確刻畫馬共是什麼,作為觀眾,僅能在有限資訊中,了解到森林裡曾經存在著這樣一群人,作為革命軍隊在進行抗爭。影片刻意地沒有賦予馬共正派或邪惡的形象。廖克發說,長久以來在馬來西亞,馬共都是被妖魔化的。大部分受國家教育的馬來西亞人,都覺得馬共不是人,他們是非回教徒,就像是被迷惑的人。

「但是當任何一個國家要對某一個群體施暴時,他們首先做的是去人性化(dehumanize),先把他們變成不是人,這之後我們就更能心安理得地去殘暴地對待他們。」廖克發舉納粹為例,當年納粹也是將猶太人視為如細菌般需被處理的非人存在。而《菠蘿蜜》便是回歸到馬共作為人的本質,在這部片中,馬共是母親,馬共也擁有孩子。

歷史是一直在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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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將身份比作三色奶茶,在廖克發看來,歷史也不是固定狀態,是一直在變的、流動的。就像當觀眾看了《菠蘿蜜》以後,歷史在觀眾腦海中也變了。傳統上往往認知歷史是線性的,但廖克發說,「我比較在乎歷史怎麼存在在一個人裡面(history is inside you),就是你怎麼去想歷史?其實你今天是誰,是歷史造成的,你怎麼想你今天是誰,也在改變這個歷史。今天台灣人怎麼想台灣人,會改變我們怎麼看待白色恐怖。」也因此,《菠蘿蜜》中的兩條敘事線,並不是現在和過去的線性故事線或時間線,他甚至會故意在其間穿梭。如小菠夢見斷手指的人,那個人到底是長大後的自己,還是一凡?再或一凡在醫院裡看見的螢火蟲,又是從何而來?

廖克發並未在片中直接告知觀眾那個歷史事件就是真實歷史,《菠蘿蜜》可以變成是一部發掘真相(discovery)的電影,一凡去翻找檔案,發現過去的歷史。但廖克發直言他不相信那個東西,相反的,他將《菠蘿蜜》視為是雙線的平行敘事,但是他們一直在改變彼此。就如同片末,有一個平行的小菠還一直在那個時空,吹著口琴。廖克發說,「每個馬來西亞人的心中,能不能有一個這樣小菠在那個時空,拿著口琴在吹?我們就會變成是不一樣的馬來西亞人。」

其實那顆鏡頭是很晚決定的,當整部片剪完,廖克發和監製、剪接師,才很直覺地將那顆鏡頭放在那裡。即使這是違反敘事邏輯的,小菠母親已經去世了,他又怎麼還會回到房子吹口琴呢?但在影像觀看上,它卻又是成立的,因那個東西留在了人們心裡面。那顆鏡頭,事實上講述了整個故事的哀傷。廖克發直呼很幸運,因為偶然發現飾演小菠的小演員會吹口琴,才最終有了這樣一顆鏡頭。

而對陳雪甄來說,即使她未如廖克發一般身處馬來西亞的歷史脈絡,但因她在國外唸書,一直有很多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朋友,不時會討論起相關議題,因此這些對她而言也並不陌生。在她印象中,馬來西亞朋友總是樂天、愛玩、天不怕地不怕的,但當她實際深入馬來西亞拍攝,在那裡住了兩個禮拜後,她才慢慢理解到,他們的那份樂天從何而來。是因長期生活在壓抑狀態下,對很多事情不知情,又別無他法改變大環境,所以能做的,便是樂天地面對。正是在拍電影的過程中,她也跟著認知和理解到這個故事背後的社會脈絡,更恍然察覺,原來相比台灣,馬來西亞人所面對的社會壓迫、歷史族群問題是遠遠更複雜、龐大、不可解的,是活生生的不平等和不公義,那與此同時,台灣人又在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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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聲喧嘩」的自然

誠然,極度節制的歷史背景描述或許為觀眾在識讀影片上構成了一定門檻,而片中紛雜的語言系統,從馬來西亞語境中交織的閩南話、粵語、馬來語、普通話等,到台灣語境中複雜的越南口音、菲律賓口音、馬來口音等,或許也不易被非中文母語的觀眾辨認和識讀。但廖克發說,他是有意識地將這些紛雜的語言融入到故事中的,只是在他看來,這不需刻意,而是自然發生。在台灣待了十一年,廖克發深有所感,在街上四處可見越南小吃、菲律賓移工,又或照顧老人的外籍看護,但在台灣的影像上,除了標榜關懷移工的影片,這些人卻幾乎是被消失、隱形、缺席的。

這些人應該是存在的。在《菠蘿蜜》中放入越南新娘和菲律賓移工,廖克發並非是要刻意談論關心移工的議題,而僅欲展現他們所遭受的境遇,以及將如何面對。甚至,廖克發覺得他們其實不需要我們的「關心」。端看他們所遭逢的巨大生命困境和極度高壓的社會處境,便可見「其實他們的生命力比我們強」。「我們所謂的關心是一種經濟上、社會上的優勢,它必須是一種慈善(charity)的感覺。」但這依舊是帶著某種優越感的。

這份對自然真實的追求,也體現在對細節的打磨上。片中那個越南女孩在地下室吟唱的歌曲,歌名是《母親不要把我嫁得太遠》,正是很多越南人都會唱的歌。但避免太過刻意,廖克發也並未選擇加上字幕。

而在《菠蘿蜜》中,海港的「水」和森林「山」,也恰在視覺上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地景。將除了馬來西亞森林外的另一場景選在高雄,正是因高雄靠海,這當中,也包裹著廖克發對海島的情思。人們來來往往,船來來去去,每個人都看著海,尋思著海的那頭有什麼。那視線盡頭海天一色的地方,寄託著人們的想望。在廖克發心中,台灣以前就是這樣一個浪漫的地方,包括基隆,不是位處封閉的內陸,而是一座島,「為什麼我們不保留這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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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蘿蜜是私密記憶

作為片名和核心象徵的「菠蘿蜜」,也呼應到所謂「外來」與「在地」的曖昧關係和微妙連結。片中,一凡的老師上課時曾特別提及外來水果,而一凡在教萊拉語言時,他們述及石頭、風、月亮,卻獨獨在說到菠蘿蜜時,是同樣的發音。在那一奇異時刻,「菠蘿蜜」(Boluomi)的意象成了一個共稱,成了分別來自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他們,可以共通分享的語言。

菠蘿蜜在東南亞是非常流行的食物。陳雪甄在拍攝《菠蘿蜜》時,學會了如何切這個水果。她驚呼,在台灣我們對這個水果並不熟悉,甚至一直覺得那是東南亞的食物,但是實際接觸後,才知道這是如此香又好吃的水果。廖克發說,「在馬來西亞,菠蘿蜜是一個私密的、記憶的(東西),你只跟家人一起吃菠蘿蜜。」它是爸爸下班後帶回來的水果,孩子們看到了就很開心。一家人不會在桌子上吃菠蘿蜜,一定是坐在地板上,鋪上報紙,將菠蘿蜜放下來,再慢慢撥開。廖克發說,片中小菠等待菠蘿蜜的那個眼神和手指動作,是所有馬來西亞人在等著爸爸切菠蘿蜜時都會做的事情。「後來我才發現,它是一個多麼家(人)的東西。」因為這樣,他才想將菠蘿蜜放到片子裡面。也正是這個水果,將一凡和萊拉綁在了一起。

你要敬畏你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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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在拍切菠蘿蜜這場戲時,其實一凡和萊拉是沒有對白的。萊拉形容菠蘿蜜「很大」、「聞起來像家一樣」,都是她發自內心的感受。演員Laila ULAO的父親已逝,她對父親的記憶和菠蘿蜜同樣存在連結,這樣的真情流露,便自然留在了影片中。

「這是電影難得的地方,它其實不是我製造的(create),我不是一個製造者。」廖克發這麼強調。是萊拉不經意地將她心裡的話講出來,而他只是剛好在現場見證,並捕捉下這份感動。萊拉也是在看的時候才知道,原來她的內心話是這個。「我們對電影應該要懷抱著一種謙卑和敬畏。」廖克發說。正如同他的導師廖桑(廖慶松)一直嚴格告訴他的,導演不能將自己想成是一個可以製造電影的人,將電影僅視為自己的附庸品,相反,電影的生命和美麗遠比我們來得大。我們只是捕捉到其中一塊,連導演和演員都驚訝的一瞬。「這是我從廖桑身上得到最寶貴的東西。」他真切地說。

對於能擁有從紀錄片到劇情片的創作歷程,廖克發自言是幸運的。除了在攝影手法上延續紀錄片近乎手持的即時捕捉方式,他認為,「最重要的東西是一個人的見識。」不同於劇情片,紀錄片無法倚賴想像或是建構劇情,也要求拍攝者需要真正去面對那些曾受過傷的人,嘗試著與他們對話,並贏得他們的信任。「拍了紀錄片以後你才知道生命比你偉大,生命遠遠比你的想像偉大。作為一個導演,你就只是一個導演而已,你不是一個可以創造那個東西的人。」廖克發說,這種態度是他要放在劇情片裡的。

就像他大可拍攝一部有紅毛猩猩的獵奇故事,或許票房會更好,但對他來說,那便是另一種態度,對生命不是那麼誠懇的。拍紀錄片的經驗的確改變了廖克發,老師廖桑就曾對他說,「你要敬畏你的電影,所有的電影都大於我們。我敬畏侯導(侯孝賢)的電影並沒有比敬畏你的電影來得少,或者多。只要是電影,它都有一個生命在那裡,你要尊敬(respect)它。」對廖克發來說,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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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當下的表演方式

而這樣的電影哲學,也緊密回扣到演員的表演上。陳雪甄回憶,也是在廖克發開始拍紀錄片之後,他才慢慢開始不給演員劇本。這是有一個學習成長的過程的,在這十年間,他們一起尋找表演該如何生成。

十年前,陳雪甄和廖克發合作了第一部片《鼠》(2008),那時候他們都懵懵懂懂,不太知道該怎麼做。到了《一起去看海》,他們用了一種很正規的方式,以完整劇本照表排戲,甚至幫素人上課,這也是陳雪甄在其他電影裡常做的事。之後到了《妮雅的門》,成了重要的轉折點。那次開始,劇本只有一頁,沒有表演訓練和角色分析,甚至直接用了陳雪甄的家、兒子(片中的寶寶)和她本人的角色。一開始,她也對一切感到困惑,但在跟著廖克發走過之後,她才第一次經驗到那個有機的現場,感受到與大家一起追求一個未知,是多美的一件事。

當然這需要工作人員對導演很深的信任,陳雪甄就說,「很謝謝(《菠蘿蜜》的)工作人員都願意信任克發。最重要的是大家願意信任,並團結在一起,不然現場的東西不會發生。」她尤其喜歡拍攝現場的感覺,每分每秒大家都在待命(stand by),卻不是緊繃的,而是有一種一起在創作的感覺。從演員到服裝、造型、美術、攝影、燈光、錄音等,每一個人都全心投入當下,在思考著種種可能性,那個瞬間(moment)讓她覺得尤為美而珍貴。

廖克發舉了萊拉和一凡在郵局分手的那場戲,在他告訴吳念軒這是他和萊拉的最後一場戲後,吳念軒做了一件他沒有告訴任何人的事。他走進郵局,沒有說話,然後抱住了萊拉。萊拉一時反應不過來,但心裡卻也能感覺到,好像他們要演完這齣戲了。就在一凡抱上萊拉的那一刻,所有工作人員都緊張了,因他們知道要捕捉這個瞬間只有一次機會。陳雪甄笑稱,真的就像在拍紀錄片一樣。當一凡走出郵局時,廖克發說所有人都在禱告,彷彿集體儀式般,希望背景裡的民眾不要有人看鏡頭。最終,他們成功拍下了那個畫面。廖克發再次強調,那個東西不是他們創造的,而是萊拉與一凡之間製造的氛圍。而民眾在郵局裡來來去去的真實流動,也是如同神的恩典般的極美時刻(timing)。「自然是多麼美的東西。」廖克發忍不住如是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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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和演員的遊戲

從《妮雅的門》起,他們開始嘗試玩一種當下的遊戲。當時和Eliquence對戲,陳雪甄為了維持兩人在戲中的關係,下戲時刻意不主動招呼她,上戲後便能自然呈現。甚至開拍前一秒,廖克發臨時要陳雪甄不要說最後一句台詞,憑著多年默契,陳雪甄立刻明白他的意思。到了實際拍攝,Eliquence因等待無法接話,頓時陷入尷尬無措,然而這正是廖克發要的、屬於當下的真實流露。

這樣一套方法,也延續到了《菠蘿蜜》。只是熟悉廖克發如陳雪甄,還是被他「擺了一道」。拍攝前,陳雪甄和其他工作人員都拿到了完整的福州話劇本,甚至有福州話老師與她陪練。然而只有廖克發和監製知道,他們將以無對白的方式呈現這段戲。他解釋,在1950年代就應是這樣,如同在日據時期,只會說台語的台灣人一旦碰上日本警察,就只能被欺負,任人宰割。那個時代的語言暴力是可怕的。但演員缺乏類似的生命經驗,很難想像,他便藉由製造情境,嘗試讓演員感受那種失語的、非身體上的「被霸凌」。他也笑說,這次用這種方式騙過陳雪甄,下一部可能就要想更難的了。

而於陳雪甄而言,面對這樣一套截然不同的表演方式,她反而覺得演員是需要做更多準備的。但這準備並不是指傳統上的角色分析,而是將整個人更打開,從導演給予的線索中,全身心感覺,讓自己處在那個狀態中。她強調,並不是進入角色,而是將自己本來的東西放得很大。或許有些演員會覺得拍這種片很焦慮,因在現場常常不知所措,但對她來說,反而演員是更放鬆的。「因為你不是在用腦袋進行任何事情,而是在當下去把那個感覺放到最大,信任每一個人,你也覺得大家信任你。真的在那裡(be there),那個瞬間(moment)把它放到最大,讓它去長出來。」她說,這也呼應到我們之所以喜歡表演這件事,在那個狀態下,反而是最可以落實表演一直以來所追求的真實性(be real)與生命感(be the life)的。她很享受這個拍片過程,雖然很苦,但她深知那個苦是在到達一個很美的境界。「那個東西,我想對每個人來講都是很珍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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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要相信自己的生命

同樣,陳雪甄也會將她的表演體悟分享給其他演員。但她也笑稱,她發現表演指導的最大功用不是在教技巧,而是安撫人心,因演員容易沒有安全感。但廖克發無疑是一個長於發掘演員特質,並善加運用的導演。陳雪甄說,廖克發會花時間認識演員,一如他之前找素人出演,是真的去路上一個一個找,和他們聊天。有了那層交流,演員就會有安全感。

「演員有時候不能表演,是他不相信自己的生命。」廖克發這麼說。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演,關鍵是怎麼把對自己生命的信心帶出來。如果演員一直覺得導演創造的角色,或劇情大於自己的生命,那他就需要去創造一個表演技巧,才能去迎合或達到什麼,也因此無法走得長遠。但其實,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拿出來變得很美的。延續廖克發所說的「相信」,陳雪甄也說,她作為表演指導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是幫助或引導演員相信那個當下,配合廖克發去營造那個氛圍。

陳雪甄強調,廖克發會找一個演員,一定是看到演員生命經驗中打動他的部分,以此創造角色,或是在創造了角色的大致輪廓後,再從演員身上塑形,因此演員對拿到的角色一定很有感觸。就她個人來說,馬共母親所承載的生命的痛與堅強,就是她尤為觸動的,因她本身也是一位母親。

《菠蘿蜜》中馬共母親忍痛送走孩子的第一鏡,也是陳雪甄的殺青鏡。她自言從未有過這樣的經驗,在拍完後走回休息室的山路上,還在全身發抖地一直哭。只因在拍攝前,廖克發對她說了一句話,「雪甄,我們等了十年,終於等到了。」回首過去,時光荏苒,但兩人依舊在電影路上相伴,更堅持選擇了一條這麼難的路。那份苦,也瞬間隨著角色的心情爆發出來。對陳雪甄來說,對角色的理解和共鳴是自然萌生的,因這就是在這十年生命經驗中,與廖克發一起累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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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找到吳念軒飾演一凡,廖克發也坦言,事前他並不知道吳念軒曾演過《紅衣小女孩2》(2017)。一開始廖克發對選角是開放的,雖然人物設定是馬來西亞大學生,但若能有台灣演員演到說服觀眾他是馬來西亞人,他覺得也不失為一件好事。初見吳念軒時,吳念軒的個性即深深吸引了他。廖克發形容吳念軒身上有一種台灣大男孩的天真,未被市場沾染油氣。他很幸運可以拍下這個階段的吳念軒。

如他們當時拍攝一場一凡騎車的戲,所有人正在等候紅燈休息,卻發現前頭的吳念軒不見了。原來他跑到旁邊去幫一個阿姨將單車拿出來,事後,他沒有向任何人解釋自己為什麼失蹤了,甚至陳雪甄後來問起,他也說自己早忘了這件事。在廖克發看來,這種本性的善良,是非常美的東西,尤其是他沒有刻意要表現自己幫了人這件事。作為導演,廖克發自認應該要有能力捕捉這些演員身上的美。而在《菠蘿蜜》裡,每一個人也都是確確實實很真的。

作為廖克發和陳雪甄的首部劇情長片,《菠蘿蜜》延續了廖克發過往在紀錄片中對國族歷史的洞察,更與陳雪甄在表演方法上持續大膽實驗,嘗試捕捉在當下的最為真實自然的表演,以哀而不傷的平實基調,譜寫出人、社會與歷史有機互動的生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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