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也代表了我的身份，正如同所有的黎巴嫩人，失去了房子和擁有的一切，我們不知道和誰求救，也不再知道自己是誰。」鏡頭記錄了她心愛城市蒙受的破壞，黎巴嫩首都貝魯特遭受戰火攻擊，生活無法再正常運作，在這個噩夢般的風景中，所有事物都變得超現實，就像《德國零年》（Germania, Anno Zero，1948）裡的柏林廢墟，或是《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1959）再看不見的廣島一樣。

戰後出生的薩博活在充滿社會變革的時代，黎巴嫩在一戰時曾成為法國殖民地，直至二戰後重取回自主權，但法國文化一直影響黎巴嫩的現代發展，直至如今，假如你走過貝魯特的市中心，也會發現那裡依然是充滿法國色彩的樓房，街上的告示牌標示阿拉伯文和法文，行人滿口法語，黎巴嫩曾經是中東地區最具西方色彩的國度，基督教和伊斯蘭並肩，其後就是我們所知，兩者之間長達15年的內戰。就在1975年內戰之前，薩博開始擔任起電視新聞記者。

或許以Chris Marker和Jonas Mekas來描述她是一場美麗的誤解，我反而想到智利的Patricio Guzmán《智利之戰》（La batalla de Chile 1975-1979），如果前兩者是知識份子和過來人的代表，以影像和自身影響力表達他們對第三世界的關懷，那薩博和Guzmán兩人要面臨的是活生生戰火衝擊，舉起攝影機是迫切地要世人看見國土破滅，在戰爭激烈的狀態，薩博不甘止於表達政治分析，既記錄戰鬥狀態和對局勢的反思，更重要是記錄了戰爭如何影響黎巴嫩人的心靈，要影像回到了電影最原始的本質，對現實直接的描述。

紀錄戰爭讓人感到無能為力，徒勞無功，攝影機好像只不過要企圖搞清楚毫無意義的衝突。她那飽受摧殘的國家早已傷痕纍纍，內戰持續的15年期間拍成的《貝魯特三部曲》，針對這場戰爭進行一次編年史式紀錄，三部電影中，薩博除了觀察自己家園遭受戰爭破壞，她亦將目光投向衝突中的所有參與者，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以色列軍等，相對於《智利之戰》裡強調智利在人民聯盟和右派間的鬥爭，以至左派內部間的矛盾，她想超出一般阿拉伯人的理解，在幾乎所有社會紐帶瓦解的情況下，國家生靈塗炭的邊緣中，不能只針對雙方鬥爭的視覺之中。

從她在第二和第三部曲，也可見更個人化的介入，遠遠超出了戰爭影像要表現的血腥和殘忍，她要走入拍攝對像的心靈，城市深處的歷史痕跡，《家鄉的戰火、童年與我》（Beirut My City，1982）裡的貝魯特，經歷了以色列入侵，這也是三部曲中唯一正面面對戰爭對人的殘害，她提到好友在內戰中被殺害，一具具受到殘害的兒童屍體都在觀眾眼前，另一方面她也捕捉了戰爭的殘酷與悖論，電影後段深入到以色列軍隊展示其軍事實力，暴露出其無以為繼的局面，還有倖存者們面對未來無法生活下去的關懷。

薩博曾說過要通過阿拉伯敘事傳統（亦即意指像《一千零一夜》等的敘事方式，故事一環扣一環連結著），打破西方三一律敘事來觀看戰爭，她認為後者無法處理戰爭狀態，只因戰爭並非是線性式行走，對她來說更重要是在電影中尋找、表達，關於生活的想法和影像，以及生活中隱藏的一切。內戰的複雜性令她要面向雙方的困局，也指出雙方的共同性，沒有落入單純的人道主義，內戰開始時的兩年，薩博一共拍攝了7部短片，在首部曲《永別家鄉》（Beirut, Never Again，1976）中她提到「防止死亡的唯一可行方法就是去戰鬥。」她既同情雙方又感到無可奈何，士兵會因為在光天化日下殺死他的兄弟而感到羞恥，只因為兩人各自選擇在政治立場的對立面，同時拒絕放棄同情對方的能力，從而減輕了自相殘殺的戰鬥力，坦言記錄了這國家的新仇舊恨，戰爭沒完沒了，幾乎沒有想解決的辦法。電影也訪問了其中一位年輕士兵，這位年輕士兵坦白說他希望能和平相處，但戰爭從一開始就有未成年少年參與，「就像孩子們發動戰爭一樣，即使這不是由他們決定宣戰。」另一部教我印象深刻的是《Children of War》（1976）。貝魯特附近的貧民區發生大屠殺，薩博走訪區內倖存下來的孩子們， 借助蠟筆，孩子將眼見的恐怖景像畫下來，電影讓人感到諷刺的是，街上的年輕男孩和女孩們從大人學習到的唯一事物，玩著的，都是與戰爭有關。這些關於孩子的觀察，速寫般表達戰爭如何改寫生活和常理的狀態。

「在邊界和國界中有某種更吸引我的東西，在這個荒誕又充滿分歧的世界中，理想國一直在我腦海中。」戰爭影像往往會令觀眾失去對現實的理解，薩博很明白戰爭影像的殘酷性其實會吸引觀眾，但因此無法了解戰爭的更大成因。所以，作為身處於第三世界國度的創作者，她也將矛頭指向西方世界，在她其他紀錄片中，通過攝影機，出現了脫離了東方主義的觀念，又豐富了地緣政治身份的敘述。不過，她指向西方的目的並不是指責內戰的成因來自於他們，她意圖將黎巴嫩的問題上升到全世界的問題，她的信是寫給全世界所有觀看電影的人，甚至是那些明顯反對她政治信念的人，她的出發點是為了達到公正，真正的和平，她要攻擊的對象是失去同理心的人，即使在戰爭的激烈環境之中，面對敵人的狀態也好，也要保持著。對她而言，失去對其他人同理心的能力，只會注定走向失敗。

如果「貝魯特三部曲」是刻劃國土的安魂曲，那麼內戰完結後不久拍成的《貝魯特狂想曲》（Once Upon A Time in Beirut, Story of a Star，1994）如譜出一首鄉愁曲，在電影誕生100年之際，重訪黎巴嫩的電影黃金歲月，也是對貝魯特這座城市的一次敬意。

內戰期間，整個電影工業幾乎停產，有部份拍攝商業製作的電影導演如Maroun Bagdadi投入紀錄片，也有如薩博和Heiny Srour的初生之犢舉起攝影機紀錄，不過黎巴嫩電影其實早於1929年已拍攝首部無聲電影，在二戰前都以獨立製片的方式運作，未建立出電影工業。可是在60年代，因為埃及電影業國有化後，許多私人製片人，發行人和導演都搬來黎巴嫩，受惠於中東地區的電影市場，開始有商業電影製作。沒有民族包袱，相對開放的創作環境，其中，他們就製作過一系列帶有性解放意味的劇情片，成為阿拉伯世界第二大電影業。更在70年代，成為全部阿拉伯語國家中，電影入場人數最高的國家，更不要說這是西方國家電影製作喜愛的取景之地。

《貝魯特狂想曲》正是回望這段被稱為黃金年代的時期。和平時期的薩博讓我們看到她玩味的一面，遊走在現代和電影世界的場景，略帶輕喜劇的節奏，還有虛實形式，兩位女孩時而扮演記者訪問，又會重演電影演出，薩博借由兩位年輕女孩參觀一家老電影院開始，從開創阿拉伯電影製片人的鏡頭到1930年代法國導演的電影，再到70年代美國電影，回到60年代的貝魯特，隨著在銀幕上遊走，瀏覽過去電影，揭穿這座有「中東小巴黎」稱號之城市的神話故事，再不是與戰爭扣連，一個曾經繁盛、多元文化的國度，有參考好萊塢浪漫電影，亦有東方色彩濃厚歌舞片，薩博重組這一系列影像，最後所寄望的是國家從紛爭不斷的狀態中回到正常的生活。

但黎巴嫩和平時期很快就消失了，2005年的雪松革命，其後的以色列與黎巴嫩衝突，巴里德河衝突影響了當地局勢，近年更因敘利亞內戰，大量難民逃亡到黎巴嫩，成為了該國的負擔，一個個難民營在貝魯特外組織起來。雖然在文化上，敘利亞人都嚮往到黎巴嫩，例如敘利亞著名詩人阿多尼斯（Adonis）就曾在黎巴嫩大學教授阿拉伯文學，很多為了生計的敘利亞人在戰亂前就已經走到貝魯特尋找工作，但兩國多年在政治上敵視對方，如今超過200萬難民湧入，令原本只有100萬人口的黎巴嫩一下無法應付。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都在等待離開到西方國家的機會，大人無法合法工作，小孩並非每一位都有讀書機會。不少敘利亞人所居住的市中心舊城區或貧民區，與早已商業化、帶有西方城市風貌的首都中心，形成極大差異。薩博對此的觀察在短片和同名攝影作品《One Dollar a Day》（暫譯《一天一美元》，2016）中。

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營」並非由當地政府資助，而是由聯合國或部分西方國家負責，薩博將著眼點落在難民營的帳篷上，而這些帳篷往往由巨大廣告篷布剪裁而成，篷布上都是迷人的香水，項鍊和奢侈品牌的廣告，薩博不只拍攝了難民營，還拍攝了大量難民肖像，象徵著資本主義的拼貼畫以及受戰亂傷害者同在一個畫面內。她又用吊車將他們送到貝魯特山上拍攝，在這片城市風景背後，她問了一個問題，「一個人每天可以只能靠一美元過活嗎？」薩博不單要為這群人發聲，更要讓電影向不公義的事和人開火，視所有人為一體，就像她在《貝魯特三部曲》時所做的事一樣，讓人類成為善良和理性的代名詞。她沒有停止過思考影像，她的電影雖然一直描寫現實狀態，但內裡帶有詩意，也一直在質問世界、暴力，邊緣者的生存狀態，晚年的薩博除了拍攝電影，也投入攝影和裝置藝術創作。

而她最後作品，是只有7分鐘的《My Name is MEI SHIGENOBU》（暫譯《我是重信五月》，2018），這部影像創作關於一位「恐怖份子的女兒」——逃到黎巴嫩的日本前赤軍份子，重房信子的女兒重信五月。可惜這部作品並沒有在這次影展中上映，關於重信五月母親，這一位曾堅信「武裝鬥爭是最大的宣傳」，「世界革命將會發生」，並策劃過恐怖行動的左翼份子，對於這位旁人眼中的恐佈份子，作為女兒會如何想，而以生活、身體、攝影機親歷戰爭與衝突多年的薩博，又會如何想？此亦令人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