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就是不接受審查，也不接受具有官方性質的資金援助。總而言之，就是對官方採取一種強硬的決絕態度。」——張獻民

「我可能會死吧。以前是被錢所困擾，現在為身體所累。無論如何，我絕對不會去做那些低俗下作的東西。我們就是為了反對那些東西才成為獨立導演，如今卻要加入那個行列，我辦不到。」——王兵

在中國，所有媒體、出版、文藝都是共產黨的喉舌，不存在「獨立藝術家」、「獨立媒體」。這層控管更因早年拍攝與剪輯設備昂貴，侷限於少數機構，而更加牢固。1990年代起，電視台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媒體，紀實性節目大受歡迎。幾乎所有所謂獨立紀錄片導演都會跟體制沾上邊，雙方互蒙其利。官方電視台在獨立導演加入後，節目質量提升；獨立導演利用電視台設備和身份，為自己提供更好的製作條件，一個題材拍兩個版本，一個給電視台交差，一個給自己或送電影節。然而聞海認為，這些導演「知道底線在哪裡，因為還要在電視台工作，也要能賣出去、播出去，還不是一個非常獨立的概念。」

根據聞海的研究，直到1997年三個現實條件的出現，「獨立」才有形成可能：第一，平價DV機器出現。第二，盜版碟的普及，不用非得到少數幾間電影學院才能看見電影。第三，2001年開始有本土的獨立電影節，將獨立電影推向公共空間；90年代確實有一些獨立電影，但都在海外放映，得獎也是「牆外開花牆內香」，只聞片名看不到片，或如吳文光在自家放片，觀眾有限。基於這三個條件的出現，電影的製作、學習與交流，得以完全在中國內獨立於官方體系運作。

「你以前看了很多好片子，但那是歐洲人、美國人拍的。張元這些人的片居然能在海外拿大獎，拍的又是我們的日常。我跟（張元）他們年齡差不多，他用的技術手段，我們也差不多吧（笑）。」在這股有為者亦若是的覺醒氛圍下，許多導演蠢蠢欲動、蓄勢待發。此外，聞海還提到比起跟西方觀眾交流，與自己國內觀眾交流更深切，擁有共同的語言與認識，能讓獨立導演們相信辛苦創作可能是有用的。

即使有「獨立」形成的條件，仍需要最核心的一種態度——那就是決絕。聞海特別推崇胡杰，他原先任職新華社，拍「領導內參」這類電視節目，當他在1999年聽聞林昭的故事後——這位1957年反右運動後被劃為右派的女性，在監獄裡刺破手指用鮮血寫下幾十萬字後被槍斃——決定辭職，讓自己在完全獨立的狀態下碰觸禁忌話題，完成《尋找林昭的靈魂》（1999）。「對胡杰的人生，跟對中國獨立紀錄片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代表他跟90年代末那些『腳踏兩隻船』既在官方又做自己作品的導演完全分開。這個決絕的動作，讓後來的作品跟官方完全沒有瓜葛，也更加自由，不受內在潛意識審查。」

聞海認為，1999年應該是中國獨立紀錄片史最重要的一年，與《尋找林昭的靈魂》同時期拍攝的，還有王兵的《鐵西區》（2003）。在他的評價體系裡，決絕態度的標竿是胡杰，而藝術則是奠定DV發展方向（現實拷貝性、在場性與見證性）的王兵。這兩部作品同時也是見證路徑的代表作，前者見證了歷史深處的冤魂，後者見證了當下。關於見證性的作品，聞海還舉了記錄三峽工程的《淹沒》（2005）、趙亮拍攝長達12年的《上訪》（2009），胡佳與曾金燕將他們被監視的處境與監視他們的國保拍下來的《自由城的囚徒》（2007）。

在抗爭這條路徑上，聞海不尋常地選了艾未未與艾曉明，這兩位並不那麼屬於獨立電影圈、比較屬於公共知識份子的人物。艾未未是知名藝術家與異議份子，在博客（部落格）出現後勤於寫作，宛如「一個人的報紙」，2007年起有意識地介入影像製作，擅長結合社會熱點，如楊佳襲警案、汶川地震等。加上他特別有錢，聘請其他獨立導演（包括聞海）幫他拍攝，自己上鏡頭如主持人，要求第一時間網路公開，儼然「一個人的電視台」；他還發布消息，只要有人需要會免費贈送DVD，據稱最後贈出近10萬張。艾曉明則是文革後第一位文學女博士，1999到2000年赴美任訪問學者，歸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做女性研究，開始為女權奔走，有學校與NGO資源，她與胡杰製作的《天堂花園》（2005），探討「約會強姦」這樣對多數獨立導演有專業門檻的議題，後來促使司法鑑定制度改革。

「共產黨不怕你做東西，怕你傳播。」聞海指出，大部分中國獨立導演只在影展放片，傳播渠道有限，不會變成社會事件或擴大影響。反觀艾未未與艾曉明，具有持續批判力與不可複製的資源，還願意把影片放上網路分享，一下子把獨立電影從私密、半地下空間，拉到公共空間。此外，抗爭意識與文化是需要教育，也可能教育的。艾未未在《老媽蹄花》（2009）裡面對警民衝突的強硬態度，讓許多獨立導演感嘆，在長年的恐懼灌輸下，早已喪失為自身權力據理力爭的勇氣。2009年烏坎事件發生後，買了攝影機回家拍攝的年輕村民，受訪時表示就是看了《老媽蹄花》而有拍攝衝動。

「我也是抱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都是文藝青年，都是要奔電影節去的導演，為什麼拍了這麼個片子以後，拍到國家的對立面呢？」——聞海

在書寫《放逐的凝視》過程中，聞海直言，艾未未與艾曉明那一章是最難寫的。前面寫得很快，因為他身處其境。可是對於艾未未與艾曉明的意義，他原先並不了解，只覺得是社會行動的一部分，「我以前比較是電影節的概念，沒有參與抗爭行列，更多是見證，而且以前我們也不喜歡他們的片，覺得他們搞政治的，我們也自我審查嘛。」

官方為何開始強力打壓獨立紀錄片的生存空間？聞海把透過新媒體傳播的公民影像納入考量範圍。2010年12月正好發生「阿拉伯之春」，突尼斯一位青年的自焚抗議，引發當地大規模示威，再透過臉書、推特、YouTube等社群媒體的散播而推翻政權，這場反政府抗議在一個月內席捲北非與中東多個國家，又稱「手機與互聯網（網路）革命」。無獨有偶，2010年4月福建發生「三網友案」，這是中國政府打壓網路言論的指標事件。3名維權人士幫助當地上訪人士錄製視頻上傳，被警方以涉嫌誹謗罪逮捕，引起網民憤怒。4月16日一審宣判，將近800名網友（也有人說是2000名）聚集法院門口聲援。這起事件意味著，網民行動已不只是線上呼籲，開始有線下行動。

經由這幾個時間節點的相近，聞海推論，中共的維穩意識強烈——事實上2010年中國的維穩支出就已經超越國防經費——眼見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用手機和網路推翻政府成真，出於中國亦可能發生「手機與互聯網革命」的恐懼，決定眉毛鬍子一把抓，通通打壓，即便多數中國獨立紀錄片電影人恐怕並無反抗意識。2011年4月，艾未未被消失了81天。原本就走得磕磕絆絆的各大獨立影展，處境益顯艱難。2012年，北京、南京、雲南三大獨立影展被迫取消，或回歸「地下」。2014年，栗憲庭電影基金會被警方查抄，多人被打，1500多部獨立電影沒收。

「流亡或放逐，意味著生命的開始。」——聞海

歷經強力打壓後的中國紀錄片，何去何從？聞海舉中國文學在1989年之後的三個方向做參照，即官方文學、地下文學及流亡文學。他解釋，官方會佔據所有資源，很多人肯定會去電視台，產出許多製作精良但本質不脫「大外宣」的意識形態傳播影片。可是中國夠大、人口夠多，一定還是會有地下導演，就跟以往在獨立影展一樣，不時出現宛如「天外來物」的不知名導演，拎著片就來參展。至於「流亡」這一塊似乎漸漸趨於現實，許多導演出走，如朱日坤、王我、趙大勇、王利波、何楊、華澤（網名「靈魂飄香」）等中國獨立導演都去了美國，年輕一輩如《流氓燕》導演王男袱則是旅美。香港過去都是商業電影，但如今也有《亂世備忘》（2016）、《地厚天高》（2017）、《傘上：遍地開花》（2018）等具抗爭意識的作品。

然而談起自身狀態，以及描述貝嶺、孟浪、黃翔、艾未未、李銳、廖亦武等「流亡者」群像的近作《在流放地》，聞海並不認為自己是「流亡者」。他只是有著相似遭遇——被中國官方打壓拍片行動，頻頻找去喝茶，而無奈選擇「自我放逐」到香港；進而對這群被拍攝者特別有共感。儘管仍對自身處境忿忿不平，但隨著時間過去，他也覺得當下的放逐狀態其實挺適合的，他強調本來自己個性就有這個傾向，再碰上2013年有機會赴港，來到這個仍有相對自由度的地方。

回顧赴港後的三部片《凶年之畔》、《喊叫與耳語》、《在流放地》，聞海梳理自身創作脈絡，聊起2011到2012年接下王兵《三姊妹》攝影工作，見證農村破敗、只剩留守兒童與老人的景況，對他帶來的深遠影響。中國是一個圈子社會、階級文化，從小生於部隊大院的他，自認對農村階層沒有認識。過往主題都是拍朋友、身邊事務，他一度想藉由拍攝人群的變化，尋找「創作的第二口氣」，於是開啟「中國黃金時代的十二張面孔」計畫，針對人稱「世界工廠」的中國工人與工廠做拍攝，然而不久面對打壓而停擺。一方面幫朋友拍東西，一方面也出於躲避，他上到海拔3300公尺的雲南高山拍《三姊妹》。事實上，王兵本來想拍劇情片，改編早逝雲南作家孫世祥的小說《神史》，一如王兵拍劇情片《夾邊溝》（2010）前得先拍紀錄片《死靈魂》（2018），《三姊妹》原本僅是「前置」。「我們兩個都覺得這個題材很好，《鐵西區》是衰敗的工業區，這就是農村衰亡史。」然而王兵拍攝不久就生病了，可是法國電視台Arte的資金已經拿了，由聞海主力拍攝完成。

《神史》改編計畫擱置，但雲南的農村經驗，讓他能在拍《凶年之畔》與農民工接觸時，很快就被接受。「因為我對農村特別熟，這些工人是回不去的，因為農村毀了，這些農民工跟老闆沒有任何談判條件。」關於女工的《喊叫與耳語》，最後也插入了在雲南山上拍的照片。「回不去」的概念，延續於聞海到香港後的三部作品。被流放的不只是那些身在海外的，置身自己國內的，同樣處於流竄遷徙的狀態。

《放逐的凝視》扉頁寫著「獻給在風雨中抱緊自由的香港」。這本書雖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經費，卻在2015年銅鑼灣事件後，選擇來臺出版，因香港出版社希望拿掉敏感字眼。2017與2018年的「決絕影展」，則是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香港活絡的公民社會，在聞海看來仍是以專業為考量，尚未全面黨化、意識形態化。聊起前兩年的決絕影展放映，聞海表示觀眾主要是在香港的中國留學生，還有上了年紀的香港人，他們對中國有興趣。比較可惜的是，香港年輕人在2014年後有去中國化的傾向，來的比較少。不過最讓他興奮的是，當他把映後座談整理成文字，發送給一些中國微信公眾號後，一篇文章在公眾號的瀏覽量有接近兩萬，其餘擴散出去的尚不可計數，儼然找到新的突圍方式。

面對當前香港，聞海直誇「後生可畏，每個人都是黃之鋒，Be Water、沒有大台，所有戰術都是針對佔中失敗而來」，展現了自由社會面對極權體制所展現的不可預料的一面。儘管關心香港抗爭，但目前不會拍成作品，自承來香港像「留學」，一直在補課，關於抗爭、女權等等，過去教育有太多欠缺。而且他說自己粵語跟英語都不行，又沒有機構身份，2014年個人拍攝還沒有太大阻礙，現在不管是警方還是抗爭者，都要你有媒體證明。「也許以後會作一個片是給香港的頌歌、情書之類吧」，聞海笑著說。

最後談到接下來的計畫，聞海表示暫無新片，不過會有一套攝影集，書名也叫《在流放地》，是近20年拍的照片、劇照的拼貼，還會請一位朋友在上面作畫。這本書預計會在臺灣出版，臺灣與香港，仍將是這些放逐的凝視者們的重要棲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