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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2019-08-15 | 影人 |
最乖巧與殺人犯的距離
專訪《最乖巧的殺人犯》導演莊景燊與編劇王莉雯
文 / 謝佳錦
望著劇照中的黃河,肌膚粗糙、面露油光、笑露牙齦、長髮隨意後梳、上身短T(你幾乎可以揣想他下半身只穿四角內褲),作為一種居家穿著,是否稱得上邋遢或不修邊幅見仁見智,但肯定有別於黃河為人所知的「陽光自信型男」螢幕形象。他用雙手捧著積木拼組成的動漫玩偶,像在對誰笑著,展示自己的心血結晶。陰暗侷促而堆滿動漫周邊的房間背景,說明了他對動漫的愛。圓形無框鏡片下,一雙瞇成微彎弧形的眼睛(眼珠藏在深處只剩一小小亮點),既讓人覺得溫順乖巧,也帶有尚未社會化的純真與稚氣,以及不善表達的羞赧——然而看久了,笑容僵硬得隱隱流瀉出不自在,強光也在面部留下不安的陰影。

「最乖巧的他」為何且如何在家庭「壓力鍋」裡變成了「殺人犯」?

八月底即將上映的《最乖巧的殺人犯》,是《引爆點》導演莊景燊與編劇王莉雯的最新作品,也將在8月23日作為桃園電影節的開幕片搶先曝光。事實上,本片拍攝早於《引爆點》,2015年以《強大的皮卡丘》片名獲優良劇本獎特優獎後,去年底就曾以片名《強大的我》入選南方影展「南方獎——全球華人影片競賽」,如今在影片結構、調性等皆做調整後,定名為《最乖巧的殺人犯》與觀眾正式見面。本期放映週報採訪了導演莊景燊與編劇王莉雯,談談他們這次的背後創作想法、選角、兩版本差異、不希望對「動漫宅」造成標籤化,以及一位早逝的年輕編劇。


宛如「壓力鍋」的透天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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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期【放映頭條】
 

談起影片緣起,導演莊景燊表示源於他的一位親戚,這位親戚與家人同住在三層樓的透天厝,可是有一天猝死家中,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被發現,這讓他很難過,「明明同住在一個家庭裡的家人應該是最親近的,為何彼此的心特別遙遠?」而這個親人就是所謂的「動漫宅」,成天待在家裡,愛看卡通也愛看電影。彼時《精靈寶可夢GO》(Pokemon GO)的擴充實境(AR)遊戲還沒出現,抓寶熱潮尚未引爆,皮卡丘不像現在知名度跨越各年齡層。因為這位親戚特別喜歡皮卡丘,所以他們自然而然以其為原型,塑造男主角阿南。

編劇王莉雯先寫了一版短片劇本,單純講述這位動漫宅猝死家中,可是他們不滿足於此,希望能擴大到處理整個家庭關係,開始放入各種原型角色,並調整影片主軸,加入殺人。他們將這個家庭與家屋描述為「壓力鍋」,充滿各種台灣親人間容易發生的矛盾與張力,在某一個時間點,突然理智線斷了,衝突一觸即發。一般爭吵已不太稀奇,因此放入殺人這個元素。

透天厝這個空間對於本片至關重要,王莉雯說:「透天厝可能是台灣蠻獨有的,像是堡壘,應有盡有,是一個蠻理想的家庭樣貌,可以安排誰住一樓、誰住二樓或三代同堂,可是片中每個角色都是失能的,兒子不像兒子,爺爺不像爺爺,媽媽不像媽媽,叔叔不像叔叔,彼此都沒有站在對的位置,因此我們海報上的slogan寫『家是廢墟,我們是住在裡面的垃圾』」。除了活著的人,他們也設計了死去的人,缺席卻依然影響生者的逝去血親,彷彿仍迴盪在此空間。莊景燊補充他對透天厝的感覺:「每次在這種傳統透天厝都有這種感覺,不能說是幽靈還是什麼,我小時候住這樣的房子,雖然在一樓,就是不敢去三樓,會害怕,好像有幽靈會在那邊出現。」為了建構出透天厝帶給他們的感受,他還特別分享,片中透天厝原本是廢墟,觀眾所見一切,幾乎都是劇組在有限預算下搭建出來的。

在台灣,動漫宅是很容易被標籤化的族群,《最乖巧的殺人犯》將「動漫宅」與「殺人犯」做了連結,不免引人疑慮。莊景燊再三強調,他們的初衷是要探討家庭,並非指向特定族群,也無消費、污名意圖。事實上,動漫宅這個身分並非釀成悲劇的重點,王莉雯解釋:「阿南不管在開頭公司、家中或(動漫)同好會都是邊緣人,都被排擠,這個身分不會因為他是不是動漫宅而改變。阿南會邊緣化,不是因為他是動漫宅,是因為家庭或成長環境中一直很孤單,沒有被認同,家庭失能造成的。」「動漫宅」在片中亦非一個單一、刻板的形象,有一定複雜性,王莉雯說:「同好會成員也有很多種樣貌,有寫不同種動漫宅,我們有去皮卡丘的同好會做功課,了解他們的行為,把團體立體呈現。」

對早逝新銳編劇的承諾

片尾寫著「謹以本片獻給編劇廖柏茗」,這位曾以《三角犯罪》、《強大的皮卡丘》(與王莉雯合寫)、《市長選殭屍》在102、104、105年度優良劇本獲獎的年輕編劇新銳,還來不及看見他有更多劇本被拍出,就已在今年年初因癌症去世。王莉雯說:「我們去探望他好幾次,因為他的關係,他有在問這個案子,我們就覺得很慚愧,怎麼一直沒弄出來,就在病床前答應他,要把這個片子做放映,促使我們更加把勁。」莊景燊補充,他們因此周轉了一大筆錢,做後製、戲院上映、發行之用,完成廖柏茗的遺願,把這個電影走完。

談起為何與廖柏茗接觸,王莉雯說是因為看了《三角犯罪》劇本,覺得他的筆觸犀利、諷刺高招,是言之有物的幽默。後來就想,這樣一個家庭題材沈重故事,若能有廖柏茗這樣一位擅寫台詞的編劇加入,會更有意思。因此王莉雯把早先寫的短片劇本交給他,說明想要的架構,由他完成一個完整長片劇本後,他們再來修改、提供想法。王莉雯認為廖柏茗為電影增加了有趣的細節,例如他幫叔叔加了一句「沒有王法了嗎?」因為叔叔會自以為是權威、秩序維持者,常把秩序掛在嘴邊,可是所作所為往往相反,就設計出這句台詞。他們因此反推,叔叔過去可能是刑警,可能因為收錢等原因被革職,跟他在釣蝦場一起混的那幫人,其實不是地痞流氓,而是一批前刑警。儘管成片沒有提供明確暗示,編導也認為沒必要講太明,但這些背景皆豐富了角色。

選角:黃河、王恩詠、王真琳

《最乖巧的殺人犯》最大亮點之一,是黃河的表現。片中許多小動作,如阿南不自在時會抓自己的身體,或者被女主角草莓女巫撂下狠話後,兩手握拳敲頭表示懊惱不知所措的舉止,都是黃河自己加的。王莉雯笑著補充,有一個鏡頭他們剪掉了,是阿南把腳翹在桌上剪指甲,這是黃河想的,他說這樣才像宅男,他在家裡都會這樣,宅男就是書桌上要有指甲刀。

黃河是他們的第一選擇,選他源於直覺。當黃河幫與莊景燊、王莉雯同屬安澤映畫的廖士涵導演拍中視電視電影《菸蒂》時,兩人第一次在公司見到他本人,察覺他很低調、不張揚,跟螢幕上的活潑調皮形象很不一樣。當時他們正在寫短片版劇本,猜測阿南這角色可能跟黃河的本性有點雷同,剛好黃河也愛看動漫,就決心找他,結果也確實如此,讓他們感到很興奮。

片中飾演叔叔的王恩詠1,將操台語的沙文主義大男人的形象,詮釋得令人咬牙切齒。王恩詠是北藝大戲劇系出身,王莉雯分享她有一次去看陳家祥(演員兼劇場導演,與王莉雯在《父後七日》飾演兄妹)的畢業製作,王恩詠完全沒有露面,只在黑幕後面罵台語髒話,聲音表演讓他們印象極深。而且,王恩詠「本人其實是一個超級有氣質的文青」,莊景燊說:「只要投入到角色裡面,跟本人是完全不一樣的。」王恩詠飾演這部片也犧牲很大,例如他腳踢黃河那一場戲,踢到指甲外翻,末段殺人戲跌倒也是真摔。

飾演草莓女巫的王真琳,則是徵選來的。對於這位動漫宅圈子裡的角色,莊景燊形容她是亦正亦邪,天使般的臉孔,惡魔般的心靈,並指出這角色不好演,因為她可能不覺得自己是錯的,也不是故意要騙人,這就是她面對與處理世界的方式,要堅守在這個角色的價值觀內。劇本有寫到她是援交女(但這場戲並沒有拍,編導評估不用說太明),畢竟她就是一天到晚犧牲自己身體去迎合男性,對感情的想法是:你要迎合我,我要做主。

王莉雯笑說,王真琳其實超討厭這個角色,跟她本人完全不同。會選她,除了因為講話方式、姿態跟他們想像中的草莓女巫相似外,還因為她的表演很自然。徵選時試的戲是,王莉雯飾演女恩客,王真琳要勾引她。儘管她那時沒太多戲劇演出,可是很穩不怯場。而且在短短試戲過程內,從驕傲、冷冷地看,到慢慢接近,討好,甚至有點求你,他們認為這個層次的建立很特別,也看得出天份。

 


1. ‭ 魏德聖作品《七月天》(1999)裡,最後殺人的少年主角就是由王恩詠飾演,同為以血氣男性殺人為主軸的故事,《最乖巧的殺人犯》與《七月天》隱隱牽起一條不同時代脈絡下連結與對話的可能性。

最大困難:做出一個波比達宇宙

除了人類演員,不可不提的是劇組創造出來的動漫角色「波比達」。劇本原名叫《強大的皮卡丘》,莊景燊說:「我們一度天真希望可以用皮卡丘去拍,但談不到版權,因為不只要用卡通影片,也要用正版道具去做成那個(崩壞的)樣子還要殺人等等,他們是沒辦法接受的。他們有講,如果你今天拍紀錄片,真的有這樣子的殺人犯,他們可以接受。但你是劇情片,就不希望這樣做。」他們一度考慮用比方說熊玩偶替代,可是因為有拿政府補助,評審不接受皮卡丘換熊,只好一不做二不休,真的創造出一個波比達宇宙。

「這部片最大困擾就是要讓觀眾非常投入,感覺波比達真的是一個日本有名卡通,主角自然而然喜歡。」莊景燊說。

他們先研究日本卡通,發現一定要有人類跟非人類角色的結合,彼此有夥伴關係。波比達的用色橘色,參考了《妖怪手錶》。他們跟廖柏茗寫了一個波比達卡通的故事大綱,廖柏茗把它設定在外星球,故事講述波比達失去記憶、迷路,遇見夥伴卡爾,卡爾要幫波比達回家。再拿這個設定去找經廖士涵導演介紹認識的動畫師王登鈺,王莉雯說:「找到他超興奮!以前就很喜歡他,覺得他是神。」王登鈺爽快答應,一口氣設計十幾種波比達的造型,他們再找親朋好友測試,看哪一隻較受歡迎。命名上,因黃河高音特別尖,因此想到用類似「皮卡皮卡丘」的「波比波比達」的叫聲。此外,他們還花錢做了帶有日本卡通感的熱血主題曲。片中有非常多原創出來的波比達周邊,眼尖的觀眾也可以注意,阿南穿的波比達T恤上的圖案,是會跟著他的情緒變化的。

王莉雯坦言做得這麼相像,其實有一點點山寨,不過這是讓觀眾信服真的有這一個卡通存在的最簡易方法。而且事實上,日本卡通彼此之間也是很像的。另外,因為這是阿南從小看到大的,已經播了一二十年,類似《神奇寶貝》,因此必須要是2D卡通,像電視一直播的那種,要有一點復古感、年代感。

而從劇本《強大的皮卡丘》到《強大的我》,關於此一視角變化,從「物」到「我」。王莉雯解釋,這個焦點移轉,讓他們不會被那個動漫角色綁死。其實,在《強大的皮卡丘》劇本大綱的人物介紹裡也寫道,阿南「在生理上不行,在心理上,他早就把自己當成一隻『皮卡丘』了⋯⋯」,電影重點在人而不在物。

《強大的我》到《最乖巧的殺人犯》
重新抓緊家庭議題

去年南方影展放映過的《強大的我》已是一版定剪,不過他們在廖柏茗去世前跟他再討論時,感覺《強大的我》並未扣回探討家庭議題的初衷。《強大的我》與《最乖巧的殺人犯》最顯著的差異在於收尾不同,《強大的我》殺完人後,接了一場魔幻戲:阿南瞬間從身在家裡變到山上的一個隧道前面,接著隨道走出一隻又一隻的波比達,宛如軍團對著阿南「波比波比」應和高呼。「強大」二字帶有反諷,阿南最後覺得自己內心很強大。他們後來認為這個處理沒那麼好,王莉雯認為這樣收尾會像過度逃避,殺了人只要逃到動畫想像裡面就沒事了,得到一種昇華。莊景燊直指:「那有一個危險,觀眾會覺得他的精神狀態有問題(因此才殺人)」,此外「我們也很擔心,觀眾會覺得我們在消費(動漫宅)這個族群,其實完全沒有這個意思。盡量把會造成誤會的地方做調整。」

有鑒於不讓觀眾的詮釋跑掉,希望重新抓緊家庭議題,強調病灶歸因是家庭與社會,而非阿南的個人心理毛病。他們除了把隧道與波比達軍團的結尾整個拿掉,也針對末段的殺人戲做了調整。《強大的我》殺人戲是一鏡到底,拍黃河從三樓下到一樓殺人,觀眾此前並不知他會殺人,這帶給觀眾一種驚嚇與刺激;《最乖巧的殺人犯》把這個一鏡到底,另拆成多個黑白段落並加上低頻聲音,作為一種前閃(flash forward)在阿南身處家中的多個段落時分次透露。莊景燊說這樣做有兩大目的,第一不要刻意強調殺人,第二增加懸疑性。王莉雯說,《強大的我》長鏡頭是看他怎麼殺人,如今調整是「為什麼殺」比較重要。此外,片名直接揭露殺人他們並不擔心,王莉雯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為例,像小四那樣乖巧的孩子為什麼殺人,反而會引起更多好奇。

目前版本在頭尾凸顯了「火車」這個元素。事實上,阿南住在桃園,從地理空間來看就不是主流天龍國,去台北都要搭火車。這與莊景燊的個人經驗有關,他不是台北人,對於搭火車很像有去一個美好地方的想像,然而去的地方是否如願,就未必了。《最乖巧的殺人犯》收尾改用搭火車、漫長的鐵軌旁等待,也隱隱暗示觀眾影片帶有雙重解釋的可能性。

對於這樣一部孵化多年、歷經多個定剪版本的作品,莊景燊說:「每個階段的心情,剪出來的都不太一樣,包括我們的狀態跟剪接師(金仲華)的狀態。幾年前拍完,覺得剪得很好啦,不用調整。不是過去那個不好,而是還缺了一個什麼東西。如果每部片都有一個靈魂,我覺得我們這次才找到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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