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影片緣起，導演莊景燊表示源於他的一位親戚，這位親戚與家人同住在三層樓的透天厝，可是有一天猝死家中，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被發現，這讓他很難過，「明明同住在一個家庭裡的家人應該是最親近的，為何彼此的心特別遙遠？」而這個親人就是所謂的「動漫宅」，成天待在家裡，愛看卡通也愛看電影。彼時《精靈寶可夢GO》（Pokemon GO）的擴充實境（AR）遊戲還沒出現，抓寶熱潮尚未引爆，皮卡丘不像現在知名度跨越各年齡層。因為這位親戚特別喜歡皮卡丘，所以他們自然而然以其為原型，塑造男主角阿南。

編劇王莉雯先寫了一版短片劇本，單純講述這位動漫宅猝死家中，可是他們不滿足於此，希望能擴大到處理整個家庭關係，開始放入各種原型角色，並調整影片主軸，加入殺人。他們將這個家庭與家屋描述為「壓力鍋」，充滿各種台灣親人間容易發生的矛盾與張力，在某一個時間點，突然理智線斷了，衝突一觸即發。一般爭吵已不太稀奇，因此放入殺人這個元素。

透天厝這個空間對於本片至關重要，王莉雯說：「透天厝可能是台灣蠻獨有的，像是堡壘，應有盡有，是一個蠻理想的家庭樣貌，可以安排誰住一樓、誰住二樓或三代同堂，可是片中每個角色都是失能的，兒子不像兒子，爺爺不像爺爺，媽媽不像媽媽，叔叔不像叔叔，彼此都沒有站在對的位置，因此我們海報上的slogan寫『家是廢墟，我們是住在裡面的垃圾』」。除了活著的人，他們也設計了死去的人，缺席卻依然影響生者的逝去血親，彷彿仍迴盪在此空間。莊景燊補充他對透天厝的感覺：「每次在這種傳統透天厝都有這種感覺，不能說是幽靈還是什麼，我小時候住這樣的房子，雖然在一樓，就是不敢去三樓，會害怕，好像有幽靈會在那邊出現。」為了建構出透天厝帶給他們的感受，他還特別分享，片中透天厝原本是廢墟，觀眾所見一切，幾乎都是劇組在有限預算下搭建出來的。

在台灣，動漫宅是很容易被標籤化的族群，《最乖巧的殺人犯》將「動漫宅」與「殺人犯」做了連結，不免引人疑慮。莊景燊再三強調，他們的初衷是要探討家庭，並非指向特定族群，也無消費、污名意圖。事實上，動漫宅這個身分並非釀成悲劇的重點，王莉雯解釋：「阿南不管在開頭公司、家中或（動漫）同好會都是邊緣人，都被排擠，這個身分不會因為他是不是動漫宅而改變。阿南會邊緣化，不是因為他是動漫宅，是因為家庭或成長環境中一直很孤單，沒有被認同，家庭失能造成的。」「動漫宅」在片中亦非一個單一、刻板的形象，有一定複雜性，王莉雯說：「同好會成員也有很多種樣貌，有寫不同種動漫宅，我們有去皮卡丘的同好會做功課，了解他們的行為，把團體立體呈現。」

片尾寫著「謹以本片獻給編劇廖柏茗」，這位曾以《三角犯罪》、《強大的皮卡丘》（與王莉雯合寫）、《市長選殭屍》在102、104、105年度優良劇本獲獎的年輕編劇新銳，還來不及看見他有更多劇本被拍出，就已在今年年初因癌症去世。王莉雯說：「我們去探望他好幾次，因為他的關係，他有在問這個案子，我們就覺得很慚愧，怎麼一直沒弄出來，就在病床前答應他，要把這個片子做放映，促使我們更加把勁。」莊景燊補充，他們因此周轉了一大筆錢，做後製、戲院上映、發行之用，完成廖柏茗的遺願，把這個電影走完。

談起為何與廖柏茗接觸，王莉雯說是因為看了《三角犯罪》劇本，覺得他的筆觸犀利、諷刺高招，是言之有物的幽默。後來就想，這樣一個家庭題材沈重故事，若能有廖柏茗這樣一位擅寫台詞的編劇加入，會更有意思。因此王莉雯把早先寫的短片劇本交給他，說明想要的架構，由他完成一個完整長片劇本後，他們再來修改、提供想法。王莉雯認為廖柏茗為電影增加了有趣的細節，例如他幫叔叔加了一句「沒有王法了嗎？」因為叔叔會自以為是權威、秩序維持者，常把秩序掛在嘴邊，可是所作所為往往相反，就設計出這句台詞。他們因此反推，叔叔過去可能是刑警，可能因為收錢等原因被革職，跟他在釣蝦場一起混的那幫人，其實不是地痞流氓，而是一批前刑警。儘管成片沒有提供明確暗示，編導也認為沒必要講太明，但這些背景皆豐富了角色。

《最乖巧的殺人犯》最大亮點之一，是黃河的表現。片中許多小動作，如阿南不自在時會抓自己的身體，或者被女主角草莓女巫撂下狠話後，兩手握拳敲頭表示懊惱不知所措的舉止，都是黃河自己加的。王莉雯笑著補充，有一個鏡頭他們剪掉了，是阿南把腳翹在桌上剪指甲，這是黃河想的，他說這樣才像宅男，他在家裡都會這樣，宅男就是書桌上要有指甲刀。

黃河是他們的第一選擇，選他源於直覺。當黃河幫與莊景燊、王莉雯同屬安澤映畫的廖士涵導演拍中視電視電影《菸蒂》時，兩人第一次在公司見到他本人，察覺他很低調、不張揚，跟螢幕上的活潑調皮形象很不一樣。當時他們正在寫短片版劇本，猜測阿南這角色可能跟黃河的本性有點雷同，剛好黃河也愛看動漫，就決心找他，結果也確實如此，讓他們感到很興奮。

片中飾演叔叔的王恩詠¹，將操台語的沙文主義大男人的形象，詮釋得令人咬牙切齒。王恩詠是北藝大戲劇系出身，王莉雯分享她有一次去看陳家祥（演員兼劇場導演，與王莉雯在《父後七日》飾演兄妹）的畢業製作，王恩詠完全沒有露面，只在黑幕後面罵台語髒話，聲音表演讓他們印象極深。而且，王恩詠「本人其實是一個超級有氣質的文青」，莊景燊說：「只要投入到角色裡面，跟本人是完全不一樣的。」王恩詠飾演這部片也犧牲很大，例如他腳踢黃河那一場戲，踢到指甲外翻，末段殺人戲跌倒也是真摔。

飾演草莓女巫的王真琳，則是徵選來的。對於這位動漫宅圈子裡的角色，莊景燊形容她是亦正亦邪，天使般的臉孔，惡魔般的心靈，並指出這角色不好演，因為她可能不覺得自己是錯的，也不是故意要騙人，這就是她面對與處理世界的方式，要堅守在這個角色的價值觀內。劇本有寫到她是援交女（但這場戲並沒有拍，編導評估不用說太明），畢竟她就是一天到晚犧牲自己身體去迎合男性，對感情的想法是：你要迎合我，我要做主。

王莉雯笑說，王真琳其實超討厭這個角色，跟她本人完全不同。會選她，除了因為講話方式、姿態跟他們想像中的草莓女巫相似外，還因為她的表演很自然。徵選時試的戲是，王莉雯飾演女恩客，王真琳要勾引她。儘管她那時沒太多戲劇演出，可是很穩不怯場。而且在短短試戲過程內，從驕傲、冷冷地看，到慢慢接近，討好，甚至有點求你，他們認為這個層次的建立很特別，也看得出天份。

除了人類演員，不可不提的是劇組創造出來的動漫角色「波比達」。劇本原名叫《強大的皮卡丘》，莊景燊說：「我們一度天真希望可以用皮卡丘去拍，但談不到版權，因為不只要用卡通影片，也要用正版道具去做成那個（崩壞的）樣子還要殺人等等，他們是沒辦法接受的。他們有講，如果你今天拍紀錄片，真的有這樣子的殺人犯，他們可以接受。但你是劇情片，就不希望這樣做。」他們一度考慮用比方說熊玩偶替代，可是因為有拿政府補助，評審不接受皮卡丘換熊，只好一不做二不休，真的創造出一個波比達宇宙。

「這部片最大困擾就是要讓觀眾非常投入，感覺波比達真的是一個日本有名卡通，主角自然而然喜歡。」莊景燊說。

他們先研究日本卡通，發現一定要有人類跟非人類角色的結合，彼此有夥伴關係。波比達的用色橘色，參考了《妖怪手錶》。他們跟廖柏茗寫了一個波比達卡通的故事大綱，廖柏茗把它設定在外星球，故事講述波比達失去記憶、迷路，遇見夥伴卡爾，卡爾要幫波比達回家。再拿這個設定去找經廖士涵導演介紹認識的動畫師王登鈺，王莉雯說：「找到他超興奮！以前就很喜歡他，覺得他是神。」王登鈺爽快答應，一口氣設計十幾種波比達的造型，他們再找親朋好友測試，看哪一隻較受歡迎。命名上，因黃河高音特別尖，因此想到用類似「皮卡皮卡丘」的「波比波比達」的叫聲。此外，他們還花錢做了帶有日本卡通感的熱血主題曲。片中有非常多原創出來的波比達周邊，眼尖的觀眾也可以注意，阿南穿的波比達T恤上的圖案，是會跟著他的情緒變化的。

王莉雯坦言做得這麼相像，其實有一點點山寨，不過這是讓觀眾信服真的有這一個卡通存在的最簡易方法。而且事實上，日本卡通彼此之間也是很像的。另外，因為這是阿南從小看到大的，已經播了一二十年，類似《神奇寶貝》，因此必須要是2D卡通，像電視一直播的那種，要有一點復古感、年代感。

而從劇本《強大的皮卡丘》到《強大的我》，關於此一視角變化，從「物」到「我」。王莉雯解釋，這個焦點移轉，讓他們不會被那個動漫角色綁死。其實，在《強大的皮卡丘》劇本大綱的人物介紹裡也寫道，阿南「在生理上不行，在心理上，他早就把自己當成一隻『皮卡丘』了⋯⋯」，電影重點在人而不在物。

去年南方影展放映過的《強大的我》已是一版定剪，不過他們在廖柏茗去世前跟他再討論時，感覺《強大的我》並未扣回探討家庭議題的初衷。《強大的我》與《最乖巧的殺人犯》最顯著的差異在於收尾不同，《強大的我》殺完人後，接了一場魔幻戲：阿南瞬間從身在家裡變到山上的一個隧道前面，接著隨道走出一隻又一隻的波比達，宛如軍團對著阿南「波比波比」應和高呼。「強大」二字帶有反諷，阿南最後覺得自己內心很強大。他們後來認為這個處理沒那麼好，王莉雯認為這樣收尾會像過度逃避，殺了人只要逃到動畫想像裡面就沒事了，得到一種昇華。莊景燊直指：「那有一個危險，觀眾會覺得他的精神狀態有問題（因此才殺人）」，此外「我們也很擔心，觀眾會覺得我們在消費（動漫宅）這個族群，其實完全沒有這個意思。盡量把會造成誤會的地方做調整。」

有鑒於不讓觀眾的詮釋跑掉，希望重新抓緊家庭議題，強調病灶歸因是家庭與社會，而非阿南的個人心理毛病。他們除了把隧道與波比達軍團的結尾整個拿掉，也針對末段的殺人戲做了調整。《強大的我》殺人戲是一鏡到底，拍黃河從三樓下到一樓殺人，觀眾此前並不知他會殺人，這帶給觀眾一種驚嚇與刺激；《最乖巧的殺人犯》把這個一鏡到底，另拆成多個黑白段落並加上低頻聲音，作為一種前閃（flash forward）在阿南身處家中的多個段落時分次透露。莊景燊說這樣做有兩大目的，第一不要刻意強調殺人，第二增加懸疑性。王莉雯說，《強大的我》長鏡頭是看他怎麼殺人，如今調整是「為什麼殺」比較重要。此外，片名直接揭露殺人他們並不擔心，王莉雯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為例，像小四那樣乖巧的孩子為什麼殺人，反而會引起更多好奇。

目前版本在頭尾凸顯了「火車」這個元素。事實上，阿南住在桃園，從地理空間來看就不是主流天龍國，去台北都要搭火車。這與莊景燊的個人經驗有關，他不是台北人，對於搭火車很像有去一個美好地方的想像，然而去的地方是否如願，就未必了。《最乖巧的殺人犯》收尾改用搭火車、漫長的鐵軌旁等待，也隱隱暗示觀眾影片帶有雙重解釋的可能性。

對於這樣一部孵化多年、歷經多個定剪版本的作品，莊景燊說：「每個階段的心情，剪出來的都不太一樣，包括我們的狀態跟剪接師（金仲華）的狀態。幾年前拍完，覺得剪得很好啦，不用調整。不是過去那個不好，而是還缺了一個什麼東西。如果每部片都有一個靈魂，我覺得我們這次才找到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