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615 2018-01-16 | 專題 |
《幸福路上》是一部政治電影(下)——
在「政治不正確」的反美帝觀點下,探看台灣的未來
文 / 陳平浩
◄(承上篇在這個「左翼薄弱」甚至「右派至上」的台灣社會,《幸福路上》的政治經濟學視野,顯得十分「政治不正確」;然而,更為斗膽也更令人吃驚的是,在這個長期「親美反共」的社會裡,《幸福路上》抱持了乍看淺淡實則激烈的「反美帝」立場。

阿文表哥對九一一事件的尖銳評論揭櫫了這個立場。

當年從史明那裡獲得左獨啟蒙的小琪表哥,黯然離台之後,在美國建立新生活 (發現了自由也重見了色彩)。九一一事件發生時,小琪焦急越洋電話詢問表哥安危,表哥卻在電話那一頭說,「華爾街那些金融家,多行不義必自斃」(以台語表達便是「死好」)──親美反共的台灣主流社會大銀幕上,公然出現這樣一句台詞,著實令人咋舌,從沒一部台灣電影出現過這樣的台詞 (連楊德昌都沒有這麼激進),也從來沒有任何台灣政治人物膽敢公開如此宣告與評論──這是當年視「紐約雙子星世貿大樓」為「全球資本主義總部與象徵」的全球左翼分子(以及其後政治不正確的左統) 才會抱持的「反美帝」激烈批判。

狄斯奈樂園

「賀喜」巧克力

即使不甚清楚前述 (請見上篇)《幸福路上》那些台灣政經史裡滲透的「美國因素」(從冷戰體系的美援到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片中小琪與貝蒂二位女主角的成長,已然暗示與預示了此片的「反美帝」立場。

回到小學新生小琪放學返家,以課堂上「國語」的「沙發」恥笑父親「台語」的「膨椅仔」一幕,除了呈現國民黨以國家機器強制推行殺死母語的「國語政策」的暴力,還有一個令人疑惑之處:「沙發」難道不是「SOFA」的音譯嗎?難道,「英語」或「美語」其實才是我們真正的「國語」?原來,小學一年級就必須學習立志:長大以後,不但要過一種有沙發可以坐的「上層階級生活」,而且還要是一種有SOFA可以坐的「美式現代生活」。因而,當說話課上徐文約炫耀父親寒暑假帶他到「美國迪斯奈樂園」遊玩,滿心欣羨的小琪,對父親回想兒時阿公帶他至「高雄春秋閣龍虎塔」一遊的記憶,只有輕蔑。

另一位女主角「貝蒂」是台美混血兒,我們曾在楊德昌《恐怖份子》(1986) 見過她──後者是五〇年代美國駐台大兵的後裔,前者是七〇年代初越戰美國大兵來台渡假留下的孩子。貝蒂幼時經常收到「爸爸從美國寄來給我的賀喜巧克力」──其實那是盜版巧克力,包裝袋上的標籤不是「HER」SHEY而是「HIS」SHEY。這塊巧克力耐人咀嚼:既暗示台灣的「海盜王國」歷史,也隱喻了性別、國族、欺瞞之間的權力糾葛。貝蒂後來知曉實情,原來,遠在台中酒店工作的母親假託負心漢之名寄女兒,好讓她仍然保有一個聊以安慰的錯覺:「我有一個愛我的(美國)爸爸」──但那位美國飛官早已拋棄這對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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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美國(男人),

  回到台灣(的女人)

本來以為,這次會幸福的。
                     ——成年的貝蒂

隨著劇情發展,小琪應表哥之邀、抱持「美國夢」赴美工作,卻發現這個夢並非想像中美好(若非破碎的話),迷惘之際,高齡原住民阿媽過世,小琪返台奔喪,在電影的現在式裡,隨著各種重逢,小琪回溯與重省了整個成長歷程(以今昔交錯的敘事以及眾多回憶段落呈現)──除了原住民阿媽的鬼魂左右陪伴,小琪與台美混血兒貝蒂的重逢,成了全片的關鍵。

當年貝蒂轉學至台中與母親生活;最後,她與母親一樣在酒店上班──她的形象成了徹頭徹尾的、陳雪與胡淑雯所描述過的正港「台妹」。遇人不淑,貝蒂日後成了一位單親媽媽,獨力撫養一對兒女;九二一大地震讓她決定生下孩子──與九二一的緊密連帶,乃是「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的再建立。電影裡有一幕,只有一個鏡頭,很短,稍不注意就會忽略:客廳裡,背景的電視機正在播放「2004阿扁成功連任」新聞快報,在前景一邊揹著兒子一邊餵女兒吃奶的貝蒂,這時剛好不經意說了一句話,「本來以為這次會幸福的。」──這句話原本指向「負心漢」,同時也暗指九〇年代深受左獨啟蒙、曾經寄望民進黨實現獨立與公義的人們(也許包括導演),對千禧年後的深刻失望。這句話輕聲細語、舉重若輕──導演好似心有不忍。

這份不忍,也表現在導演對陳幸妤的呈現裡。陳幸妤和小琪一樣,為了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而違逆了父母的期待──只是兩人路徑恰好(反諷地)背道而馳。小琪當年拒絕了父母「當醫生賺大錢」的期待,投入了她認為更有價值與意義的改變社會的運動;相反的,陳幸妤則拒絕了父親的政治事業,她並不想醫治整個社會,她寧可醫治一個一個的病人。如果我們想起孫文與魯迅、賴和與蔣渭水,那麼,醫師與政治之間、病體與政體之間,就有了隱喻聯繫。於是,圍繞著「要不要當醫生、當哪一種醫生」,小琪和陳幸妤的拒絕與追求,便不僅是女性自主的展現,也有了政治意味──全片對於阿扁執政時代的批評,出於(和小琪一樣改變社會理念的)導演的不忍,僅只輕輕的隱藏在陳幸妤的拒絕裡。 以及,與其奪取政權從上而下風行草偃改變政體,不如製作一部反省近四十年台灣政經發展、讓人們從中重新思考理想與初衷的動畫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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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貝蒂離開台中,攜帶兒女回到她童年時代寄宿的幸福路檳榔攤,遇見了返鄉奔喪的小琪,也成為小琪決定是否留在台灣的影響之一。

小琪眼看貝蒂母女三人的幸福情景,暗忖「也許我可以回來吧」;貝蒂那個也有金髮的女兒,遇到台灣人喊「美國人滾回去」時嚴正反駁「我是台灣人」、當台灣人叫她那位新二代小男生朋友「滾回東南亞」時她憤怒地出拳揍人,小琪看在眼裡,又不禁猶豫「我真的可以回來嗎?」──族群愈益繁複,「我是台灣人」如今意味著甚麼呢?

然而,在這部電影的現在式裡,小琪最後下定決心與 (並非懷抱惡意也無刻意惡行的)美國丈夫安東尼離婚──她也為腹中孩子做了決定:「放棄美國老爸。」既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美國人。小琪與貝蒂一樣,自己的孩子自己養,獨立開始重新打造希望──似乎有許多觀眾認為,小琪這個最終決定的動機不夠充分、說服力不夠;然而,這些線索其實全部藏匿在前述那些貫串了全片的、那些或隱晦或稍不留意便會忽略的政治背景裡。

這個決定,如果對照小琪的啟蒙者表哥阿文,將顯得意味深長:九一一事件發生後那通越洋電話裡,表哥痛罵美帝之後,話鋒一轉:「原本雙子星的客戶現在全部轉到我的銀行來了,我要升官啦。」──雖然可說是人之常情,但是否可以問:他仍然是原本的左派嗎?還是早已成為右派了?而片頭小琪欲邀表哥一道返台奔原住民阿媽的喪,他以工作繁忙分身乏術而拒絕了。──這卻也同時是一個象徵性動作;是否可以輕聲質問:仍然掛念台灣的獨立嗎?(他額上那道哈利波特閃電疤痕是否暗示他的內裡亦有一塊佛地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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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的滋味——

「美國夢」與「反美帝」

萬仁的《蘋果的滋味》(1983),片名來自病院裡一籃探病的美國蘋果(「一顆能換一斤米」)。從未嚐過蘋果滋味的台灣人,取一顆咬一口,表情苦澀,「原來美國蘋果沒想像中那麼可口嘛。」──在美國的小琪,也發出了與這台詞幾乎一模一樣的、微微失望的輕歎。這象徵了「美國夢」其實不如預期(如果不是夢碎的話)。 

然而,《蘋果的滋味》不只傳遞「蘋果(美國夢)的滋味不如預期的失落」,它還有尖銳的「反美帝」批判。片尾的蘋果其實來自片首一場車禍:底層工人阿發被美國軍官黑頭轎車輾過,美國使館小心謹慎安置(「被撞的是勞工,很麻煩」),擔起全責,細心安撫、高額賠償──結果,一條斷腿換來一筆鉅款,阿發一家「因禍得福」,臨末居然不斷向肇事者美國軍官鞠躬:「謝謝、對不起、謝謝...」。全片最後一個鏡頭,是一張全家福合照,然而,阿發的啞巴女兒在照片裡缺席了──他被軍官好心收養並帶回美國,送往師資設備較佳的聾啞學校。日後,她將學會說話,待她回到台灣,無論她如何發音咬字、說哪一種語言,她都是在「說美國話」,或者,幫美國說話、站在美國立場說話。

這近乎一則「美帝殖民第三世界國家」的完整寓言。黃春明原著小說《蘋果的滋味》屬於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裡,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與民族獨立的精神──這組理念與論述,經過八〇年代台灣新電影的延續與翻譯,於九〇年代被左統論述所獨佔。如今,台灣主體意識已然穩固,「反美帝」幾乎已與「左統」劃上(膝反射一般的)等號,惹人譏笑:「反美帝只是為了(在新的冷戰對峙裡) 支持中國」。

然而,《幸福路上》沒有中國。

近年飽含政治批評的國片,皆透過「缺席」來進行獨特論述。

正如萬仁《車拚》(2014)沒有國民黨、楊雅喆《血觀音》(2017)沒有美國、黃信堯《大佛普拉斯》(2017)沒有黨國……近年飽含政治批評的國片,皆透過「缺席」來進行獨特論述。《幸福路上》裡的中國從頭到尾缺席,沒有1989天安門屠殺、1995台海危機、1999兩國論這些重大事件,即使僅於背景出現,中國也應該在場。然而,《幸福路上》把「中國因素」或「敵國因素」暫時擱置、放入括弧,讓我們沒有一個可以往外推諉責任的對象和餘地,必須往內反省政府與人民數十年以來的責任;同時,此片隱晦提出的「反美帝」論述,或者,從左統手裡奪回「反美帝」的詮釋權,並非為了中國而是為了台灣而反美帝,試圖深刻檢討台灣對於美國長久以來的倚賴與依附──這或許亦是台灣無法真正獨立的另一個關鍵因素。

如果仍然有人懷疑「反美帝=左統」──鐵桿台獨、愛台灣不遺餘力的吳念真,早在《太平天國》(1996)就已經提出了延續小說家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的反美帝論述了──片中甚至讓美國化身為輾壓一整片西瓜田的坦克車隊,而守護菜園的阿嬤氣急敗壞以台語痛罵、掄起一根鋤頭試圖螳臂擋車。意外巧合而且耐人尋味的是,和宋欣穎製作動畫一樣,吳念真如今也致力於把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一台紙風車凸歸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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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的孩子看甚麼動畫

貝蒂和小琪的孩子,亦即我們的下一代,除了紙風車兒童劇場之外,有哪些動畫可以看呢?

小琪回到台灣、回到幸福路上,並不是「回歸傳統家庭價值」那麼簡單──家庭承諾幸福、但並不保證幸福。而且,此處的「回家」,不見得指的是小琪那個位於新莊的具體的家,而是指「回來台灣」──正如「幸福路」絕對不只是現實世界裡新莊的那條幸福路。

片尾場景的畫外音暗示了2014年的三一八運動,小琪的父母起了小小的口角:小琪的母親可能是淺藍,支持國民黨,與藍營政客偶像合影的照片中出現了兩三次(但都是非常短的鏡頭),而小琪的父親可能是淺綠,「他只是人、不是神,也會犯錯。」(抱歉我實在不想寫出那人的名字)──然而,小琪父親在電影之外是否也推舉其它綠營政客為「神」呢?戒嚴時代的政治造神運動,於今未歇。 

夾在野百合與野草莓之間、夾在希望與失望之間,六年級世代是一個夾心世代,瞻前顧後,左支右絀。

戰後嬰兒潮屬於吃過「經濟奇蹟」的果實、在黨國長期執政底下「去政治化」、人生目標侷限於尋求安全穩定的保守世代,小琪的父母正是代表。小琪回到台灣,不只要面對原本承諾希望最終令人失望的同代人,也要面對仍然左右台灣社會的戰後嬰兒潮上一代人──同時還要思考究竟可以給予下一代人甚麼希望。夾在野百合與野草莓之間、夾在戰後嬰兒潮與自己的嬰兒之間、夾在希望與失望之間,六年級世代乃是一個夾心世代,瞻前顧後,左支右絀。如何承先啟後、如何從右邊向左轉、如何在失望裡重建希望,乃是六年級餘生的課題。

作為一部動畫,《幸福路上》的基調是寫實的,除了小琪那些「幻想」或「夢境」的畫面。這些非寫實的、甚至超現實的幻夢片段,除了在「動畫裡的動畫」展現動畫獨有的線條流動、色彩渲染、塑形與變形、疊映或溶剪等等特質 (因而有一種後設意味) 之外,還提出了一個隱含的政治批評:小琪那一代的「幻想」或「夢境」,幾乎都是由日本製作的、脫亞入歐(美)而「擬狄斯耐風格」的、或許由台灣代工的卡通,所構築而成,比如「小甜甜」。(所以日本在小琪那個「黨國抗日」的成長階段裡其實也並沒有完全缺席)──連小琪在腦海裡重現表哥阿文以左獨啟蒙對抗黨國法西斯這段歷史時,竟然是美日卡通(或童書)裡的「王子歷險記」。當迪士尼、皮克斯、宮崎駿、新海誠佔據了孩子與青少年的想像時,我們該怎麼想像台灣的未來?──這或許正是宋欣穎導演最後決定讓《幸福路上》這部台灣電影以動畫形式呈現的主因之一:我們 (從戰後嬰兒潮到六年級世代) 從美日觀點想像台灣,如今,下一個世代能否以台灣觀點想像台灣呢?

幸福路上原本就是左支右絀、需要瞻前顧後的。既然稱之為「幸福路上」,就暗示了幸福並不是坐落在哪一個穩固的家裡,而是始終在路上。

當小琪決定回到「幸福路上」時,原住民阿媽的鬼魂忽然出現,說了一句「幸福是沒有永遠的」;於是,我們想起了楊德昌導演接受白睿文(Michael Berry)訪問時所說的那一句:「幸運地不幸。」──也許,這就是台灣人的幸福路上。(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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