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603 2017-07-15 | 影人 |
時代的調子,誰能命名
許鞍華與《明月幾時有》
文 / 陳韋臻;主圖提供/台北電影節;劇照提供/双喜電影
2014年,許鞍華的《黃金時代》拍了蕭紅,循這名中國五四女作家的腳步,從東北徒步向南,止於1942年病逝香港。2017年的《明月幾時有》,彷彿鏡頭下時代的接續,更像了了戰亂離散的敘事後,許鞍華回頭踩在香港的土地上,從這塊蕞爾之境底所埋藏的殖民、戰爭遺緒中,搯擢出平民與游擊隊彼此纏束的生命故事。電影裡的芳蘭母女,以及游擊隊中的劉黑仔、彬仔與李錦榮,如大歷史裡漂浮的小塵埃透著光,《明月幾時有》最終成了一部非慣見史詩亦非俗見抗戰敘事的歷史電影。

戰後沒幾年出生的許鞍華,今年稍早已迎來古稀,又有一說是從心之年,從第一部電視作品算起,執導演筒竟也足四十年之久。上一回為了《黃金時代》訪問過她,直到今次她再度為了《明月幾時有》來台宣傳,我才把該做的功課補完:受台北電影節之惠,才看了她第一部電影《瘋劫》修復版,索性再一口氣品嘗完《投奔怒海》(1982)後的越南三部曲。那個年代,就在電影裡那樣犀利直劈的許鞍華,一路走來數十部作品,幾乎全含著對現實世道的關切,以至於留在觀眾身上總是反覆思忖的後遺症。就像看了《明月幾時有》,東江游擊隊的歷史才被我摸到線頭,我看《瘋劫》,回頭查了當年的懸案,以及那年頭的香港建築、當時的攝影技術;看了《投奔怒海》,找了一堆資料才曉得越戰難民大量離散至港的事情。許鞍華大概對此見多,不驕不躁,只說:「年輕人可以因此發生興趣,也挺好的。」

經過四十年我才知道,一個戲不是真的。你追求的東西其實是某一種感覺跟某一個調子。

我追著繼續問:「若從今天回看越南三部曲,關於拍攝歷史,或一個重要的時代……」問題還沒完,她斷然說了個「不」字,已經聽懂,緊接著一大段話,彷彿是她超過半個人生都栽在電影藝術創作裡,直覺、磨合、拋光、調度,最終來到「從心」的概念:

「經過四十年我才知道,一個戲不是真的。你追求的東西其實是某一種感覺跟某一個調子,可是這個調子不容易得到,因為都是從細節跟實在的東西裡出來的。如果調子要對,要從已經做好功課的新聞式的細節裡頭,一百個選幾個出來,才能表達一場戲。你必須知道很多,再加上想像力。

「從《投奔怒海》就是,我沒去過越南,而且不是在越南拍的,連越南人都說是越南。我不是說我棒,而是你想像力被激發後,就會賦予這場戲一種真實感跟調子,是你看別的戲沒有的,這是它獨一無二,所以你才要拍電影。不然,你說一說就完了,要不找些紀錄片給人看不是更好,你何必要拍電影呢?因為你要那獨特的調子,你看了戲後才能感覺到的,這是我的追求。現在《明月幾時有》也是,努力想找一種調子出來,我覺得雖然是歷史片,但這才是至為重要的,讓這東西變成讓人看了有感受的,但卻是非常困難的。」

 

 

「一百個選幾個出來,表達一場戲」

「一種調子」,這是我之前與許鞍華在聊《黃金時代》時,就經常從她口中冒出來的詞。而今想來,這是她拿捏創作表達成功與否的「趨近」管道,乍聽之下唯心,但從她千萬裡打磨出一條影像敘事線的路徑而言,卻有著非常唯物的一面。

《黃金時代》的蕭紅,作品、愛情、生平、場景加上外在歷史環境,許鞍華笑說自己是把簡單的故事剖開,從各方面講,把簡單的弄得複雜,最終整體再拉出一個統一的調子;《明月幾時有》則是「故事本身很複雜,但內容很簡單,就是說這些人怎麼犧牲自己,特別簡單,你想不簡單也不行。」但這個複雜裡搯擢出的簡單,是許鞍華與編劇何冀平兩人消化完大量的歷史材料後,揉捏成的。2015年頭,所有相關的書本、口述歷史、訪談、紀錄片等,能找來的都找來,導演編劇一人一份,閱讀幾個月後,才開始進行真正的劇情線討論。

然而,真正在電影中被拉出的方蘭母女與港省大營救兩條軸線,則來自許鞍華另一種更直觀的感受。「我一開始看第一本關於抗戰東江游擊隊的故事,已經很喜歡大營救跟方蘭和母親,直到看完所有材料後,還是回到這兩個故事。」這是編劇何冀平尚未進場時的事了。1984年,許鞍華拍了《傾城之戀》,同年香港銀都出品了李連杰主演的《少林小子》,由林炳坤製片,許林二人就相識於那年,至今已是超過三十年的老友。《黃金時代》才結束,林炳坤找了許鞍華,問她幫銀都拍香港淪陷時游擊隊的題材,許鞍華點頭答應,後來沒料到銀都不拍,林炳坤也離開老東家,兩人只好拿著題材到內地找錢。曾經是《桃姐》出品人博納的總裁于冬知道,一口答應,說《桃姐》為他帶來太多獎項,要回饋許鞍華,什麼戲都支持。

就在林炳坤才向許鞍華提了拍片計畫卻始終未有著落時,許鞍華就先找了本書來看。讀到方姑和游擊隊大營救,兩個故事都愛,都是講一個地方的一群人如何保護自己的地方。之後,出品人底定、編劇何冀平進場,兩人進入歷史爬梳的功課,最終回到了原初許鞍華被打動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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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重建香港淪陷時期的「調子」?許鞍華描述道,她想表達的是「非常時期裡的平靜」。

「當時有個叫做陳君葆的港大學者,是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在日本來了後,寫了十本日記。一度被懷疑是漢奸,後來卻是因為他跟日本人比較友好,戰後拯救了111箱被日本搶走的文物書籍。我看他寫的日記,特過癮的,不是一般戰爭片或抗戰片裡頭的生活,其實滿像張愛玲寫的戰爭生活,還要平靜。老是晚上在街上,那邊有月光,一直走一直走,從中環走上半山;老是很餓,還是寫每天吃些什麼,人家送給他三個麵包、兩個點心,本來想不吃,拿回去給小孩吃,走走走肚子餓了,竟不知不覺吃了兩個。還有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一到街上,淪陷頭兩天,人人都在理髮。那些感覺是我沒見過的。我想有這種調子,而裡頭的這些人也都是不自覺的滿偉大的。」

因此,《明月幾時有》裡頭,開頭就是芳蘭放了準備當糧食的兔子,李錦榮在物資匱乏的日子裡,烤了蛋糕給芳蘭慶生,又或者劉黑仔帶來兩片眉豆茶粿,與芳蘭頂著黑夜在屋頂上兩人又推持又分著一起吃。最精采的一段戲,則是最後動用了香港眾多老牌演員的一場婚禮,一人一套餐具、一人一片蛋糕,長輩們為了撒米儀式到底是能省不省的吵著架,忽地就是外頭飛機轟炸場面。這其實像極了許鞍華的在描述當代人物時的絕活──在當代日常生活中揀選塞入日常的荒謬性;「非常時期裡的平靜」,許鞍華鏡頭裡的人們,藏在不平常的歷史縫隙裡,日常生活照過,否則,怎麼還能像個人?反過來說,無論何時,誰都努力在掙扎著像個人,因此是感人又傷感的。

好不容易劇本定下,又改了一次,決定加上彬仔這名敘事角色,整部片就此調整為偽紀錄片的口述結構。「他說話,你就跟著聽一個故事、第二個故事,觀眾比較容易跟。」許鞍華說,好多人看過修訂前的劇本,都說:「怎麼一個故事完了,好多人就不見了?」她大剌剌笑著:「其實我一直覺得這是沒問題的,怎麼他們覺得問題那麼大?」收整了笑臉,她略轉嚴肅繼續講:「可是這個就是說不出來,有時候覺得有問題,就是有問題。後來加了彬仔,就真的再沒人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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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命名的傳統」

《明月幾時有》正值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的此刻面世,彷彿成了各方情感投射的引信,在中港台激起大相歧異的論辯,觀眾、影評有如化身目擊者。那一一舉證倒像是回映出言詞者的意識形態。若要說是藝術促成社會討論的媒介確是如此,許鞍華卻覺得,觀眾在看電影時,那先入為主的電影教育概念所帶來的觀影「直覺」,怕才是這次銀幕上真正折射出的社會現象。

歷史與定位是關於話語權的爭奪,我暗自猜想,對歷史的建構性明瞭於心的許鞍華,或許根本不想在這上頭較真。在我問起她一個與此無關的問題時,她的回答讓我直接領會到這個感覺。

這樣數下去沒有一部是我取片名的,我沒這個傳統,拍完出來再說。

我當時這麼問道:「《明月幾時有》的英文片名OUR TIME WILL COME,帶有強烈的期待感,當時是怎麼決定的?」許鞍華先回答,英文片名是香港電影大姊大施南生取的,中文片名是編劇何冀平取的,本來《明月幾時有》甚至只是當暫名使用。看著我們瞠目結舌,許鞍華笑得一臉調皮繼續說道:「從《瘋劫》開始,片名就不是我取的,之後《撞到正》是蕭芳芳取的、《胡越的故事》是張堅庭起的、《投奔怒海》是金庸起的……這樣數下去,沒有一部是我取片名的,我沒這個傳統,我是拍完出來再說。」

將近四十年,廿七部電影,許鞍華耗時耗力拍出來,卻沒有一部自己命名,想來實在不可思議。話語權、命名權,想來許鞍華確是不興此道,就像她甫拍完片,在採訪時就忍不住先批自己哪些不足,「鋪陳不夠,太曖昧了」、「笑的地方分寸沒把握好」、「朋友有說不喜歡,覺得情緒亂」……

她講著自己都像在說別人笑話:「藏死屍那邊,朋友說:『啊,要我們笑嗎?好好好,笑。』結果還沒笑完,下一場戲李錦榮已經出來跟日本人吃燒烤……」語畢,她可是在眾人面前紮紮實實地大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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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戲不是真的」

真要考究,《明月幾時有》裡頭的取景,是香港影評人詬病的一點,如石琪先生說:「拍不出四十年代港九市區風貌。」我問起許鞍華,《黃金時代》都在片廠拍了,《明月幾時有》為何不再重回片廠?許鞍華挑明著說:「我不喜歡搭景,一拍搭景我就沒勁,這是我不太好的怪癖。我估計美術跟我都同意,《明月幾時有》不是個完全寫實的東西,是稍微有點風格化的。比如方家其實不是很典型的香港景,但很特別,地都是灰色的碎石路,有點童話的視覺感,而不是很窮很爛的樣子。」

這是個微妙的調度,《明月幾時有》全片都是實景拍攝(除了大營救時的船屋內景),卻非重現香港的舊風貌。許鞍華幾乎只在廣東開平附近與香港新界拍攝,「基本上所有新界的景,都是在新界拍的。」街道、山頭、武打片兩行樹的保護區,以及方家、憲兵府、關押大牢、碼頭等,連真正的古村都給他們找來了。劇本還在改,許鞍華就開始陸續勘景,七八個月過去,開鏡前不久才把每個景落定。

這個調度邏輯,有些類近於對角色經歷的細節處置。許鞍華說,故事基本上全是真的,但是十幾個故事編在一起。你不能一一核對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生命經驗,但劇情兜出一個整體,是當時游擊隊抗日時曾經經受過的事件細節。回映前述引言,你得透過一百個故事挑出幾個,成為一場戲;而,一個戲也不是真的。在電影前的真實,是觀眾透過許鞍華的電影,感受到的專屬於某個時代的氛圍,氛圍環繞的核心,才是許鞍華想對當代人訴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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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史的真相是什麼,許鞍華不說,她只說小人物經受過了什麼。

她想訴說的,也不是全知的歷史,而是歷史裡萃取出的人性,專注地講那些人的「簡單」。「為了保護自己的地方,這個感情特別感動我,但怎麼能傳遞這個感動,我覺得特別難。」許鞍華挑得明白:「上層的部分,比如東江游擊隊的領隊、當時的政治情況等,這不是我們要交代的東西。我拍的是這些有點懵懵懂懂的平民怎麼參加游擊隊,盡量不寫上層的、比較屬於大歷史的。大歷史的,很複雜很複雜,雖然可能拍出來很好看,但是大家可能都看過了。」她就挑出那些角色往當時代看出去可能的「視線」,將客觀的、全知的移除,為此,許鞍華甚至直接拋棄了幾個已經拍完、初剪的大場面,「一場碼頭抓人,很長的鏡頭表達當時的時局;另一場茶餐廳的戲,幾幫人騙來搶救名單。」那些鳥瞰歷史的角度,突然跳離了戲中人物的視線範圍,「都被剪了。」初剪版2小時45分鐘,最後剩下2小時10分鐘。

大歷史的真相是什麼,許鞍華不說,她只說小人物經受過了什麼。但我也還記得,許鞍華這次沒講,但上回卻明白地說了:「沒有人真正知道歷史,尤其是人的內心活動,其實到最後都是有點虛幻的,你只能讓人相信你的看法。」

「一個戲不是真的」。即便是香港回歸二十週年後浮出水面的東江游擊隊歷史及定位,也被在地歷史學者批判失實。最後剩下的,都是主觀的。其他的,觀眾就看著辦吧!

採訪來到最後,許鞍華自批完、講完自個兒的笑話後,說:「反正,我拍的時候已經沒有想太多了,沒有想技巧突破性、題材突破性,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把它拍完,就已經很高興了!可是我拍得很高興喔,所以就不管了!」然後,笑得幾乎岔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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