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彼端》是黃胤毓記錄八重山台灣移民「狂山之海三部曲」的首部曲。畢業於政大廣電系的黃胤毓在大學時便選修過民族系課程，接觸了日治時期的沖繩台灣移民史，後來前往日本留學，有了更好的日語能力，他才比較有把握開始訪調相關資料，加上2012年讀到沖繩記者松田良孝的《八重山的台灣人》中譯本出版，記載「八重山台灣人」移民初期的艱辛開拓史，但這群人今日生活樣貌的輪廓仍然模糊。因而，從2013年起，他便到沖繩進行田野調查，發展出「狂山之海」系列的構想。
雖然是首部曲，《海的彼端》卻最晚開拍。「狂山之海」構想雛形出現後，黃胤毓在友人建議下，思考如何在完成原訂拍攝作品之前，先用一部片概括交代八重山台灣移民的歷史背景。而這部片該怎麼拍，他也自有堅持，「我希望電影紀錄片的焦點還是在人身上，我想拍一部家族紀錄片，並盡其可能地用一個家族的故事去呈現背後的大歷史。」因而，《海的彼端》便是透過孫子慎吾之口，在家族籌備「米壽」過程中，流暢地穿插家族過去數十年的回憶，帶出他們和所有八重山台灣人如何走過沖繩、台灣從二戰到冷戰時期複雜的政治變革。為了讓觀眾更了解其中的過程，在院線上映的版本中，製作團隊也透過動畫呈現重要的家族事件與相關資訊。「《海的彼端》是一個的入口，它透過一個感人的家族故事來看歷史的大脈絡，也讓人容易進入。瞭解了八重山台灣人的移民史脈絡後，到第二、第三部曲再講其他的議題，觀眾會比較好進入。」談到本片在三部曲中的定位，黃胤毓說。
其實，但黃胤毓在2013年第一趟沖繩田調中，就遇見了主角玉木婆婆。她的全名是玉木玉代，漢名王玉花，出生於南投貧困人家。她在二戰末期遇見了丈夫王木永，他是1935年隨著哥哥前往石垣島謀生的年輕人，在戰爭期間數度往返台灣與沖繩。玉花與木永兩人在台灣度過戰爭尾聲，隨著戰後台灣與沖繩間劃上國界，王木永原不打算回到八重山。但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社會充滿不安氛圍，王木永決定帶著18歲的王玉花偷渡到石垣島。那是王玉花第一次離開台灣，迎接他們的是數十年蠻荒之地上的艱辛生活，他們的故事也被收錄在《八重山的台灣人》書中。
籌拍《海的彼端》時，為了找到足以體現全體八重山台灣移民歷史的家族，黃胤毓很快便想到了玉木家族，「石垣島的第一代台灣移民在世的不多，玉木家成員超過一百人，算是超級大家族。他們第二代的兄弟姊妹眾多，每個人生活背景不同，各經歷過不同的時代，能提供很多歷史視角，第三代又有一個在東京做樂團的孫子，個人特質非常顯眼。」這些特質提供了黃胤毓很多切入點。加上再次探訪玉木家時，發現他們正在籌備玉木阿嬤的88大壽，家人也提到婆婆年紀越來越大，想要趁她身體還硬朗，再帶她回台灣走走。綜合種種因素，讓玉木一家成為本片的不二人選。
帶當年渡海來到石垣島的長輩回台灣探親，並不是玉木家的特例。田調時，許多移民第二代都會提起父母在世的最後一趟返台之旅，也會拿出當時沖繩、台灣兩家族一起留念的大合照，每每看到這些照片，黃胤毓都覺得彌足珍貴。台灣與沖繩隨著二戰結束劃上國界，美軍從1945年到1972年統治沖繩期間也嚴格管制國境，加上當時不少台灣移民因複雜的政治因素而沒有國籍，都使他們無法自由往來八重山與台灣。「對台灣的家人而言，這些年他們就像失蹤了，但這不是他們的錯，是歷史的作弄。」黃胤毓說，「後來終於能回到台灣，他們一直在彌補感情，他們與台灣親人的互動雖然生疏，但又帶著濃烈又說不出口的虧欠，這些心情最後就會濃縮成一趟返鄉之旅，台灣移民帶著自己的小孩、孫子返鄉，讓台灣的家人們看看自己小孩的模樣。」在調查訪談時期聽了這麼多探親的故事，他也很想要親身感受這珍貴的時刻。當玉木家提出這個想法，天時地利人和之下，《海的彼端》的輪廓便於焉成形。 
為了捕捉家庭紀錄片的親情溫度，《海的彼端》特別強調春天的溫暖氛圍，攝影機與被攝者之間的充分親密感，傳達了這份溫度，同樣洋溢著恬淡幸福的配樂，則來自曾經研究八重山傳統樂曲的旅美日本作曲家之手，他參照團隊在2014年底的初期拍攝素材，照團隊的創作方向譜一段曲子，做為日後導演與攝影師在現場拍攝的靈感參考。
2015年初，拍攝團隊收到了曲子，大家都很喜歡旋律中透露的氣氛，不久之後，玉木一家也開始密切籌備婆婆的米壽，家族成員陸續從外地返家，大人們忙著打掃房子迎接即將來臨的家族盛會，也熱切的和彼此聊著最近的生活。黃胤毓回憶當天的現場，「大家族的氣氛自然就呈現了，在那樣難得的時刻下，玉木家自然就忽略了我們的存在，專注在家人身上，現場形成很強的氛圍，一家人在家常的氛圍之下，進行著一件大事。我們也拍得很快樂，很多東西盡在不言中。也因為參與了這個過程，而和這一家人變得更親近。」完成當天拍攝之後，黃胤毓試著搭配樂曲剪出當天的記錄，沒想到意外的契合，《海的彼端》的基調也就在這場拍攝中確立了。
除了捕捉玉木家族在石垣島的生活況味，《海的彼端》中也有台灣親人間的細微互動。玉木婆婆返鄉探訪同輩親友，每到臨別時刻，台灣的親人不論家境好壞，總在婆婆手中偷偷塞進厚厚的紅包，就怕她在異鄉吃苦。見到親人破費，雙方免不了一場推拉，一方責備親人多禮見怪，一方堅持聊表心意，鏡頭則穩穩捕捉到紅包袋在倆老雙手間送來推去。
這般人情味在台灣觀眾看來親切，令人意外的是，捕捉到這個畫面的，竟是完全聽不懂台語的日本攝影師。黃胤毓笑說，當初他們完全沒預料到此事，甚至當婆婆拜訪弟弟時，因為室內狹小光線不足，他還退到屋外，獨留攝影師在室內拍攝，事後看到拍到的畫面，他也非常驚喜，「語言不通或許也不是壞事，我們聽的懂，反而會留意語言。當他聽不懂時，他可以注意表情、語氣與肢體動作，因而才會立刻發現家人間的細膩互動。」
玉木一家的生活氛圍，不只是透過攝影機在現場捕捉，還有很大部分來自於家人多年拍攝的家庭錄影帶。黃胤毓很慶幸能得到家族的信任，讓他瀏覽運用這些私人的生活記錄，「家族紀錄片要有一定程度的家庭生活，透過它們的溫度、熱度來吸引觀眾，家庭錄影帶就有這種溫度。」黃胤毓說。談到家庭錄影帶，黃胤毓說他很喜歡這種媒材，從他2013年的紀錄片《夜晚的溫度》開始，也一直在開發運用家庭錄影帶的方式，而他欣賞的創作者諸如河瀨直美、《家園—伊拉克零年》導演阿巴斯．法迪勒（Abbas FAHDEL），也是愛用家庭錄影帶的創作者。
但家庭錄影帶能夠帶給紀錄片什麼樣的視野？談到這個，黃胤毓的眼睛發著光：「我覺得是記憶。錄影帶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是它會隨著時間會變成一種檔案影像；但他也可以讓你穿越眼前這個人的現狀，去觸碰到他的記憶的真實樣貌，是探討記憶時很關鍵的核心。」對於喜歡處理記憶的他而言，家庭錄影帶像是一份寶藏。「在漫長的拍攝過程裡，我一直拍著一個人的現狀，聽他描述回憶，但有時仍感覺總碰不到最關鍵的地方，我也會想透過繪畫、表演、照片等方式重現他腦中的記憶，但我總覺得還是需要一個『就是這個』的素材來撞擊我，讓我們直接被那個真實的回憶撞擊，它不是動畫也不是表演，而是這個人真的在某個時間點講了那句話，那個東西的力道強勁，這就是我一直在挖的寶藏。」 但在院線版的紀錄片中，有一個成員缺席了，她是主角玉木慎吾的繼母，一位在美軍統治時期從菲律賓來到沖繩的菲律賓女人。在台北電影節放映的版本裡，我們看到慎吾因為這個新媽媽的加入，以及新的手足誕生，刺激他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而慎吾的父親為了凝聚家人的情感，還特地帶全家進行了一趟菲律賓之旅。菲律賓媽媽的出現，也拓展了沖繩移民社會的層次。但這些部分在九月上映的院線版中，除了加入動畫則被其他玉木家族成員的訪談回憶取代。
談到院線版的內容取捨，黃胤毓說，其實自己也很受菲律賓媽媽的那段回憶吸引，也曾嘗試將所有內容全部放進影片中，但前後花了快一年剪接，最後還是決定整理出兩個版本，在台北電影節以及其他影展放映的98分鐘版本，著重從慎吾個人角度來看家族記憶，透過當年的菲律賓之旅與現在的台灣之旅兩相對照，凸顯慎吾從青春期到成年後的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思考。院線版由於為了將歷史層面更清楚交代，篇幅增加到150分鐘。將歷史脈絡處理的更清晰易懂，也是團隊考量到本片將在台灣與日本電影院上映，顧及觀眾對於歷史的瞭解，以及人物處理的需求，也因此，在敘事角度上，也更聚焦以家族為整體來代表八重山台灣移民的集體回憶。
院線版《海的彼端》面對更廣大的社會大眾，也讓黃胤毓更審慎地實踐本片的社會責任，希望讓更多人透過本片瞭解八重山台灣人的故事，他說：「三年前來到石垣島進行田調，過程中受到多少台灣移民的照顧，聽了多少他們的故事，其中有非常多的事情，是台灣人、日本人都應該要知道的。這是在認識了這群人之後《海的彼端》必須負起的社會責任。因此，我還是希望有一個『院線上映版』把這些重要的事情推到觀眾前面，以這個家族為主體做為全體移民的代表，還是最完整的敘事方式。在這脈絡之下，菲律賓媽媽的回憶就變成支線，是比較屬於個人的角度，因此還是拿掉了，取而代之的，是這一家人過去的身份認同，以及第二代、第三代以前被欺負的記憶，以最完整的狀態去面對觀眾。」
談到「狂山之海三部曲」的未來走向，黃胤毓透露《海的彼端》將會是三部曲中處理歷史訊息最多的一部。之後的二部曲《綠色牢籠》與三部曲《兩方世界》，都將更聚焦在當下，以更大膽的型式融合劇情與紀實，呈現各個世代移民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綠色牢籠》重回扮演二戰事情重要能源補給的石垣島西表礦坑，描述第一、第二代移民的故事；《兩方世界》則記錄在沖繩學習舞龍的台僑第三代，他們對於一切和自己根源相關事物的熱切追尋，也是讓黃胤毓深受感動、開始拍攝三部曲的起點，從那時開始，黃胤毓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跑遍沖繩各島、日本本島與台灣各地，盡可能找到所有的八重山台灣移民，拍攝超過150人的訪談。
儘管累積如此大量的訪談，黃胤毓仍選擇聚焦特定人物呈現議題，而非以調查報導的型式呈現，談到型式的選擇，他相信；「電影裡面要展示的，還是人的生活和精神，關注歷史事件的磨難和狀態如何在人的身上造成創傷與改變。因而，選擇拍攝人的故事，才是電影紀錄片該做的事情。」黃胤毓以自己奉為神片的韓國紀錄片《蜘蛛之地》（Tour of Duty，2013）為例，整部講述韓國美軍基地慰安婦歷史的紀錄片中，只有一段歷史訪談，在其餘的篇幅裡，電影用了大量長鏡頭，安排慰安婦的混血後代回到廢棄的軍營，身著華麗的服裝在廢墟上歌唱起舞，「整部電影拍的都是這些人當下的生存狀態，他們身著華服在廢墟上唱歌跳舞，視覺非常衝擊，情感強烈，這就是紀錄片作家的精神。」黃胤毓認為電影紀錄片該做的，不是向觀眾鉅細靡遺地呈現資訊，「我們要當的是一塊入門磚、中介者，把議題介紹給不瞭解這些事情的觀眾。讓他們感受到這些人的處境，引起他們的興趣。例如我看完《蜘蛛之地》自己就迫不及待想要更瞭解他們的歷史。」在數位時代裡，資訊唾手可得，而電視紀錄片也處理相關議題的訊息面，「因此，電影紀錄片就可以把這部分丟掉一些，更專注在電影、故事之中，讓大家跟著這些人的故事一起進入他們的生命。」黃胤毓說。
《海的彼端》將在9月30日進行院線放映，但在上映之前，發行公司也別出心裁的舉辦群眾集資，將在9月16日中秋連假之時，在距離八重山最近的宜蘭烏石港海灘上，舉行露天放映。期待在月圓人團圓的佳節夜晚，台灣社會將與海的彼端久別的同鄉人，在銀幕上重逢。（集資活動網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