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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2016-08-25 | 影人 |
海的彼端,八重山的台灣家族物語
專訪紀錄片導演黃胤毓
文 / 洪健倫
今日的台灣,許多人努力地從一幢老屋、一位老耆、一本書,或是一張舊照片,尋找著昔日大和社會的人與事在島嶼留下的一絲足跡。但你我可曾試著反向探尋,尋找在那年代從台灣出發的人們,在海的彼端的土地上又曾留下什麼腳印?

黃胤毓的首部紀錄長片《海的彼端》尋找的正是這樣的足跡。

日本沖繩縣的「八重山群島」,是全日本距離台灣最近的國土,與台灣本島的距離,比金門還要近。1930年代,300多位台灣農民響應殖民政府號召,前往這個陌生之地屯墾,不少人就此安身立命,而隨著日本戰敗、美國接管沖繩又歸還日本,這些移民的身份、國籍經過多次波折,八重山才真正成為他們與後代的新故鄉。本片拍攝八重山石垣島上一個超過百人的三代家族,記錄家人為祖母玉木婆婆慶祝88歲「米壽」,並在壽宴過後,家人和婆婆展開一趟返台探親之旅。影像與音樂風格平易近人又帶著溫度,捕捉到這個大家族的生活況味、家人為了大壽忙碌而喜悅的心情,以及這場聚會與旅行勾起的許多回憶。我們也透過這個家族,看見了八重山台灣移民八十年的歷史輪廓。


一部家族紀錄片 揭開八十年移民記憶

《海的彼端》是黃胤毓記錄八重山台灣移民「狂山之海三部曲」的首部曲。畢業於政大廣電系的黃胤毓在大學時便選修過民族系課程,接觸了日治時期的沖繩台灣移民史,後來前往日本留學,有了更好的日語能力,他才比較有把握開始訪調相關資料,加上2012年讀到沖繩記者松田良孝的《八重山的台灣人》中譯本出版,記載「八重山台灣人」移民初期的艱辛開拓史,但這群人今日生活樣貌的輪廓仍然模糊。因而,從2013年起,他便到沖繩進行田野調查,發展出「狂山之海」系列的構想。

雖然是首部曲,《海的彼端》卻最晚開拍。「狂山之海」構想雛形出現後,黃胤毓在友人建議下,思考如何在完成原訂拍攝作品之前,先用一部片概括交代八重山台灣移民的歷史背景。而這部片該怎麼拍,他也自有堅持,「我希望電影紀錄片的焦點還是在人身上,我想拍一部家族紀錄片,並盡其可能地用一個家族的故事去呈現背後的大歷史。」因而,《海的彼端》便是透過孫子慎吾之口,在家族籌備「米壽」過程中,流暢地穿插家族過去數十年的回憶,帶出他們和所有八重山台灣人如何走過沖繩、台灣從二戰到冷戰時期複雜的政治變革。為了讓觀眾更了解其中的過程,在院線上映的版本中,製作團隊也透過動畫呈現重要的家族事件與相關資訊。「《海的彼端》是一個的入口,它透過一個感人的家族故事來看歷史的大脈絡,也讓人容易進入。瞭解了八重山台灣人的移民史脈絡後,到第二、第三部曲再講其他的議題,觀眾會比較好進入。」談到本片在三部曲中的定位,黃胤毓說。

《海的彼端》

從篳路藍縷到子孫滿堂的玉木家

其實,但黃胤毓在2013年第一趟沖繩田調中,就遇見了主角玉木婆婆。她的全名是玉木玉代,漢名王玉花,出生於南投貧困人家。她在二戰末期遇見了丈夫王木永,他是1935年隨著哥哥前往石垣島謀生的年輕人,在戰爭期間數度往返台灣與沖繩。玉花與木永兩人在台灣度過戰爭尾聲,隨著戰後台灣與沖繩間劃上國界,王木永原不打算回到八重山。但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社會充滿不安氛圍,王木永決定帶著18歲的王玉花偷渡到石垣島。那是王玉花第一次離開台灣,迎接他們的是數十年蠻荒之地上的艱辛生活,他們的故事也被收錄在《八重山的台灣人》書中。

籌拍《海的彼端》時,為了找到足以體現全體八重山台灣移民歷史的家族,黃胤毓很快便想到了玉木家族,「石垣島的第一代台灣移民在世的不多,玉木家成員超過一百人,算是超級大家族。他們第二代的兄弟姊妹眾多,每個人生活背景不同,各經歷過不同的時代,能提供很多歷史視角,第三代又有一個在東京做樂團的孫子,個人特質非常顯眼。」這些特質提供了黃胤毓很多切入點。加上再次探訪玉木家時,發現他們正在籌備玉木阿嬤的88大壽,家人也提到婆婆年紀越來越大,想要趁她身體還硬朗,再帶她回台灣走走。綜合種種因素,讓玉木一家成為本片的不二人選。

帶當年渡海來到石垣島的長輩回台灣探親,並不是玉木家的特例。田調時,許多移民第二代都會提起父母在世的最後一趟返台之旅,也會拿出當時沖繩、台灣兩家族一起留念的大合照,每每看到這些照片,黃胤毓都覺得彌足珍貴。台灣與沖繩隨著二戰結束劃上國界,美軍從1945年到1972年統治沖繩期間也嚴格管制國境,加上當時不少台灣移民因複雜的政治因素而沒有國籍,都使他們無法自由往來八重山與台灣。「對台灣的家人而言,這些年他們就像失蹤了,但這不是他們的錯,是歷史的作弄。」黃胤毓說,「後來終於能回到台灣,他們一直在彌補感情,他們與台灣親人的互動雖然生疏,但又帶著濃烈又說不出口的虧欠,這些心情最後就會濃縮成一趟返鄉之旅,台灣移民帶著自己的小孩、孫子返鄉,讓台灣的家人們看看自己小孩的模樣。」在調查訪談時期聽了這麼多探親的故事,他也很想要親身感受這珍貴的時刻。當玉木家提出這個想法,天時地利人和之下,《海的彼端》的輪廓便於焉成形。

《海的彼端》

洋溢春日溫度的家族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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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捕捉家庭紀錄片的親情溫度,《海的彼端》特別強調春天的溫暖氛圍,攝影機與被攝者之間的充分親密感,傳達了這份溫度,同樣洋溢著恬淡幸福的配樂,則來自曾經研究八重山傳統樂曲的旅美日本作曲家之手,他參照團隊在2014年底的初期拍攝素材,照團隊的創作方向譜一段曲子,做為日後導演與攝影師在現場拍攝的靈感參考。

2015年初,拍攝團隊收到了曲子,大家都很喜歡旋律中透露的氣氛,不久之後,玉木一家也開始密切籌備婆婆的米壽,家族成員陸續從外地返家,大人們忙著打掃房子迎接即將來臨的家族盛會,也熱切的和彼此聊著最近的生活。黃胤毓回憶當天的現場,「大家族的氣氛自然就呈現了,在那樣難得的時刻下,玉木家自然就忽略了我們的存在,專注在家人身上,現場形成很強的氛圍,一家人在家常的氛圍之下,進行著一件大事。我們也拍得很快樂,很多東西盡在不言中。也因為參與了這個過程,而和這一家人變得更親近。」完成當天拍攝之後,黃胤毓試著搭配樂曲剪出當天的記錄,沒想到意外的契合,《海的彼端》的基調也就在這場拍攝中確立了。

除了捕捉玉木家族在石垣島的生活況味,《海的彼端》中也有台灣親人間的細微互動。玉木婆婆返鄉探訪同輩親友,每到臨別時刻,台灣的親人不論家境好壞,總在婆婆手中偷偷塞進厚厚的紅包,就怕她在異鄉吃苦。見到親人破費,雙方免不了一場推拉,一方責備親人多禮見怪,一方堅持聊表心意,鏡頭則穩穩捕捉到紅包袋在倆老雙手間送來推去。

這般人情味在台灣觀眾看來親切,令人意外的是,捕捉到這個畫面的,竟是完全聽不懂台語的日本攝影師。黃胤毓笑說,當初他們完全沒預料到此事,甚至當婆婆拜訪弟弟時,因為室內狹小光線不足,他還退到屋外,獨留攝影師在室內拍攝,事後看到拍到的畫面,他也非常驚喜,「語言不通或許也不是壞事,我們聽的懂,反而會留意語言。當他聽不懂時,他可以注意表情、語氣與肢體動作,因而才會立刻發現家人間的細膩互動。」

《海的彼端》

家庭錄影帶,回憶的寶藏

玉木一家的生活氛圍,不只是透過攝影機在現場捕捉,還有很大部分來自於家人多年拍攝的家庭錄影帶。黃胤毓很慶幸能得到家族的信任,讓他瀏覽運用這些私人的生活記錄,「家族紀錄片要有一定程度的家庭生活,透過它們的溫度、熱度來吸引觀眾,家庭錄影帶就有這種溫度。」黃胤毓說。談到家庭錄影帶,黃胤毓說他很喜歡這種媒材,從他2013年的紀錄片《夜晚的溫度》開始,也一直在開發運用家庭錄影帶的方式,而他欣賞的創作者諸如河瀨直美、《家園—伊拉克零年》導演阿巴斯.法迪勒(Abbas FAHDEL),也是愛用家庭錄影帶的創作者。

但家庭錄影帶能夠帶給紀錄片什麼樣的視野?談到這個,黃胤毓的眼睛發著光:「我覺得是記憶。錄影帶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是它會隨著時間會變成一種檔案影像;但他也可以讓你穿越眼前這個人的現狀,去觸碰到他的記憶的真實樣貌,是探討記憶時很關鍵的核心。」對於喜歡處理記憶的他而言,家庭錄影帶像是一份寶藏。「在漫長的拍攝過程裡,我一直拍著一個人的現狀,聽他描述回憶,但有時仍感覺總碰不到最關鍵的地方,我也會想透過繪畫、表演、照片等方式重現他腦中的記憶,但我總覺得還是需要一個『就是這個』的素材來撞擊我,讓我們直接被那個真實的回憶撞擊,它不是動畫也不是表演,而是這個人真的在某個時間點講了那句話,那個東西的力道強勁,這就是我一直在挖的寶藏。」

紀錄片的社會責任,與消失的菲律賓媽媽

但在院線版的紀錄片中,有一個成員缺席了,她是主角玉木慎吾的繼母,一位在美軍統治時期從菲律賓來到沖繩的菲律賓女人。在台北電影節放映的版本裡,我們看到慎吾因為這個新媽媽的加入,以及新的手足誕生,刺激他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而慎吾的父親為了凝聚家人的情感,還特地帶全家進行了一趟菲律賓之旅。菲律賓媽媽的出現,也拓展了沖繩移民社會的層次。但這些部分在九月上映的院線版中,除了加入動畫則被其他玉木家族成員的訪談回憶取代。

談到院線版的內容取捨,黃胤毓說,其實自己也很受菲律賓媽媽的那段回憶吸引,也曾嘗試將所有內容全部放進影片中,但前後花了快一年剪接,最後還是決定整理出兩個版本,在台北電影節以及其他影展放映的98分鐘版本,著重從慎吾個人角度來看家族記憶,透過當年的菲律賓之旅與現在的台灣之旅兩相對照,凸顯慎吾從青春期到成年後的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思考。院線版由於為了將歷史層面更清楚交代,篇幅增加到150分鐘。將歷史脈絡處理的更清晰易懂,也是團隊考量到本片將在台灣與日本電影院上映,顧及觀眾對於歷史的瞭解,以及人物處理的需求,也因此,在敘事角度上,也更聚焦以家族為整體來代表八重山台灣移民的集體回憶。

院線版《海的彼端》面對更廣大的社會大眾,也讓黃胤毓更審慎地實踐本片的社會責任,希望讓更多人透過本片瞭解八重山台灣人的故事,他說:「三年前來到石垣島進行田調,過程中受到多少台灣移民的照顧,聽了多少他們的故事,其中有非常多的事情,是台灣人、日本人都應該要知道的。這是在認識了這群人之後《海的彼端》必須負起的社會責任。因此,我還是希望有一個『院線上映版』把這些重要的事情推到觀眾前面,以這個家族為主體做為全體移民的代表,還是最完整的敘事方式。在這脈絡之下,菲律賓媽媽的回憶就變成支線,是比較屬於個人的角度,因此還是拿掉了,取而代之的,是這一家人過去的身份認同,以及第二代、第三代以前被欺負的記憶,以最完整的狀態去面對觀眾。」

《海的彼端》

狂山之海三部曲:凝視個人生命當下,映射歲月蝕痕

談到「狂山之海三部曲」的未來走向,黃胤毓透露《海的彼端》將會是三部曲中處理歷史訊息最多的一部。之後的二部曲《綠色牢籠》與三部曲《兩方世界》,都將更聚焦在當下,以更大膽的型式融合劇情與紀實,呈現各個世代移民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綠色牢籠》重回扮演二戰事情重要能源補給的石垣島西表礦坑,描述第一、第二代移民的故事;《兩方世界》則記錄在沖繩學習舞龍的台僑第三代,他們對於一切和自己根源相關事物的熱切追尋,也是讓黃胤毓深受感動、開始拍攝三部曲的起點,從那時開始,黃胤毓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跑遍沖繩各島、日本本島與台灣各地,盡可能找到所有的八重山台灣移民,拍攝超過150人的訪談。

儘管累積如此大量的訪談,黃胤毓仍選擇聚焦特定人物呈現議題,而非以調查報導的型式呈現,談到型式的選擇,他相信;「電影裡面要展示的,還是人的生活和精神,關注歷史事件的磨難和狀態如何在人的身上造成創傷與改變。因而,選擇拍攝人的故事,才是電影紀錄片該做的事情。」黃胤毓以自己奉為神片的韓國紀錄片《蜘蛛之地》(Tour of Duty,2013)為例,整部講述韓國美軍基地慰安婦歷史的紀錄片中,只有一段歷史訪談,在其餘的篇幅裡,電影用了大量長鏡頭,安排慰安婦的混血後代回到廢棄的軍營,身著華麗的服裝在廢墟上歌唱起舞,「整部電影拍的都是這些人當下的生存狀態,他們身著華服在廢墟上唱歌跳舞,視覺非常衝擊,情感強烈,這就是紀錄片作家的精神。」黃胤毓認為電影紀錄片該做的,不是向觀眾鉅細靡遺地呈現資訊,「我們要當的是一塊入門磚、中介者,把議題介紹給不瞭解這些事情的觀眾。讓他們感受到這些人的處境,引起他們的興趣。例如我看完《蜘蛛之地》自己就迫不及待想要更瞭解他們的歷史。」在數位時代裡,資訊唾手可得,而電視紀錄片也處理相關議題的訊息面,「因此,電影紀錄片就可以把這部分丟掉一些,更專注在電影、故事之中,讓大家跟著這些人的故事一起進入他們的生命。」黃胤毓說。

《海的彼端》將在9月30日進行院線放映,但在上映之前,發行公司也別出心裁的舉辦群眾集資,將在9月16日中秋連假之時,在距離八重山最近的宜蘭烏石港海灘上,舉行露天放映。期待在月圓人團圓的佳節夜晚,台灣社會將與海的彼端久別的同鄉人,在銀幕上重逢。(集資活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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