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于萱：我過去參與「高科技冷血青年」，遇上洋華工會抗爭，當時剛好有許多事件，包括十幾位富士康工人跳樓、宏達電員工過勞死。高科技冷血青年開始一連串揭露高科技產品背後血汗生產過程的行動，也做過激進的衝撞，希望讓社會大眾看到。2011年時，剛好有工會朋友認識加拿大勞工影展的策展人，推薦了我們一些片單，於是高科技冷血青年在2011年舉辦了第一屆台灣國際勞工影展。

2013年時我去美國參加勞工影展策展人的交流論壇，發現幾個國家的勞工影展若要持續舉辦類似的活動，大多是由工會支持。影展是比較柔性、文化的運動，有些辦過鐵馬影展的前輩也希望再舉辦這樣的影展，因為它聚焦特殊社會議題，一般文化影展難以取代。去年我們原本想跟台灣的工會募款，但沒有成功，後來聽到北市府勞動局想做這樣的影展，才以青年九五為代表投標，拿到250萬的標案。四月份時陸續啟動，慢慢做成現在的規模。

今年我們希望有專業的放映設備，因為以前大多在咖啡店、演講廳、公共空間放映，也引進了許多過去沒有在台灣放映過的片子，其中有17部紀錄片，訊息量非常大。青年九五聯盟的捐款每個月很少，接公部門的案子多少對組織運作有一點幫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至少不用餓肚子。

周于萱：以我的狀況來說，就是所謂的「斜槓青年」。因為有理想、有想做的事情，同時做很多種工作，比如說我在社會運動組織工作，青年九五聯盟成員沒有薪水，大家都是志工；為了生存，我要同時兼做中英翻譯。2013年去澳洲打工時，遇上老闆欠薪，我告上澳洲勞工局；雖然出發前就聽過很多類似狀況，但大部分人不會真的提告，只當成是出來旅行、學到一個教訓。事實上，澳洲老闆覺得我們這些外勞就是笨，不懂法律，或英文不夠好，就可以用各種藉口坳你、扣你薪水。我當時提出申訴，老闆很害怕被罰，很快就把薪水還我。我希望可以用行動呼籲大家自己爭取工作權益。

而過勞更是一個各行各業內普遍的狀況。從勞動部的加班統計圖表，你可以看到年輕人超過一半都嚴重加班，理由包括公司文化、為了趕上業務需求等等。明明工作量很大，現有人力不足以負荷，但雇主卻不願意補足人力，造成責任落在年輕人身上。但責任心更讓年輕人有要把這件事做好、趁年輕拼命努力、表現給老闆看的想法。他們可能覺得，老闆給我機會表現，是不是不應該開口要求加班費？加上我們從小被教導要乖乖聽話，沒有聽說過什麼叫工會組織。

很多年輕人現在一出社會，可能會遇到老闆扣薪、沒有加班費等問題，我們會陪他們去做勞資調解、提供意見，還有幫忙找法扶律師或其他資源。從去年開始，我們也接觸百貨公司櫃姐，去年曾經在新光大樓前發起行動，也持續櫃姐們保持聯繫，希望可以團結組織一個工會。從制度面來說，百貨公司從業人員的勞動條件有很多問題，他們類似派遣工，老闆是某個化妝或成衣品牌，但他們被送到百貨公司工作，該百貨的樓管卻有實質監督管理的權力，包括規定服裝、不能喝水等等，造成權責不清的問題。另外，因為長時間站立，他們沒辦法休息、喝水、上廁所，這也是服務業普遍的問題。今年我們開始比較有餘裕與資源去拍攝影片、辦講座，面向社會大眾談櫃姐的勞動條件與問題。我們成立的粉絲專頁「靠北der櫃姊」，每天都會有人抱怨樓管很壞，但除了抱怨，我們更需要行動，無論是倡議、組織、談判、申訴，都要去行動。

關於派遣、部分工時工作者，台灣只有一部《勞基法》，沒有關於部分工時的專門法規，聯合國國際勞動組織建議部分工時的定義是一週35小時以下的從業者，但台灣沒有這樣的定義。勞動部沒有完整的數據統計資料，僅有2007年自行認定為部分工時工作者的人數有252,327人，佔比2.5％。但因為是「自行認定」，只能當作參考。我們遇到的多數個案也大多從事服務業，比如便利商店、餐廳，很多人都是打工族。

例如最近的一例一休，不論是旅遊、醫療、媒體業，我認為盲點在於我們都假設了只有一個人可以做這件事，雇主只願意雇用這麼多人，但重點在於要補足人力、有足夠的休假，讓工作量平均分攤。另一個問題是盈餘分配的不正義，企業即使賺錢也不會回到員工身上，台灣的GDP還是持續成長，但為什麼盈餘全被老闆拿走？實質薪資不進反退？

青年貧窮問題有很多層面，我特別想提的是失業率。勞動部的統計資料顯示，15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高於25至44歲的人非常多，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很多新聞報導大學生不願意低就，造成工廠缺工。按照教育程度統計，可以看出大學、碩士畢業生的失業人口有提高，但實際上，這跟前幾年廣設大學有關。社會不需要這麼多高學歷勞動力，造成企業寧願聘請高職生，也不願意花更多錢聘請大學生。我們念了那麼多書，甚至背負了很多學貸，究竟為了什麼？

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2009年至2011年教育部推出22K實習方案。從主計處2011年10 月份的「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台灣勞工的平均每年工作時數為2,564小時，遠高於日本的2,033小時，也比韓國的2,193小時高出17%，但是台灣勞工的平均月薪卻僅40,744台幣，比韓國的66,456台幣低39%。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93年（2014）30到34歲和35到39歲兩族群，去年的年收入分別僅有58.1萬元和66.5萬元，比1997年的收入還低，相當於所得倒退18年。

以年齡層來看，未滿30歲者收入最低，年收入僅43.4萬元，倒退回16年前水準；30到34歲和35到39歲兩族群年收入分別為58.1萬元和66.5萬元，倒退18年。40到44歲、45到49歲年收入分別為75萬元、79.2萬元，均創歷史新高。

2016年2月，全國失業率創16年新高（3.95%），而1月工業及服務業平均薪資7萬5321元、固定薪資3萬9141元，雖創以往同期最高，但在扣除物價漲幅後，分別是7萬3049元、3萬7960元，較以往增加0.03%，仍未達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光景，更不及2000年同期的3萬8404元。

上述數據可以參考，但更重要的是勞動現場中有文化內涵在裡面，這也是為什麼需要舉辦影展。今年的勞工影展分為「青蘋果失樂園」、「拉開世界生產線」、「無名英雄的冒險」、「面向陽光齊步走」四個單元，前面三個主題都蠻哀傷的，所以第四個單元很重要。

比如《勞動日》講的是2008年美國服務業工會成員參政，用集體的方式進行政治倡議；《外宿》則是韓國大賣場女工遇到制度性的歧視時，怎麼面對來自社會、家庭的壓力；《正義三明治》講的是墨西哥到美國的移民，也很容易遇到扣薪等問題，他們如何一步步成立工會、要求雇主必須跟他們協商談判的過程。這些是文化的力量，不是只有法規、倡議行動。這幾部片都是想告訴大家：抱怨是沒有用的，我們希望這個影展不是放映完畢就結束，而是能夠帶給社會大眾一些訊息。

周于萱：我原本的想像是對社會運動議題有了解的人，但後來也覺得應該要做更大，我想面對的是一般年輕人。因為我們這一代七年級、八年級生出生在一個經濟富裕的網路世代，被社會賦予很高期待，但實際上我們面對的是金融海嘯、社會保險破產的年代，以及很差的勞動條件。我期待影展可以跟一般年輕人對話，除了辦公室和家庭，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思考。因為台灣近年蓬勃的社會運動，很多人開始思考，為什麼這個社會這麼不公平？我們想做些什麼？這些影片像是引子或參照點，有國外的做法及案例，其中也有幾部台灣的影片，可以思考台灣的問題是什麼？ 

比如日本的《東京自由打工族》、《魯蛇自拍秀》從日常生活中尋求改變的例子，方法有很多種，不一定只有工會或抗議。《東京自由打工族》雖然是2009年的片子，但還是很能反映出台灣、日本青年現在面臨的困境；《魯蛇自拍秀》更點出一個問題：年輕人是有夢想、理想的，裡面的主角佐籐先生花了很多時間經營一本電影雜誌，卻無法帶來收入，他把自己搞得很廢，家人也不諒解。這個狀況非常真實，因為台灣的高房價，年輕人也無法離開原生家庭，在外租房又是一筆龐大開銷。影片提供了很多參考方法，讓我們面對現在的問題。

到現在，已經不會有人問你賺多少錢、打算幾歲買房子了。因為大家都知道買不起，媒體也報導不吃不喝幾十年也買不起房。這種文化讓很多人開始談論小確幸：反正世界就是這麼爛，不如回家看連續劇、買個東西犒賞自己，或是偶爾吃好一點。媒體帶起大眾文化的風向，現狀是大家各自過活。

我做影展後，開始有機會跟國外的運動團體交流，觀察到他們會提出想像和解方。美國這幾年有一個串連全球速食業員工的運動「Fight for 15」，要求基本時薪15元，爭取更合理有尊嚴的對待。對於其他國家的不同狀況，他們會積極說明：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背後代表什麼意義？美國有很健全運動論述，包括平均收入多少、生活家庭要負擔多少開銷。我觀察到，台灣常有很多抱怨，但沒有想像力去認真思考如何解決、如何實踐，常會陷在法規或條件的框框裡。

想像力並非憑空出現，所以透過這些影片，我們看到其他人如何面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勞工影展的議題性很強，特殊性在於建構、豐富勞工文化。台灣過去的工人運動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卻很少去認識這些東西。

梁家瑋（策展團隊成員）：我們也會跟一些工會、書店、NGO團體合作做放映活動，再討論有沒有什麼啟發？可以如何推進？希望能讓原本就在做相關議題的組織參考，發生影響。

周于萱：勞動局給了我們很多空間，知道我們作為運動團體有自己的想法，他們會提出原則性的東西，我認為配合官方的需求無可厚非。比如說，影展主視覺是大紅色，一開始有人建議紅色太刺眼，且是共產黨的顏色，也有人覺得我們選的影片內容過於悲觀，但最後勞動局願意放手讓我們做，有發揮的空間。

影展的本質是放映電影，有些工人沒有習慣走進戲院，國外勞工影展也有跳脫電影院，在工廠聚集的公園空地放映、交流的方式。我認為像這樣議題性強的影展需要持續舉辦，讓大家意識到勞工文化是存在的。影展不只是放影片，而是跟這個社區的人互動，才能成為固定活動，讓大家持續參與、連結關係。

勞工影展是免費的，我們這次刻意設計，如果團體預約就可以不用排隊。有人跑來問我為什麼？我說，因為團結就是力量啊！團結很重要，平常我們都是個體，網路上找10個人也可以，團結就是力量！

《教師大聯盟》

推薦理由：我非常喜歡美國導演Andrew Friend的最新作品《教師大聯盟》（Schoolidarity），雖然是長達一個半小時的紀錄片，但是內容非常紮實，也有導演的巧思在裡面。包括導演透過大量的訪談真實呈現當時工會的樣貌、基層教師對於工會的不滿和失望，以及基層教師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實踐。

台灣的教師工會以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為首，除了致力於改善教師權益及爭取完整工會權益（註1）之外，也一直積極參與教育及其他社會議題，像是年金改革、私校亂象、學生權益、青年貧窮、高工時低薪等問題，非常關心多元社會的發展。就像其中一位老師在《教師大聯盟》中受訪時提到，教育不是只讓孩子考上大學，教育是多面向的歷史大業，要「教導孩子如何在世界找到自己的定位」。

如果只是平鋪直敘的紀錄芝加哥教師工會的運動，《教師大聯盟》大概會是一部四平八穩（且略顯拘謹）的紀錄片。但是導演刻意在芝加哥教師工會的故事中間，穿插鄰近的威斯康辛州抗爭（註2），也點出了威斯康辛（麥迪遜）和伊利諾（芝加哥）之間的教師，即使兩州素來敵對，也因為行動而看見團結相挺的重要性。

威斯康辛佔領議會對照台灣的318佔領立院，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既視感。台灣的318佔領立院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人生的轉捩點，或是一段無法抹滅的記憶，但我相信在這段時間的成長或挫折，都會成為未來行動的能量 （註3）。

導演除了呈現佔領議會現場的活力與動能之外，也把威斯康辛州的罷免投票和芝加哥教師工會的團體協商過程做對比，探討一個核心的問題：「民主到底是什麼？」從芝加哥教師工會以罷工逼使資方面對團體協商的過程，我看到的是長久以來不被聽見的基層教師，終於能夠對自己的勞動條件表達意見、做出決定，簽下一個自己認同的（不是工會頭人擅自決定的）團體協約。民主是人民作主，是投票，是討論，是互相說服的過程，雖然漫長，雖然混亂，但也非常值得我們花時間練習民主。

註1：2010年6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工會法，教師得組織及加入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但不得行使罷工權。

註2：2011年威斯康辛州的工會為了反對州政府的立法而佔領議會，當時的州長企圖大砍公務員福利，還強行讓議會通關，讓大學生率先發難，佔領議會長達17天，影片最後以議員出面呼籲青年退場，眾人在議會大樓外罷免投票大會作為行動的落幕 。

註3：2015年，威斯康辛的學生再度佔領議會抗議警方開槍擊斃手無寸鐵的 19 歲的非裔青年 Tony Robinson，認為非裔青年的死亡是警方種族歧視所造成，要求還羅賓森一個公道。

《外宿》

推薦理由：如果這個社會讓男性一開始就是正職，但女性永遠只能做兼職工，只因為社會認為女性只需要零用錢，女性只是男性勞動的附屬品，只是家庭經濟的輔助角色，所以付給女性的薪水總是比較少。面對這樣的制度性歧視、職場打壓，你會選擇沉默，還是站出來發聲？《外宿》的姐姐們（千萬不可以叫她們阿嬸！）就選擇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益。

《外宿》真實呈現了女性在職場和家庭之間的拉扯，還有長久以來不被重視的憤怒，以及作為妻子和母親的那一份堅韌。南韓文化傳統認為女性要勤儉持家，要打掃洗衣煮飯，要以家庭為重，要遵從丈夫的意見，而影片裡面好幾段女工的真情告白，讓人印象非常深刻。像是抗爭現場有一名姐姐在討論後續策略時，大聲說出了大部分人的心聲和擔憂：「如果我還是單身就能每晚參加靜坐，但我不是單身。我丈夫不想讓我在這過夜，我無法告訴他，我明天還想來繼續靜坐。他不會懂。說實話，如果他要我退出，也許我就得退。」

當抗爭密度一再升高，戰線越拉越長，靜坐佔領好像沒有結束的一天，原本以為只是女性小哭小鬧的丈夫也開始受不了了，在鏡頭前面抱怨「我不想再洗碗打掃了，好累」。就連支持妻子抗爭行動的丈夫，也半開玩笑的告訴工會理事長說，你還知道要道歉啊？很好，快點像個男人一樣贏得勝利，趕快讓我老婆回家。

在台灣的我也許相對幸運，沒有受到這麼強烈的文化傳統束縛，又或者只是因為還沒成家，所以還沒有家庭的包袱。但卻還是隱約覺得自己好像還是應該放棄加班趕緊回家做飯，期待自己在擠壓之下還能夠在職場和家庭之間取得平衡。但，難道職場和家庭永遠只能是單選題嗎？

2002年台灣三讀通過性別平等工作法（原名稱：兩性工作平等法），也許台灣在兩性工作議題上比2007年的南韓稍微進步一些，但直到現在，仍然還有很多文化價值觀需要我們努力改善，只有透過一次次的拉扯，我們才能再稍微弭平性別之間的差距。

影片後半轉向探討運動抗爭策略與路線的問題，像是與日俱增的外界支持，卻不見得都受到女工歡迎，她們開始擔心抗爭是否變得太大應付不來，或是外界一再幫她們戴高帽子說她們是「兼職員工運動的希望」，是「歷史性的罷工」，但她們只是想要保住工作權，不希望抗爭變成政治權力遊戲等等，這就是另一個主題了。想要跟這些姐姐（不是阿嬸唷！）一起感受抗爭的喜怒哀樂以及家庭職場拉扯的苦澀，千萬別錯過。

 《魯蛇自拍秀》、《東京自由打工族》、《無業世代》

推薦理由：前陣子端傳媒的一篇文章《專一職業過時了？他們說I am a SLASH！》吸引了我的目光，當下想到的卻是，原來魯蛇身兼多職也能有一個華麗而令人驕傲的名字？不久之後便有人投書《成功的「斜槓青年」上了端傳媒，而失敗的人還在找下一份兼職？》指出「斜槓青年」背後所代表的非典型勞動危機。

「斜槓青年」的概念來自於英文的Slash (/)，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Marci Alboher的專欄「職業轉變」（Shifting Careers）提到的概念，另外也針對這個主題寫了一本書《不能只打一份工：多重壓力下的職場求生術》（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 A New Model for Work/Life Success）。斜槓青年指的是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再滿足於「專一職業」的生活方式，而選擇一種擁有多重職業和身份的多元生活。這些人自我介紹時用「斜槓」來區分不同職業，例如「姓名，職業/職業/職業」，所以被稱作「斜槓青年」。

在回應的投書裡面有一句話非常精闢的回應了端傳媒原文的盲點：「成功的斜槓青年活出自我，失敗的斜槓魯蛇累得像狗──或許這才是「斜槓世代」的真實圖景。」就像《魯蛇自拍秀》裡的佐籐先生一樣，38歲仍與父母同住，靠一些不穩定的工作維生，卻花大部分的時間在實現自己的理想──不賺錢也無法帶來收入的藝文雜誌，有時窮到連搭公車都得跟母親伸手借錢。

年輕人是沒有夢想的嗎？還是現實狀況讓年輕人不得不先放下夢想？我看著身邊的朋友做著領日薪的工作、派遣的工作，或是不停流轉在各大咖啡店、餐廳打工，或是一人兼三職從早到晚工作每天只睡4小時，再回來看《東京自由打工族》裡一群被當作免洗筷套的青年，他們在非典就業市場裡掙扎，面對不合理的待遇不願沉默。那台灣的青年呢？22K低薪、高房價、高工時，什麼時候才該奮起？七八九年級從小到大被灌輸的「大學學歷 = 全職工作的保障= 中產生活的允諾」早就已經不符合現實，《無業世代》深入檢視的學歷貶值和青年失業問題其實也是台灣的現況。

我們遇到的問題真的很多，但究竟該如何下手？就從看見問題開始吧！推薦所有魯蛇、斜槓青年，以及所有在勞動市場掙扎的青年，今夏必看的三部影片《魯蛇自拍秀》、《東京自由打工族》、《無業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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