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順清：1992年時，楊德昌帶我去柏林參加《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放映，當時他跟李安提到，因為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他覺得未來世界會因為少了共產主義而產生一些災難，因為整個社會傾向功利、消費，會讓世界變得傾斜。當時我聽不太懂，但十年、二十年後，我可以感受到這確實影響世界很大，特別是愛，因為愛是利他。我們若回想過去，愛情比較容易找到出口。我也覺得女性比較渴求愛，因為男性被社會要求成功、賺大錢，就會忽略愛，就像《獨一無二》裡的小于認為只要愛就輸了，假裝愛別人比較容易成為贏家。英文片名「Love in Vain」也說明了愛在現代社會中變得徒勞無功。

楊德昌提到，他想拍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人生活在同一個城市裡，而且想找金城武來演，一個是賭場小弟，一個是金融界努力想要成功的年輕人。楊德昌當時雖然沒有點名之間代表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我後來才慢慢把它連起來。但我往我熟悉的方向修改了角色形象，我把阿彥設定為餐廳打工仔，小于是演藝經紀公司的老闆，同樣是有天真與世故的對比，但也都為了自己的需求捲入感情與金錢的陷阱裡。會這樣改，主要是因為我對金融界的理解不太多；我比較熟悉演藝圈中的人所說的話，而在演藝圈中，你必須用外表告訴大家你是誰，在功利、世俗的價值觀上有其代表性，名聲就像金錢投資一樣，來得快去得快。

電影是寫實的媒介，但很寫實也很無聊，總要提供一些不同於現實的東西。如果拍攝同一個社會中長得一模一樣的兩個人，它帶有一種寓言性，可以破壞電影的寫實色彩，這些東西一直在我心裡醞釀長大，到了2012年我才動筆，把這個劇本寫出來。電影中有位撿破爛的老太太說：「這個世界要完蛋了。」這句話是楊德昌說的，他當時聽到柏林圍牆倒塌時說了這句話，電影中老太太也許可以視為楊德昌的化身。

楊順清：我受楊德昌的影響很全面，包括英文片名「Love in Vain」都是我們很喜歡的Bob Dylan的歌詞。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我常當他的司機，在車上我們會聽Bob Dylan的歌。我沒有要刻意模仿楊德昌，但就是會被影響，我做不到他的十分之一，因為他很努力又有才氣。寫劇本時我不會去找楊德昌的作品來看，反而是伍迪艾倫比較多。

楊德昌的思路很跳躍，常會隨口跳躍出他對劇本、人生的看法，一般人很難聽懂；後來我教編劇時，一直想著如何把楊德昌的編劇方法整理成比較有系統的課程，我真的整理成八堂課。在楊德昌的世界裡，電影是虛構的，跟現實世界沒頭沒尾、不夠戲劇性是不一樣的。

因此，電影的故事必然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裡面要有起承轉合，我自己整理出來的結構是：男孩遇見女孩、男孩愛上女孩、男孩殺了女孩、男孩成為男人，我認為90％的故事都在這個框架裡面，《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是。轉折代表重生，藉由死亡，也會有新生命誕生。

楊順清：我認為每個人的內在都有善與惡。阿彥是個善良的人，但過程中他的惡被喚醒；小于也是有善有惡，在發現自己得腦癌後，他的善被喚醒，對愛有了渴求。

另外，小于本來押寶Echo，覺得這是最穩當的生意，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後來是安安紅了。對他而言，他即便在生意上判斷錯誤，但他還是有機會從安安那裡得到愛。就像很多有錢人最後會變成慈善家，小于從生病時開始覺得自己沒那麼厲害。小于為什麼會打安安？因為我認為即使他想當一個更好的人，但還是會有矛盾，不那麼願意犧牲。當他發現安安對他有懷疑，內心會產生很多衝突，他也很難付出更多的愛，所以會產生這樣的行為。

楊順清：這跟我的世界觀有關，我們的人生中有很多東西看似隨機、宿命，但背後都有雙上帝之眼在觀看，也跟我去年成為基督徒有關。這兩條線在戲劇上必然會有交錯，第一次是安安自殺時，第二次是綁錯了人。有時候在人生中意想不到的狀態下，可能會出現轉機，電影中該死的應該是阿彥，但小于竟然變成一個替死鬼。

在我看來，阿彥和小于是同一個人，一個從天真學習世故，一個從世故學習天真。最後必然要有死亡，我寧可留下阿彥，小于可能是阿彥的代罪羔羊，也可能是阿彥的救贖。阿彥懷抱著可能的希望，繼續在這個愛情徒勞無功的世界裡奮鬥，有一點愛的可能。

我認為天真活不下去，一定要受些磨難才能活下去。裡面每個角色都透露出這個意涵，比如燕子（溫貞菱飾）愛胡哥嗎？我想她是愛的，儘管胡哥也給她很多金錢上的支持，但小三這個角色不是她可以一直扮演下去的。她是善良且想要追求幸福的，但她不夠世故，當她遇到阿彥這麼天真的對象，卻又把阿彥的錢丟進胡哥口袋。最後她無法跟胡哥也無法跟阿彥在一起，只好選擇離開。

楊順清：曹晏豪是我在教會認識的。我覺得他外型非常好，牧師說他以前在倫敦念藝術時似乎也拍過短片，我花了一年時間慢慢了解這個人，觀察他能否同時扮演世故與天真兩種形象。最後的成果很好，戴立忍也稱讚他是十年來最好的新人。他詮釋小于時，講話的姿態與阿彥截然不同。我運氣很好，遇到了一個很好的演員。

以投資者的角度，他們可能覺得這些演員都不會紅，但這個世代如果都要考慮名利，那就什麼都不用做了，名利、成功好像也不是我做得來的事情。我一輩子都在做一些看起來不太成功的事情，或許失敗就是我的宿命，但這個失敗某種程度上也不錯，因為成功的人還是會遇到瓶頸、中年危機等等。我很早就認定自己的人生一直在谷底，匍匐前進，面對前面的一束光往前爬，不抱希望也不絕望，有一天也許就會爬到終點。

楊順清：好像一直都很辛苦，從拍第一部片《扣板機》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會是票房導演，也不是影展常勝軍，但我還是有想要實踐的電影。我想我已經很幸福了，能夠花那麼多錢把我虛構的故事呈現給大家。我沒有楊德昌的才氣，或許也呈現得不那麼好，但已經是我這種平庸之人很大的幸福。

我拍片最大的動力就是想透過一個虛構的世界，傳遞我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即善惡、天真與世故等二元對立的辯證。我認為背後有一雙上帝之眼，看似隨機，但其實有因果關係，伍迪艾倫是這方面的高手，他一輩子都在寫這些故事。

楊順清：《台北二一》比較單純，問題似乎比較容易解決，它講的是年輕人進入社會的世俗化過程，我覺得那是一個二選一的過程，你會變成一個世俗的人？還是保有內在的天真？每件事情周必須做決定，包括結不結婚、選擇哪個工作，反映的是二選一。

但《獨一無二》困難很多，問題不只是愛不愛對方，不論是燕子、安安，情況比較複雜。它討論的愛比較接近幸福的出口、生命的安頓，而不純粹是男女之愛。浪漫的愛已經無法在當代社會中找到，但找到幸福的出口似乎還有可能。現在的年輕人與過去的人遭遇很不一樣，但他們在面對問題時，反射動作都是一樣的。以阿彥來說，最後他沒有把撿回來的錢再度丟進去投資，他得到的醒悟是：這個金錢遊戲他玩不起，或許他可以選擇回到老家，跟奶奶一起重新從土地裡找到比較適合他的機會。

過去在都會成功是唯一選項，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都會裡成功，現在有很多年輕人返鄉，我覺得這是一個出路，而且是政府應該鼓勵的。如果台灣無法在產業上轉型新創，至少可以讓年輕人有一些小資本回到家鄉，還有一個安頓的可能。我認為返鄉創業、種田是一種柔性的革命，因為沒有辦法改變世界，只好改變自己，這在別人看來或許是小確幸，但至少他能夠找到自己生命的目標。

片名《獨一無二》是個反諷，原本在上帝的創造裡，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但在功利社會的綑綁中，每個人都變得非常難獨一無二，就像電影開頭金士傑說的：大家都不敢跟別人不一樣，所以胡哥蓋的磁磚大樓最好賣，因為每一棟都長得一樣。一樣東西如果大家都愛，就會賣得最好。這個世代裡，大家都很想獨一無二，就像臉書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是媒體，很多時候你想要獨立出來，與眾不同，但這種不一樣是被整個框架制約的，人好像無法逃離。

台灣解嚴之後看似愈來愈自由，但媒體的空間愈來愈小，大家都被收視率制約。電影過去幾年好像有比較多類型，現在不是小資愛情，就是本土勵志。我們看似自由，但其實被框架綑綁的動彈不得。

楊順清：現在一提拍片，投資人就會問你：類型是什麼？有沒有明星？《獨一無二》某方面在偷渡這些東西，我知道這個議題不討好，《獨一無二》也沒有特別高明的娛樂手段，但我覺得應該要藉由故事來講一些比較嚴肅的話題。

過去在台灣，成為好導演的機會比較少，因為機會太少了，拍片就像創業一樣，必須自己找一筆錢來做這件事。我們剛畢業的時候，電影產業不景氣，反而是工作機會很多，即使去劇場、雜誌社也有接不完的工作，就算不當電影導演，也有很多工作。那時台灣處於發展階段，但當這一代年輕人成長起來的時候，已經沒有產業新創，金錢也都投入房地產，因為最穩當、最容易賺錢。我當過老師、漫畫編劇、房仲媒體公關、廣告，我後來覺得那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還是回來專心寫劇本，像是自己創業一樣。

比較困難是找到發行公司。拍《獨一無二》還是希望與更多人溝通，我找了科技、金融界的朋友投資，湊了兩千多萬製作費，才有辦法拍下去。去年台北電影節後又剪過很多個版本，因為覺得不夠好，版本一直換，可能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做這件事，判斷能力變得比較不敏銳。

楊順清：我目前在寫一個青少年的成長故事，叫《愛的犧牲打》。年輕人的故事似乎已經寫得差不多，現在可以提早關心高中階段的友誼、愛情，他們的認知會發生怎樣的矛盾？這還在寫作階段，要等找到錢才能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