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書宇：做一部電影的過程非常龐大，像馬拉松一樣費力費神，所以我希望故事、題材、我想傳達的東西都要夠厚實、誠實。從自身經驗出發，說出我真正想傳達的，我想是最直接、最動人的。

我是個電影迷，各種電影都很喜歡，也想嘗試各種類型，沒有一定要與自己的經驗有關。事實上，《星空》之後，我原本計畫做一些比較大眾、類型的電影，但後來發生了太太過世的事。我想，當你對一個事件感覺夠強烈時，就會想盡辦法完成，不管《海巡尖兵》、《九降風》、《百日告別》，當你決心要把它做出來，還是容易從自己最強烈的感受出發。《星空》畢竟是詮釋幾米的世界，裡面當然還是會有我的關注、感性、與喜好，說故事的方式與其他幾米繪本改編電影不同。當我在寫東西、想故事時，會從自己的生命經驗中抓住靈感。我想也不只是我，比如我很喜歡的《年少時代》（Boyhood）導演李察林克萊特（Richard Linklater），也是從自己的經驗中找到誠實的聲音，轉化成一段故事。

林書宇：我在拍攝與寫作的時候沒有在想市場或觀眾，因為我知道這種題材不容易親近，很多人可能會膽怯。所以，一開始的設定就是預算規模不要太高，也盡量找公部門補助。因為這樣，投資者沒有太大壓力，我自己也可以專注於把故事說好，而沒有思考太多觀眾接受的問題。一開始的出發點，也是希望有相同經驗的觀眾可以從中得到出口或慰藉。

林書宇：我先想到這樣的故事，覺得好像可以寫出來，於是開始動筆作筆記，這是我寫劇本一直以來的習慣。我不會馬上開始寫劇本，寫筆記的過程中，去當了《軍中樂園》的副導，但拍攝期間有停頓，那段時間，我又自己去了花蓮，寫下一些對劇本的想法。從筆記到劇本大概就經過了一年半的時間。

《軍中樂園》拍了一半以上時，我把大場面拍完，就先回台灣認真開始寫劇本。也因為當時需要《星空》的票房補助，需要先交出劇本，否則就會過期。這筆票房回饋補助大約兩、三百萬，雖然不多，但對於《百日告別》的製作來說很必要。

第一稿趕出來後，蔚然是從第二稿開始幫忙修劇本，通常是我先丟給她，她會給些意見、寫些對白，我再慢慢修改。一開始的劇本有點過於耽溺於自己的感覺，有很多只有我自己能懂的戲，例如一個人的狀態，沒有跟外界互動。當時處於一個人的狀態，有很多這種感觸，例如事情發生後，因為沒辦法住在同一個地方，只好搬家。搬家本身是一趟很折磨人的旅程，有一些戲是描述一個人打包時對物件的記憶、互動，但這對觀眾來說很難進入，那些物件對觀眾來說是沒有任何前後文的，也會讓角色沒有前進，過於停滯。蔚然會提醒我，後來也拿掉很多。蔚然寫的對白，讓影片中每個角色有不同的語氣和性格，有了主觀客觀的距離。這樣來來回回共同修了好幾稿後，她寫的比例差不多有三成吧？

《百日告別》從《星空》的票房回饋與輔導金開始，加上台北市、新北市、桃園、高雄的公部門補助，還有相信音樂、原子映象的資金，以及台北影業的技術投資，總預算大約三千多萬。 

林書宇：兩個角色的個性我都有。我把前期的憤怒放在石頭身上，也稍微誇大些，因為我沒有罵朋友這類行為；壓抑的部分放在林嘉欣身上。寫劇本時，我還蠻收斂的，因為會有演員進來，我希望演員可以有發揮的空間。

開拍前，我跟石頭花了兩個月在聊這個角色，一起發展可能性。如果光看劇本，你會看不出他們的行業、工作性質。因為事情發生後，他們都沒有馬上回到工作崗位，比較關在自己的狀態裡。我寫的多是狀態、互動，背景沒有太多設定。回到製作層面上，還是需要有一些設定。我跟石頭聊了以後，才給了育偉一個工作，他在旅行社上班，與同事的談話中提到工作的事。這些都是演員進來後才慢慢磨出來的。曾經有一度，劇本設定育偉是國小數學老師，太太則是同一個學校的音樂老師，因此有場戲是育偉聽到教室外飄來鋼琴音樂。還有一場戲，上課時，他在黑板前寫題目，但突然腦袋卡住了，怎麼都算不出來，台下的孩子擔心地看著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幾場戲我原本很喜歡，但設定他在旅行社上班，打開家中窗戶，也可以聽到外面的音樂，影響不大。

心敏的未婚夫則設定為廚師，她們原本打算婚後一起開一家餐廳，也買了新家，一起經營新生活。在電影中，心敏沒有在工作，新家空在那裡。家中的環境也都是慢慢跟演員一起磨出來的。事實上，我跟美術給了心敏一個工作，有助於她的服裝、造型。她的形象是在複合式咖啡廳工作，品味有點文藝氣息，只是在電影中看不太出來。

林書宇：會有這種情緒，這是人之常情。我想要表現的是其他人的傷痛。心敏和育偉處於那樣的狀態，可能會覺得旁人無法理解我，但是身邊的人其實也同樣在經歷失去這件事。心敏未婚夫的媽媽對她不認同，是因為這個母親不知道可以怪罪誰，她心裡的怨氣唯一能發洩的出口，就是這個活下來的女生。

她不客氣的每一件事也很理所當然，比如往生者剛過世時不能碰他們的身體，因為這樣會讓他們捨不得離開。告別式上也不可能給往生者穿套頭衣服，因為葬儀社會很難穿，只能拿襯衫。像這樣的事情，很瑣碎，也很現實，這也表現出心敏從來沒有面對過這些事情。

而育偉在頭七夜跑出去打電話給車禍肇事者的家人，想發洩憤怒和怨氣，打過去才發現，對方的母親也在過頭七夜，把這通電話當成自己兒子打來的，這也讓育偉突然發現別人也正在經歷無奈與失去，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林書宇：對我來說，心敏與未婚夫弟弟的那場戲是極度的悲傷，面對同樣的失去，兩人當下需要慰藉，因此那場戲對我來說不是性。但台北電影節之後出現反彈聲音，許多觀眾對這種近似亂倫的狀態反應很兩極，有人覺得被挑戰了某些道德感。我不希望這場戲成為大家的討論點，拍這部片也不是為了挑戰觀眾，幾經思考後，決定剪掉最後倒下去的畫面。

隨著電影上映我會出版一本散文集，裡面提到，我去北海道時帶著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有人說，片中的性似乎跟村上筆下的人物很像，我才想起：對呀！《挪威的森林》中也有很悲傷的性，比如渡邊與直子是好友Kizuki自殺後，與玲子姊的那段則是直子離開了以後。我發現《九降風》裡也有類似的戲，雖然後來沒有剪進電影中，只收錄在DVD裡。鳳小岳飾演的角色走了以後，張捷與初家晴有一場晚上的戲：他們先在學校操場聊天，後來到了旅館，發生關係，但男生完全無法勃起，女生則是很悲傷地在哭泣。那個晚上，他們都在思念離去的朋友。我才發現：其實我已經拍過了！這可以說是受了村上春樹影響嗎？還是更之前呢？我也分不清楚，但在許多西方電影中，死亡與性的關聯也很常出現。

台北電影節後，我們又做了一些試映，發現那場戲很容易變成觀眾討論的焦點，造成兩方辯論。有人擁護，也有人非常排斥，甚至強烈到因為這場戲而無法喜歡這部電影。我們原本覺得留著這個辯論也許不錯，但這畢竟不是電影的全部。

我曾經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沒處理好，後來覺得，有些人或許是無法接受悲傷用這樣的形式表達。我不希望變成大家聚焦在這點上，這部片也不是為了挑戰觀眾，於是決定剪掉，保留前面的哭泣等互動，還是完整的。

林書宇：當我設定育偉的太太是鋼琴老師時，就想要有一首曲子，是他常聽到、但一直不知道名稱的曲子。所以，我想找一首不那麼耳熟能詳的音樂。我先想到的是蕭邦，蕭邦的鋼琴曲都有一種悲傷惆悵，我開始大量聽蕭邦的鋼琴獨奏曲。如果有一段音樂，可以代表妻子離去以後想對先生說的話，會是什麼音樂？最後一句話我會跟你說什麼？〈練習曲Op25 No.1〉似乎在說：我很愛你，我會一直守護著你，但有哀傷在，因為我無法跟你在一起。

有趣的是，尋找音樂時，我發現不同歌曲有不同訊息，覺得這首好像是在罵他、這首好像很開心離開他、另一首是什麼樣的話……。我想要一種有溫度的感覺，本來也考慮〈練習曲Op25 No.12〉，但這首歌太哀傷了，對我來說它是在哭泣。如果太太放不下，可能會是這樣的音樂。後來覺得，這比較是育偉的心情，而不是太太的，所以選了〈練習曲Op25 No.1〉。

林書宇：我想這次小余應該拍得很開心。拍《九降風》時，她常叫我要放開，因為我所有分鏡圖都畫好了。可能我那時比較沒安全感，需要計畫、規範好一切，加上預算有限，底片也很貴，因此要把所有東西拍到。《百日告別》一方面沒有這個壓力，加上數位攝影的感光度大大提升，在一般光源下還是可以顯影，自然可以有很自由的捕捉方法，這是過去底片做不到的。我不用花五個小時打光，可以直接讓男主角在公園裡自由發揮，某種程度上變得有點像在拍紀錄片，記錄演員在場合當下的狀態，尤其這部片有很多一個人的狀態，所以拍攝時大量捕捉，剪接時再選擇關鍵的情緒、樣貌。比如說，在沖繩拍攝時，有場戲是心敏在街上閒逛，捕捉她在人群中的狀態，我當時不限制她的表演，只有幾個人跟在旁邊拍攝。過去若用底片拍攝，可能走到路口，或者這裡用不到，就必須喊卡。一喊「卡！」演員情緒也就中斷了。有個手持鏡頭，攝影師因為走了太久，已經拍到發抖，於是我直接從攝影師手上接過攝影機，過了馬路後繼續拍。走了一段，又換攝影師接手，一拍就拍了十幾分鐘。

數位攝影對演員來說也是件過癮的事，不需要停停走走，可以一直在那個狀態裡。石頭在警察局裡做筆錄那場戲也是這樣拍的，當時，攝影師只拍石頭，我坐在他對面跟他對戲。我們把劇本丟掉，我一直問他問題，讓他回答，因為事先做足了功課，我們直接對戲。那場戲後來總共拍了兩個take，一個四十多分鐘，一個一個多小時，過程中我們一直在對戲。底片時代，十分鐘就得換片，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林書宇：寫劇本時，我就鎖定了幾個人。之前看過石頭演戲，我跟製片說，石頭好像可以演，當時就有這個念頭。在選角方面我很直覺，直覺這會好看，可以成立。但我還是帶著一些叛逆，別人做過的事情我不想再做，我試圖找到我認為好看、而且別人想不到的。若把劇本交給別人，任何人都不會想到石頭與嘉欣這個組合，但我直覺這個組合是可以work的。我之前幫劉若英拍MV，找了王童演淡水河邊的老畫家。工作人員會提出各種人選，但當我想到王童時，覺得「對！就是他！」他本來就有美術底子，當你想到，就會覺得理所當然選角選對了。

如果對一個選角有猶豫，那可能就不是最適合的。林嘉欣是我在寫劇本時就設定的形象，但當時她在休息，媒體報導她生了小孩、當了媽媽，我不知道她會不會復出演戲。那時想著她的形象，寫了劇本，找演員時，我說：「哪裡有一個小林嘉欣？」後來乾脆直接詢問，沒想到她就答應了。

林書宇：我覺得開拍後就有變化了，當身邊的人加入，他們已經開始在分擔我的悲傷，讓我很感激。他們也把自己的生命、失去的經驗放進來，透過這部片找到某個出口。比如副導演這幾年失去母親，嘉欣則在開拍前幾個月失去父親，她才剛經歷這件事，因此我們曾經擔心，考慮把拍攝時程往後延，但嘉欣反而把自己放在這個狀態裡來演出。

當它變得不只是我自己的事，反而能夠愈來愈平靜地面對我的失去。電影想傳達的理解與陪伴，讓你知道其實你不孤單，其實在我拍攝時就深刻地感受到了。我相信電影上映後，更多經歷過失去的人會願意分享他們的故事，因為大家不太去面對。《百日告別》的臉書粉絲頁某種程度上變成心理諮商站，很多人在上面分享他們的故事，對我來說都是滿滿的回饋。

這部電影已經大於電影本身，創作這部片對我來說是一種告別的儀式，對別人來說，是一個陪伴、出口，可以說是在滾動的正能量嗎？我很期待帶著這部片出國，因為國外的觀眾不會從我的經驗出發，他們不需要知道我，不帶著作者本身的背景，只以影展中的一部片來看它。我甚至覺得，單看作品本身，這是我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一部作品，不論是說故事的方法、剪接方式等等，我很少有這種感覺。過去我常常覺得不夠好，《百日告別》反而沒有這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