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10年10月5日革命成功之後,葡萄牙才從君主國家轉為共和政治,不料第一共和10多年來政局動盪混亂,反而讓右翼份子發動軍事政變掌權,均政府的總理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組成有法西斯色彩的集權政府「第二共和國」,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新政時期」(Estado Novo)。並且在二戰之後歐洲各國紛紛自願或被迫放棄殖民地統治權時,選擇強力鞏固各殖民地的統治權,並在1960到70年代初期展開殖民戰爭,強力鎮壓各地反殖民份子。但勞民傷財的戰爭使政府大失民心,中下級軍官組成了「武裝部隊運動」(Movimento das Forças Armadas,簡稱MFA)在1974年4月25日發動和平政變,結束42年的極權統治。政變期間,軍人手持康乃馨代替步槍,也為這場政變贏得「康乃馨革命」的美名。脫離極權政治後的葡萄牙落實民主化,也逐步放棄他們在世界各處殖民地的統治權,包括澳門。儘管曾經輝煌,2009年,歐債危機重創葡萄牙經濟,直到2014年葡萄牙才正式脫離歐盟的抒困名單之中,但在挽救經濟之路上仍有重重挑戰。
隨著王室、第一共和相繼被推翻,集權政府上台,掌權者也瞭解電影是一個很重要的宣傳工具,必須想辦法好好掌控。而有聲電影在1930年代引進葡萄牙,1933年一部結合歌舞片與喜劇的《里斯本之歌》(Lisbon Song)風靡全國,本片的部分歌曲至今仍為人傳唱,它也開創了新電影類型「葡式喜劇」(A Comédia À Portuguesa),成為當局大力推動的電影類型,因為此類電影著眼現代生活中的趣事,目的是為了讓觀眾忘記現實生活中的苦澀。除此之外,有聲電影初期另一重要的電影類型則是歷史劇,這樣的類型有助於當局鞏固保守價值觀,以及宣揚國族主義,1946年José Leitão de Barros描繪16世紀葡萄牙詩人賈梅士生平的歷史片《賈梅士》(Camões)更以其傑出的藝術成就入圍了第一屆坎城影展。儘管此時的電影多半為政治服務,但是類型的成功,讓葡萄牙電影邁入一段為期20年的黃金時代。
但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作品其實是一部和主旋律大唱反調的作品,它就是今年台北電影節選映的《童黨小霸王》(Aniki Bobo, 1942),這是葡萄牙國寶級導演曼諾迪奧利維拉(Manoel de Oliveira)所拍攝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本片將鏡頭轉向當時的社會議題,大膽啟用非專業演員,以虛實參雜的手法描繪葡萄牙第二大城波多街頭孩童的生活,雖然上映初期觀眾反映不佳,但本片隨著時間愈發受到後世重視,學者普遍認為本片所運用的寫實手法與精神,比第一部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維司康提的《沈淪》(1943)——還要來的更早。無奈這部唱反調的電影觸怒了執政當局,使得導演在未來的20年內拍片處處受到刁難。
雷斯起初以詩人身份在文壇奠定名聲,在迪奧利維拉之邀下擔任其《春之祭》(Rite of Spring, 1963)的副導,開始踏入影壇。這部電影虛實夾雜地敘述一個劇組前往偏遠鄉村拍攝當地居民準備演出宗教劇的過程。雷斯的加入,為這部電影帶入了濃郁的詩意。而迪奧利維拉饒負詩意與民族誌式的拍攝方式,也深深影響了雷斯日後和其妻馬格麗達科代羅(Margarida Cordeiro)兩人的創作方式。
從雷斯夫妻兩人合作的第一部長片《特拉蒙提斯》(Trás-os-Montes, 1976)開始,雷斯與科代羅發展出一套有著詩情恣意、又帶著如夢似幻風格的電影語言,同時,他也嘗試盡可能地透過「匹配剪輯」(match cut)——一種以兩個形體、意義相近的元素作為串接前後兩個鏡頭的媒介的手法——為影片創造影像節奏與敘事意義。接著,雷斯從1977年起受邀至里斯本戲劇電影學院擔任教授,他也把他對電影美學的獨到見解傳授給學生,直至1991年病逝為止。而後人將這樣的美學手法命名為「雷斯學派」(The School of Reis)。這種極為感性的影像語言,也為從70年代至今的葡萄牙電影,定下獨樹一格的電影風貌,其影響可以從這次焦點城市選映的朱奧西薩蒙岱羅作品《黃色小屋的回憶》(Recollections of the Yellow House,1989)中看到雷斯「匹配剪接」美學的影響,而在當代電影創作者中,受其影響者,也包括此次兩位影人佩德羅科斯塔(Pedro Costa)與朱奧佩德洛羅得利蓋茲(Joao Pedro Rodrigues)等人。
1927年,19歲的迪奧利維拉立志從影,一開始希望成為導演,後來興趣轉為表演,為此還曾赴義大利求學,並且曾在葡萄牙影史上第二部有聲電影《里斯本之歌》中客串一個小角色。但過不久,德國導演華特魯特曼(Walter Ruttmann)的紀錄片《柏林:城市交響曲》(Berlin. Die Sinfonie der Großstadt,1927)重新燃起他的導演魂,讓他在1931年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河岸印象》(Douro, Faina Flivial),這是一部仿效「城市交響曲」系列紀錄片風格的紀錄短片,除了呈現波多主要河流斗羅河沿岸的城市景觀,導演也將鏡頭對準了河岸兩旁的工業發展現狀,以及底層工人們的勞動生活。當葡萄牙社會還沈浸在「葡式喜劇」的歡笑與歌聲之中,這部剪接手法前衛,拍攝內容又忠實呈現社會底層生活的小品完全和主流背道而馳,招來國內社會的惡評,但卻受到鄰國影評人的高度讚賞。
1955年,迪奧利維拉前往德國學習彩色電影的拍攝技巧,隔年發表彩色紀錄短片《藝術家與大城市》(The Artist and the City)在影展中收到不錯的評價,讓他成功復出影壇。1963年新電影運動興起,這年也是迪奧利維拉創作生涯的重要轉捩點,他發表了前文提及的《春之祭》,這是他從影36年後的第二部劇情長片,迪奧利維拉曾說這部影片徹底改變了他對電影的認識,電影從此不再只是一個模擬真實的工具,它所做的其實僅是再現鏡頭下的真實。在發表《春之祭》的同一年,他又緊接著發表了劇情短片《狩獵記》(The Hunt),這部作品的故事陰鬱,與集權政府的電影政策完全背道而馳,而導演也在制度所迫之下重拍了影片結局,正版結尾則是等到1988年才重新被放回電影之中(這次台北電影節也選映了《狩獵記》,並將放映兩種版本的結局)。但是樑子已經結下,加上導演又曾在某次《春之祭》的映後公開批評薩拉查的集權政府,新仇家舊恨,讓迪奧利維拉被秘密警察逮捕,並以莫須有的罪名讓這位大導演蹲了十天的冤獄,而且,自此之後,當局再度杯葛迪奧利維拉的拍片,使得他的創作又陷入另一個9年的低潮。
直到集權政府被推翻後,迪奧利維拉才再度回到舞台,並從1970年代開始,逐漸邁向他的創作顛峰。他從1971年開始陸續發表了他的「受挫愛情四部曲」,不過從這邊開始,他的關注焦點也從早期的社會底層小人物,轉而以帶著超現實的手法檢視壓抑社會下的中產階級生活。進入90年代之後,年逾80的迪奧利維拉拍片的腳步不曾放慢,到2012年為止,他每一年至少發表一部電影作品,大多數皆改編自文學和舞台劇。2012年,104歲的迪奧利維拉發表了長片《哥柏和陰影》(Gebo and the Shadow,又譯「影兒子」),但從這一年開始,這位國寶級電影大師的呼吸道器統與心臟功能開始走下坡,使得本片成為大師的最後一部長片作品。儘管健康下滑,他仍在2014年發表了短片《葡國殘夢》(The Old Man of Belem),本片原計畫於攝影棚內拍攝,但導演身體狀況不佳,因而改為在寓所附近的花園拍攝,儘管病痛纏身,迪奧利維拉並不向歲月低頭,2014年底,這位人瑞導演仍在籌拍下一部長片,但歲月最後仍帶走了年邁的迪奧利維拉,《葡國殘夢》也成為他生平最後一部作品。
除了上述兩位大師之外,朱奧佩德洛羅德里蓋斯與他的創作伙伴朱奧胡格拉達瑪塔(Joao Rui Guerra Da Mata)則是中生代中最受矚目的創作者。在新生代之中,則有米格爾戈麥司、朱奧薩拉維撒(Joao Salaviza)、桑卓阿吉拉(Sandro Aguilar)、蓋布里爾埃布朗茲(Gabriel Abrantes)等人最受國際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