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歷史多半是勝利者的歷史，我希望記錄這些人、這些角落，讓小人物的生命故事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洪里烱說。與名字予人的印象不同，洪里烱看來嬌小純真，活脫脫像個大學生。她大學開始主修紀錄片並拍攝短片，題材包括建築工地勞動者的腳，以工人足跡踏過的地方追索空間的改變，以及拍攝書店空間裡的表演活動，呈現想像中如幽靈從書中現身般的對話，風格充滿象徵，類似影像詩。大學畢業後，洪里烱加入「綠色影像製作共同體」。洪里烱喜歡的導演包括貝拉塔爾（Béla Tarr）、蘇古諾夫（Alexander Sokurov），當詩化風格碰上工殤議題，《貪欲帝國》的影像一反慷慨激昂的運動基調，在情緒高昂哀戚之處抽掉聲音與哭泣，展現深沉的安靜或遠觀視角。
「綠色影像製作共同體成立於1991年，在紀錄片導演中很有影響力的金東元就是創始成員，目前也在組織裡。20多年間人們來來去去，大致維持8到10位成員，大家的共同點是都具有社會關懷，拍攝的題材多關於女權、南北韓分斷政治問題，或勞動權相關的影片。裡面有前輩教導，一些剛開始拍片的導演彼此幫助、分享資源設備與技術，像是一個修練場。」洪里烱說。
由於共同體中的一位前輩建議她以三星女工為題，拍攝紀錄片，《貪欲帝國》於是應運而生，也是她的第一部紀錄長片。洪里烱說，自己大學時代時並未親身參與社會運動，但上個世代的意識形態已經形成年輕一輩對社會的關注。
作為世界第五大企業，佔韓國年生產毛額20%左右的三星集團，是舉世知名的韓國人驕傲，但為了3C產品中所需的晶圓，員工接觸到的化學溶劑、放射線和苯，足以讓一個人在幾年間罹患癌症。2007年黃由美因白血病過世，自此開始漫長的職災認定、求償與官司鬥爭。聯合了三星、LG等半導體大廠的組織「半導體產業人健康與權益支持者」（SHARPs）也在這時成立，向大眾宣傳議題、協助申請賠償、職災認定等，並陪伴受害者及家屬一起抗爭。
2011年開始，在綠色影像製作共同體的支持下，洪里烱得到韓國政府電影振興委員會、女性電影節、全州電影節（總計4000萬韓元）的經費補助，歷時兩年多拍攝，並一邊教補習班打工賺取生活費。除了單槍匹馬的拍攝，影片中工廠的畫面來自電視台或私人偷拍。「獨立紀錄片不可能進入工廠拍攝，工人要從裡面帶一張紙出來也沒辦法，連電視台大媒體要進去採訪也要經過層層嚴格審查。工廠的畫面是員工、受害者為了記錄工作狀況偷偷拍攝，再私下提供給我。也有拜託電視台授權使用工廠內部畫面，雖然素材非常少。」
影片細密編織了口述、日記，勾勒女工們的日常生活與感性，有只獻聲、不願曝光的受害者，也有李允靜、韓慧景這樣因在運動第一線，而成為媒體與大眾熟悉面孔的人。「日記屬於一位已逝的年輕女工，她二十幾歲就得到白血病去世，我很想把受害者過往的日常生活感受呈現出來。」影片中，另一位受害者朴敏淑提到，即使每個人全身被無塵衣包得密不透風，單看眼睛、走路的姿勢，也能分辨得出來誰是誰。以生產速度為最首要目標的機械化運作下，是擋不住的人性溫度。
由是，《貪欲帝國》常出現這種人性與非人的對比，以機械系統、工廠城市噪音、擺滿琳瑯3C商品的貨架，對比工人的臉部表情特寫、工作中的模樣，呈現工人處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工作了一輩子，罹患了癌症，女工的心願其實非常小，也非常平凡。片中一景，李允靜在醫院檢查後，側面對著鏡頭，說自己想去首爾觀光景點清溪川、仁寺洞、東大門走走。「因為每個人都去那裡嘛，雖然大家都說沒什麼好玩，但還是想去看看。」
拍攝過程中，李允靜的病情急速惡化，不幸過世，沒有撐到正義來臨的那一天。「她本來不想面對鏡頭，是她的家人勸她站出來，」洪里烱說，「我因為擔心拍攝會讓她病情更加惡化，所以沒有很積極去拍，常常只拍周邊環境。但我發現每當我拿起攝影機，她就會自然地開始說話，就算我沒有問，她也會自己說。也許是因為她原本就有很多話想說。後來，她真的過世了，回頭看以前拍攝的素材，覺得我沒有完整呈現這個人，因為我先前太鬆懈了，沒有意識到。在拍攝後期，她已經無法說話，我覺得很遺憾。我後悔沒有多聆聽她的話，因為她想說的話應該更多。」
三星罹癌女工的職災認定與求償、後續的官司訴訟在韓國已進行多年。2014年，韓國同時出現了《貪欲帝國》與另一部劇情片《又一個承諾》（Another Promise，另譯《來自三星的孩子》），同時在院線上映。《又一個承諾》由金泰潤執導，改編三星女工黃由美與父親黃相基的故事。正因為這兩部電影的上映，不僅引起韓國人注意三星問題，三星也改變態度，向被害人公開道歉、承諾補償。
但三星承諾補償後，陸續提出補償要求的家屬達三百多件，三星卻不認帳，只承諾針對抗爭核心人物補償。「職災認定仍在進行，行政訴訟也尚未結束。三星集團目前有經營困難及許多負面新聞，有些被害人認為他們不是真心道歉，只是為了挽回社會形象而設立停損點。」洪里烱說。
同時，也因為三星長期回饋金錢給政府，藉補助勞委會聘請律師費用趁機介入，密切勾連形成利益共同體，而政府也不得不看財團臉色。《貪欲帝國》中法庭一幕，受害者對著政府官員大罵：「為什麼負責勞委會案件訴訟的律師，都是三星的律師？」
無論如何，三星願意公開道歉賠償，這兩部電影帶起的輿論起了一定作用。相較於《又一個承諾》聚焦黃由美父女與艱困的求償過程，《貪欲帝國》並未聚焦特定人物或過於誇大情感，而包含職災受害者、家屬、運動組織者、官員等捲入事件裡的人。洪里烱所採取的位置像是家屬與受害人的朋友，也刻意保持一定距離，例如示威抗議的場合，因為「靠近只會拍到爭吵、打架，但我希望讓觀眾看到整個事件的經過，讓脈絡比較清楚。近拍會讓這些人看起來很像暴徒，剪輯時我都捨棄了。」
相較於為運動服務的紀錄片，洪里烱認為「紀錄片是一種電影類型，韓國歷史上有很多社會運動，紀錄片在裡面常常是工具、手段，用來傳達訊息。我希望紀錄片一方面是工具，協助觀眾理解運動，也能傳達創作者的思想和美學，在兩者間取得平衡。」
拍攝與後續上映過程中，雖然沒有直接受到三星施壓，不過因為此片受女性電影節資助，而此電影節背後的主要贊助廠商正是三星。「這部片在影展放映時，三星曾找過影展工作人員協談，希望不要放映。但影展認為這是個人創作，還是有播放。第二年，三星就不贊助女性影展了。」
提及台灣美援時期1970年代，類似三星案件的RCA（美國無線電公司）污染事件，與現正進行官司訴訟中的台灣RCA工人們，洪里炯說，「不管在1970年代或2000年代，不管設備是否高科技、手動或自動化，勞動者永遠在沒有妥善保護措施下，接觸到化學物質。加上三星背後有政府支持，所以這些半導體大企業不會把安全做好。」她說，雖然設備自動化了，但人的處境還是一樣。為了「made in korea」的價值，三星半導體在韓國現在又設立一個很大的工廠，用來提升工業製品的質與量。這也對韓國新的都市造成新的衝擊影響。勞動條件沒改善，勞動者們罹病的機率仍然非常高。
這次來到台灣，洪里炯也與正在與政府進行訴訟的RCA職災受害者碰面。最後問及，想對RCA工殤者們說什麼嗎？她答：「韓國有很多抗爭持續了非常漫長的時間，只要不放棄，總有一天會有希望。許多人選擇放棄、認命，但一旦站出來，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即使最後敗訴，也參與了歷史。」
許多觀眾總會在映後焦慮地詢問：到底能做些什麼？然而似乎無論答案是什麼，都無法令人滿意，運動永遠是沒有盡頭的動態抵抗。洪里烱曾參與的「綠色影性製作共同體」曾在1990年代初期拍過一部紀錄片，從未公開放映，只是在圈子裡私下流傳，卻引起總統注意，下令列為禁片。此舉反而引起大家好奇，「看過的人估計有30萬。」洪里烱說，「單靠一部電影要改變社會是不可能的，但我想記錄這些小人物、抵抗者，透過紀錄片與社會大眾取得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