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耀中
去年10月舉辦的第九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邀請不少以運動抗爭為主題的紀錄片參展。或許是因為這兩年台灣的社會運動張力，吸引不少社會運動參與者與影像工作者進場觀賞或重看。TIDF並將傑出貢獻獎頒給了解嚴前後紀錄與傳播抗爭影像的「綠色小組」，而紀錄運動抗爭的作品也拿下多個競賽獎項。
持續紀錄的反抗影像，讓抗爭的音量不致在時代的巨輪下被湮滅抹消。觀影者透過時空條件各異的影像檔案，可補充「新鮮」的歷史片段，也可碰撞當下的實踐經驗，更可能迸出影像內外的抗爭政治，交織出新的思考軸線。
影像紀錄團隊與抗爭的交錯
此次TIDF以長達四十年的日本三里塚抗爭為主題，呈現小川紳介紀錄團隊長期蹲點的成果及觀點。1966年，日本政府為了興建成田機場而大舉徵收農地，不滿的農民組織起來抗爭，並吸引許多青年參與，幾經轉折，仍有居民抗爭至今。
從《三里塚之夏》（1968）與《第二堡壘的人們》（1971）中，看到抗爭中攝影師同受警察攻擊的處境，看到農村婦女的強悍與聰慧，看到居民的堅定、幽默與憤怒，更可看到漫長與繁瑣的討論過程。紀錄團隊中幾位年輕人，在三里塚村落住了下來，得以用細膩的視角生動且深刻地講述當地故事，如《牧野村千年物語》（1986）用科學測量看待耕作，更號召當地居民充作臨演，演繹當地流傳的傳說。
三里塚抗爭到空港鬥爭的後來出現學生團體與團體間、學生與居民間的衝突，其複雜的程度，從尾瀨朗的漫畫《家》中的繁多文字，或在TIDF現場座談聆聽、上網閱讀都可感受到。小川紳介團隊在當時的條件限制與政治判斷下，選擇了多重題材，讓日後的觀者得以探頭進入當時的空間，其所呈現的視角並非運動全貌，卻彌足珍貴。
由於地緣政治與文化的相近，小川紳介紀錄團隊的一系列紀錄片，至今仍是東亞的影像與社運工作者有機會就想觀賞的影像檔案。三里塚抗爭影像中的人事物，印記著一九六○年代全球風起雲湧的反叛熱潮，自然不能忽略內部的左翼團體。
綠色小組的反抗影像
台灣因為冷戰與白色恐怖的影響，遲了近二十年，才重新帶回左翼思想，並與台灣本地氛圍嫁接，也幸運地被一些影像檔案所捕捉。關於台灣社會運動的影像紀錄，一定要提綠色小組的工作。
1984年連續三起礦坑工安意外，造成大量經濟弱勢的礦工傷亡，其中一半是原住民。三位媒體工作者自主地前往醫院，報導被主流媒體「遺棄」的傷者，翻攪了台灣對勞工處境的想像，更間接促成1986年綠色小組的成立（註1）。此後，綠色小組開始出現在大小運動抗爭場合，更成立放映隊四處播放，試圖在威權體制下讓反對運動突破「老三台」的封鎖（註2）。
以往我們所看到綠色小組的影像片段，主題大都是一黨專政下，國民黨如何使用憲兵、警察、特務對付反對的人民及政治人物。但進入「綠色小組」影像資料庫後，發現其紀錄的範圍相當廣泛。建檔的影像，多是大塊式的長時間記錄，僅有少數特定事件剪輯成片，但影像檔案的堆疊集合，本身就具有厚重的力道，對於鏡頭、剪接、風格的技巧討論就是其次了。
在當時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綠色小組紀錄不少台灣政經發展重要轉折的運動事件。單1987一年當中，就有外省老兵返鄉運動、（失敗的）工黨創立、林正杰入獄前的街頭狂飆運動等，在當時都是轟動的大事件。但礙於政治正確，現今的主流媒體以及掌握權力的論述者，卻連提都不提，使這些精彩且影響深遠的行動場景，就這麼暫時擱在歷史的角落。
「賤民解放區」及其前後
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抗爭的紀錄影像隨著社運成果遭收編而沉寂一陣。直至2004年開始的「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紀錄社會運動的影像又開始活絡了起來（註3）。往後，影像工具成為社運現場不可能缺乏的物件。
2014年春，「318佔領立法院運動」以及隨後的「324佔領行政院行動」，捲動了台灣上下。期間，透過網路科技與影像機器，觀者可全天候守候，透過多個角度關心動態，但可惜只有議場內的「主場」與議場外的舞臺能被納入。「主場」領袖宣布退場沒多久，各家影像紀錄也陸續迅速出版。「318」生產的影像已繽紛喧嘩，但大部分的影像作品有著相當類同的敘事：標榜學生（年輕人）的正面、活力形象，對抗著外在或潛在威脅。儘管影像豐富，卻對「主場」內部與場外的多元差異，以及參與者的困頓不解，少有著墨（註4）。
去年12月底，賤民解放區（按：賤民解放區是318佔領立法院運動期間由數個社運、工運團體於濟南路公廁旁集結的論壇空間。在主場宣布退場後，賤民解放區成員仍持續展開對話和行動至今。註5）連著兩週舉辦活動，其中一場座談，邀請資深社運工作者與苑裡反瘋車自救會成員，討論台灣「公民」運動如何建構「和平、理性、非暴力」。該場座談回顧了近五十年前日本三里塚居民的抗爭片段、二十年前綠色小組拍攝的抗爭現場，以及苑裡反瘋車自救會的自製抗爭短片。接著賤民解放區的另一場活動，放映南藝大紀錄所師生拍攝剪輯的紀錄片《賤民大戰星光大道》（2014，註6），討論由醫療通道與糾察延伸出來的各種問題。
《賤民大戰星光大道》講述3月27日晚上正在「討論」當晚討論主題的時候，由於不斷有醫療小組成員呼籲保持醫療通道淨空，形成造成民眾與醫療小組激烈爭辯，意外使「醫療通道存廢」成為當晚主題的過程。全片只鎖定「318」一個夜晚的單一地點，且幾乎都是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及身體互動。對照著議場內的權力位置，及整場運動所聲稱的訴求，呈現出類似《請為我投票》（2007）的反諷結果。
賤民解放區的前身，則是濟南路公廁旁解放論壇（註7），是318期間其中一個不認同主場訴求的集結空間（註8）。猶記得，解放論壇在某晚開場，有意識地播放綠色小組拍攝的野百合學運影像，發現當時決策小組與聲援學生之間的互動，竟比現在更「民主」，這才恍然發現：二十多年來台灣群眾運動的進步原來如此有限。
以此，再回頭重看由多位「公民」紀錄片導演匯聚而成的《太陽，不遠》（2014），是如何放置對「公民」運動走向質疑的聲音，觀者或可從中自省，所謂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究竟所為何事。
思考影像的政治
台灣歷經2014年的運動檯面化後，TIDF與賤民解放區同時將注意力放到小川紳介紀錄團隊和綠色小組。前者藉此回顧與肯定社運場合中的影像工作者工的貢獻，後者則更想從中帶出對運動主流化的質疑與憂心。
過去綠色小組成員手持Panasonic新出的Home-Video攝影機，進入社會運動現場時，有時會讓被攝者倍感壓迫。如今的抗爭現場，各種科技產品皆能進行拍攝功能，可達到輕薄短小的需求，也能要求收音及畫質的突出，被攝者幾乎不會因鏡頭而感到困擾。在影像工具普及的當下，技術門檻降低了，透過網路傳播也管道暢通，更可能因為主流媒體的關注／怠惰，而意外躍上頻道。
在國民黨專政時期，由於影像資源稀有，我們可以清楚意識到，開啟的影像檔案展現的即是當權者的意識形態。但政黨二次輪替後，我們要面對的是反抗已形成某種政治正確的氛圍。這時生產的影像檔案，除了浮現的訴求，更有隱身其內的政治意識形態，更需要去質疑與批判。
運動內部生產的抗爭影像，有時更顯邊緣與弔詭。若抗爭的影像對抗的是外部主流，那麼問題較單純；但若對抗的主流若原生於內部，那麼對抗的工作必定艱困。因為要對抗的對象面貌模糊，已無法再歸罪於萬惡政黨與特定個人，難以言說；另外，要向觀眾訴說，他們曾以為的自己人，未來也可能是敵人，這在情感上難以跨越。
如果台灣紀錄影像的上個階段，是要面對濫情與去政治化的包圍；那麼在影像紀錄已然政治化的當下，要面對的或許是：如何在反抗中，看到內部的壓迫，看到類似複製外部的權力結構，不掉入認同的泥沼而自動止步。進一步地說，如果運動的主流影像論述，升起對抗所謂外部主要敵人的大旗，而自主遮掩抗爭內部的多元聲音，那麼，運動影像就可能成為助長新一批敵人的溫床。若轉變至此，反抗內部的邊緣影像紀錄，所投射的不只是現實政治的預言，更是日後局勢的歷史證言。
註1： 關於綠色小組的成立，可參考：陳素香，2012，〈八○九○及二千之後〉，《思想》，22期，頁205-248。
註2： 當時，關心此事件的社會各界，也舉辦了「為土地而唱」演唱會。除上述陳素香的回憶，也可參考王智章與黃崇憲同樣收錄於《思想》22期的文章。
註3： 持續至今的樂生保留運動，不但有豐富的攝影作品，也產出多部紀錄片，如：《樂生》（2006）、《樂生活》（2006）、《遺忘的國度》（2006）、《樂生劫運》（2006, 2009）、《時間的囚籠》（2009），近期還有陳界仁的四頻道錄影作品《殘響世界》（2014）
註4： 「318」期間的掌握影像工具紀錄的人如此儘管眾多，但願意駐足「賤民解放區」進行紀錄的，卻只有兩三組人馬。
註5： 相關資訊可見「賤民解放區」臉書粉絲頁
註6： 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助理教授吳永毅，在3月27日前後，帶著一批學生到「318」現場拍攝，並幾乎紀錄濟南路一側解放論壇的全部討論過程。《賤民大戰星光大道》為該團隊第一支生產的紀錄片。
註7： 公廁旁解放論壇是「賤民解放區」的前身，從3月27日至4月5日，解放論壇約在晚上八九點開始，每晚透過現場的駐足民眾拋出題目、闡述、表決，來決定每一晚的討論議題，平均進行七個小時，通常要凌晨兩點過後才會散場。相關資訊可見《賤民解放區》試刊號 。
註8： 除了質疑「主場」的訴求，更有人不滿「主場」應對群眾的心態。如「賤民解放區」在臉書上的簡介：「集結了被這個中央集權政府排除所產生的棄民，有人只是不想乖乖的聽演講、靜坐；有人不想傻傻的等指示等消息；有人被網路肉搜黑掉，進場只能戴口罩；有人布條被強拆了三次；有的只是單純站在靜坐區抽菸而被驅趕，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我們聚在這裡，用力尋找這場運動我們的出口。」
文 / 曾芷筠
我所敬愛的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何春蕤老師在今年性權論壇中指出：這是一個分眾分化的社運年代。臉書等網路社交媒體既是主要的動員工具，亦成為溝通對話管道，使得看似人人掌握工具的「知識論述民主化」，背後實是短線進出、針鋒相對、公私難分的話語。表態、贊成、反對都是立即的、多元大量的反射性反應，人們不只錯失了區分事實仔細辯證的機會，也難以創造更多看見他者差異、相互同理的可能（同理不等於同意）。
這一波的「新公民運動」確實特別不同，它已經從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那種團體內部的「無架構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註一），走向了「水平性」的人人直接參與更擴大至幾乎無邊界的、參與程度與基礎不一的各種群體、個人、網民/軍。在這種情況下，要談論媒體（特別是紀錄影像）是需要多方考慮不同脈絡的。拉到媒體，儘管有零時政府（GФV）馬拉松式的網路直播、台大新聞E論壇的現場不漏接直擊，然而許多自製小報、獨立媒體、現場民主論壇，縱有批判觀點，但單從點閱率與聚集人數判斷，難以真正掀起不同想像或承接大量群眾動能，只能穩紮穩打；拉到紀錄影像，拿著攝影機的人又如何創造更多可能？尤其今日已非1980年代綠色小組那種由黨外突破政府掌控資訊的年代。抵抗主流媒體偏頗報導、揭發真相的意圖是有的，亦不缺關懷弱勢的人文傳統，差別在於，紀錄片拍攝如果是不同於主流媒體或網路直播的藝術行動，其形式和目的是什麼？如何有效？改變或完成了什麼？
南藝音像所畢業的江偉華拍攝、剪輯的《廣場》（2010）正反映了這種無政府主義式組織狀態的侷限和困難。影片記錄2008年底由陳雲林來台事件引發、連續在自由廣場靜坐兩個月的「野草莓學運」始末，從野草莓此名稱經由參與者討論表決選出，學生以直接民主方式緩慢審議每個提案，鏡頭旁觀整個廣場，反映出每個人的投射、想像、或既有的組織方式，平等呈現外省伯伯的針鋒意見、日本觀光客的溫馨打氣、台派學者慷慨激昂的訴求、工運團體肅穆合唱〈共產國際歌〉……。廣場好似一只容器，聚集八方社會力，讓不同意見在此進行鬥爭。然而歷經遊行、靜坐、被警察驅離、交通違規罰款，乃至最後選擇結束靜坐，轉進實體空間，鏡頭暴露了此民主烏托邦的繁華與裂解。無政府主義式的組織方法困難在於每個人都必須坦然說清楚自己的立場、底線，並承擔起相應的責任與勞動，在自由且尊重差異的情況下自我組織與管理。這種困難，直接反映在導演對參與者的訪問當中（例如「溝通真的好難」、「沒辦法滿足每個人的需求」）。
鏡頭也記錄了學生在街頭發傳單、購買活動所需的蠟燭，過程中與群眾對話，理解了大眾如何看待野草莓。一名受訪學生說：「我每天要想一個理由來這裡，想清楚了才來，因為你來這裡很需要一個和自己思辯的過程，可是我一直不太懂，為什麼媒體和網路上是一面倒的反對的聲音。這讓我很挫折，即使我相信是對的，我要怎麼去理解人家為什麼這樣看待你？……我後來想得很開了，今天如果是因為我無法堅持自己的理想而放棄，這叫可恥，假如我是因為無法對付政黨或是整個黨國體系而失敗了，我覺得這是一種光榮。我不害怕，我只是對自己疑惑，當我想通了這一點，我就覺得我可以繼續衝下去。」
學生的焦慮，包括運動如何延續、捐款要不要公益信託、怎麼抵抗政黨綁架……。學生集體決議，離開廣場後沒有任何人可以宣稱代表野草莓學運，他們也拒絕明星俱樂部，自覺地避免了無架構的暴政往往容易帶來的後果。有趣的是，廣場靜坐結束了，電影結束了，此紀錄片卻用片尾短短幾行字，交代了運動後續走向與政府回應，暗示未完結的行動責任交到了觀影者的手上（只差沒說那句「接下來就是你們的事了」）。更有意思的是，影片以章回式的剪輯呈現過程起落，並未清楚交代姓名的一個個參與者，在廣場上是一名擁有獨立思考的自由人，有身為知識份子的自覺。（相較之下，2014年3月18日發生的佔領立法院運動，學生/公民竟退化成一個個沒有思考的身體，濟南路、青島東路通道由糾察控管排隊左進右出，還附贈暖暖包礦泉水，3月30日遊行不准攜帶自己標語、一律穿黑色衣服，在口號一聲令下亮起手機左右搖晃，簡直是法西斯的起源。學生/知識份子成了被警察打的「孩子」，不小心變成總指揮的陳為廷在議場內抱著玩偶睡覺……。總之，運動主體的孩童化是這次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透過導演的觀點呈現、鏡頭的保存功能，《廣場》一定程度對觀者起了啟蒙作用，那麼佔領立法院運動後，同年十月，由紀錄片工會10位導演、26位攝影師生產的《太陽．不遠》則提供了不同於主流媒體的幾種看的方法（ways of seeing）。拍攝計畫緣起於3月23日佔領行政院行動當晚，紀錄片導演們擔心事件真相會遭主流媒體掩蓋，而發起計畫，以紀錄片工作者觀點留下歷史見證。素材來自訪問、電視新聞、野百合資料畫面，導演各自從自己的視角闡述，如議場內學生的作息生活、電話中與上個世代父母的爭辯都呈現了有趣的視角。
影片幕後紀實中，導演陳育青提及，這些影像可能只呈現了運動中一小部份。在這種水平性組織架構底下，鏡頭不只追不上全貌，也無人能完整敘事，但一個片段中有動人時刻，便是一個刺點。此紀錄片似是命題式作文，也是少有的集體創作，10位導演除處理與自己作品辯證，過程中不斷推翻重建，還須配合其他細節，傾聽其他人想法並做出切割取捨。不管是運動層面、紀錄片創作討論，其複雜性（與好看程度）遠超過影片本身。
近十年來，台灣至少有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野草莓學運、反核、反迫遷等幾個重要的社會運動節點，年輕人與參與者從經驗中學習自我組織、集體行動、團體團結。其中都有紀錄片工作者的身影，大致可分為幾種範疇，重疊交互出現：一種是為運動服務，因而起了宣傳效果（救亡圖存）；一種是保存消失前的樣貌，賦予社區或運動內涵新的想像及觀看的方法（民族誌式資料研究）；一種是藉著選題、編排，呈現作者的思索與批判，可能對運動有較多反省與個人觀點（感性散文）。較少的是有意識地把拍攝作為凝聚團體認同，或把拍攝工具交到運動主體手上，或利用拍攝、放映的生產過程來完成某個行動的嘗試。在此新公民運動模式下，新的倫理問題似乎也不只是那種與被攝者之間的信任尊重，或放給拍攝對象看取得認可的人類學式命題，而毋寧是更政治性的：拍攝者踩在什麼立場上？為什麼而服務？放給誰看？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中說，革命將至的前兆，就是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因失業窮困有很多空閒時間，並接觸到一整部激進思想史。最近中研院典藏318佔領運動檔案即將完成、史明的紀錄片即將上映，當暴民開始思考，應該會出現更多有意思的事物吧。
註一： 參考陳信行老師的翻譯。http://blog.roodo.com/dkchen10/archives/4728841.html
文、圖片提供 / 應亮
全港罷課的第二天，我曾在現場做過一次義教，當時的講題為：《電影：行動的另一種可能》。四個月後滄海桑田，雨傘革命「第一章」已結束，行動不僅成為現實，且正以「第二章」的形式延伸。
直幡掛出後的第二天，正巧是我的documentary concepts（紀錄片觀念）課。在去學校的路上，我興奮地在同事的臉書post下留言：「這個直幡，一會兒將出現在今天的課堂里……」我將我的課堂筆記節錄如下：
昨天有人在獅子山上掛了「我要真普選」的直幡。我放映了新聞以及懸掛者自己拍的配上〈海闊天空〉歌曲的視頻。與同學們討論，假設我們是這個行動中的一員，作爲一名filmmaker，應該做些什麽呢？如何完成一個影像的社會行動呢？那個直幡28米，其實我很感興趣這些人是如何將之運到山頂上的？上山前，需要先進去獅子山公園，假設他們將直幡裝在大行李裡，那在進去公園時，會遇到什麽人呢？周邊的人在做些什麽呢？……要是再往前推，這個大直幡是如何製作的呢？……而懸掛的過程，一定是很好看的，需要看到細節和意外，從中感受到行爲者的態度和精神……懸掛者自己視頻的音樂是後配的，其實那麼好聽的歌，可不可以用手機接出小音箱，就在山頂現場播放呢？這個聲音會在山石和遠處的樓宇之間迴蕩，那樣將多美妙，儘管音質並不完美……之後呢……離開前，也許留一個拍攝者在現場，以便紀錄下聞風而來佔領獅子山的市民們，他們與直幡合影的樣子，要拍下來……很快警察與漁護署的人也來了，他們做些什麽呢？說些什麽呢？紀錄下來吧……後來直升機都來了，你就站在一邊貌似遊人的樣子拍攝吧，把直幡被拆被運走的過程拍下來……而行動者們在網上聲明，並且回應官方的批評等可以拍下來，再連同有人把那個直幡ps到貓頭上的照片，把習近平ps到山頂上的照片，都可以用在片子裡……還有官方的新聞和保皇派的言論……再後來，法院傳票來了，要幾千元罰錢和坐監，你的行動可以升級，也許發動網絡借款，也許帶攝像機去監獄……待你出來，「我要真普選」的直幡已在香港更多的高空建築上出現，那麼好，拍下來……甚至你的行動可以繼續升級，因爲你的直幡是私人財產，有權利要回，那麼如何打聽它在哪裡呢？如何交涉要回呢？對方又是如何反應的呢……
——是的，集體和個體的想像力都恢復了。這是一座有希望的城市。綜看以雨傘革命為題材、與現實貼近的影像，差不多有如下兩個情況：
1. 本次香港運動，個人在現場拍攝後，利用社交媒體廣泛傳播的視頻，起到了極大的新聞見證作用，既推動了對真相的了解，也推動了運動的開展，這一點非常顯著。比如那部只有20多秒的短視頻，當臉書上的人看到警察在一位老伯背後拍他轉身，然後對著他眼睛噴射胡椒的內容，就完全明白香港警察是怎麼回事了。這個傳播現像及效果，在社會運動中比較新鮮，在香港是第一次。
2. 四川地震（08年）出現的影像類別大致有：新聞報導、電視對談、新聞調查、網絡紀念視頻、敘事性紀錄片、公民調查紀錄片（社會行動紀錄片）。參照這些類別，可發現「雨傘影像」大的類型，還有部分的缺失。近期，香港獨立電影節放了幾部有關雨傘革命的短紀錄片，差不多可證明這樣的觀點：完整的敘事性紀錄片，暫時還沒有，因需要等待更多時間去完成；非常自覺的社會行動紀錄片，幾乎沒有。
記得在documentary concepts課堂上，我曾提出過一個構思：假設同學去警署自首，也帶攝像過去（如果警察干涉，那也是「故事」），把自己如何自首的行政程序，在拘留處如何吃飯，喝水，警察如何說話，換班，自己的手機電池如何一點點用完……全部拍下來，就是很好的內容。詳細構思如下：
去自首前，查清楚網上的自首貼士，這個過程可以紀錄下來。你查的時候，離開家的時候，家裡都有什麽人呢？他們在做什麽呢？你也許對他們說什麽，或者做什麽呢？（也許什麽都不說、不做）……「那一天」你坐地鐵坐公車，與平時上學一定是不同的，那是什麽樣的心情呢？表達的方式很多，比如最直白的就是一邊坐車一邊就說了……每天都看到天黑和天亮，而今天是在拘留處裡度過的，那麼通過不多的窗口，「今天」的天黑和清晨是什麽樣的氣氛呢……有的人可能睡得很好，那麼在拘留處裡醒來是什麽樣的狀態呢？有人可能一直做夢，那麼醒來，還記得那個夢嗎？也許可以對著鏡頭說幾句……假設警察干涉拍攝，很好啊，這是內容。自首前後，你覺得自己有什麽變化嗎？與自己的想像有什麽不同呢？你能用影像和聲音本身說清楚這些內容嗎？
後來，我班上有幾位同學嘗試做了一個影像行動：他們從金鐘佔領區找來一把黃色雨傘，將之帶到遙遠的沙田商場裡。同學們撐開那把傘，在商場的人群裡佇立了幾分鐘。這部片子從構思到完成，還算比較自覺，但因經驗欠缺，還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有待未來徹底完成之，或者有待同學們繼續發展這個行動。
在本次運動開始後，藝術迸發出了巨大的能量：比如獅子山直幡、佔領區的傘人、遮打馬拉松、旺角的鳩嗚等等……相對而言，由於工業傳統和城市常年的經濟形態，電影（紀錄片）對運動的反應、表達，甚至對運動的創造性表述，都還很不夠，這是需要想像力的。對此，我持非常樂觀的態度，因很明顯，香港已經甦醒。所欠缺的，只不過是更多一些的時間和經驗而已。電影，已不再是可能的行動，而是無法迴避的現實。曾經的想像，在過去的四個月內，以超出我們想像百倍的樣貌和方式，在這座城市裡實現。一座新的城市，必然會出現新的電影作者，新的電影觀念和方法，有什麼不可能的呢？一切皆有可能。
關於作者
郭耀中 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