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們可以說，讓王維明最感興趣的是事件背後許多的未知，尤其是人性。「你的選擇來自於你的價值觀，你的原生家庭的影響、在社會上的學習、自己曾經努力過的經驗，這些都包含在人性裡面。」導演指出。而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之中，也慢慢學會自省，學會去認識自己怎麼成為今日的模樣，在《寒》片之中，王維明也將這樣自我分析的技巧，套用到他對每個事件人物的認識之上，「我想試試看在這抽絲剝繭的過程中，是否能夠看到我們每一個人面對困境的時候，其後真正的困境。」對王維明而言，這部電影像是一個檢視人性的實驗空間，「我希望透過一個電影的故事，一個跟你保持一點距離的戲劇，看看可以發現什麼。」經過幾次試映之後，不少觀眾對故事都有各自豐富的解釋，導演認為他的企圖確實是有達到的，這是他和觀眾之間，以及觀眾和自己內心之間一次成功的溝通。「這個電影的價值在於，你知道這個事情的原型，並在原型之內探索出你想要表達的人性，它才能影響更多的人。」
而在這場人性實驗劇場之中，除了事件進行的主軸依據根據當初新聞的描述設定。主要角色背後的心境，以及周邊的角色的設計，都是揉合王維明對於世事多年的體悟與觀察塑造而成。談到改編，王維明認為，其意義在於把我們怎麼整理已知的訊息與需要被釐清的部分，加上創作者對於諸多人性共通性的觀察，全部融會貫通之後，在一個有創作空間與觀賞層次的空間之中，呈現出他的結論，而這個結論就是劇中的角色。而其中最大的挑戰，則是嘗試將人跟人複雜的關係、人性，透過一個兩小時的故事說出來──有些需要說得清楚，有些則需要保留一些空間。王維明是這麼去解釋他這次對這個社會事件的改編：「事件只是故事主線的核心，圍繞在這核心之中，每一個人的故事，每個人在這麼短時間鏡射、輻射出來的人生，才是我希望觀眾可以關注的。」
經過仔細推敲後，每一個被新聞報導扁平陳述的事件人物，都被王維明與編劇徐琨華賦予角色心境的血與肉。舉例而言，在開場不久的一場戲中，王維明便引用馬勒第一號交響曲「巨人」第三樂章的主題旋律，作為李教授一角的重要象徵。這段由民謠「兩隻老虎」改編為小調的葬禮進行曲旋律，正好暗示了李教授內心仍渴望激情、仍不願成熟的人格。王維明認為，這段旋律特別適合李教授一角。馬勒的成長背景造就他作品的複雜，他也經常將未解的謎題與沉重的人生感觸放在音樂之中。而這段將民謠改編為沉重喪禮進行曲的旋律之中，一如融合童心與死亡兩個主題的這段旋律，而這樣的繁複肌理，正如李教授。「他的人生走到快五十歲了，有很多自己的人生體悟，很光明面、有黑暗面的，有很寒蟬掩蓋的，也有很熱情追求的，他也處在人生很迷惘、錯亂的狀況」王維明指出。同時，這也是身為老師的他，在學生面前拉近距離建立魅力時，很好用的工具。因而，這段旋律便成為《寒蟬效應》塑造李教授這個角色時最重要的主題。
郭采潔堅強性格撐起主角靈魂 詮釋主人翁混亂精神狀態 面對李教授的侵犯，白白不但因為李教授握有他們的學業生殺大權，而選擇噤聲，她的精神狀態更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對李教授產生扭曲的情感，連自己也分不清楚對他是愛是恨。在電影中，白白陷入極度的困惑與徬徨，一會見到她的困境似乎有了出口，但不久卻又陷入另一個更暗的深淵，讓人不禁一邊偷在心裡埋怨導演對白白太殘酷，一邊也佩服郭采潔以堅強的精神撐起這一個角色。王維明表示，真正的受害者的遭遇和劇中的白白遭遇是很類似的，包括來自單親家庭背景帶給她的不平等成長環境，在在給白白巨大的人生桎梏，讓他產生逃離現實的慾望。但當他逃離一件事情，他脆弱的心卻又容易讓她陷進另一種渾然不知的狀況，這樣的背景便成為她跟教授間的複雜情愫的原因。
同時，他也認為我們所說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只是世人對於受害者混亂精神狀態得一種理性解釋，「其實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只是能夠概括解釋受害者在沒有辦法反擊的狀況之下，她的心會找到一種方式來更安詳的自處，這個安詳可能只是一天兩天，接著又得重新面對她的人生困境。」而他也指出，當劇中的白白將她的遭遇合理化時，她其實是又在挖掘了一個更黑暗的深淵將自己埋藏進去。導演也認為，郭采擷不但在銀幕上充滿青春活力，深入了解她經歷的人生，也會發現她的歷練更為她造就了非常堅強的性格。而白白這個角色正是一個非常堅強、歷經很多磨難的人才能掌握的，白白內心的傷太痛、太易碎，使得他的詮釋者必須在表演的過程裡，把自己放在一個渾然不知的恐懼之中，王維明導演十分感謝郭采擷的精采表現，認為在詮釋白白的脆弱上，因為她的堅強做到了。
每個人都在逃
到了關鍵點，你是否願意面對現實的殘酷？ 不只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人們迴避強烈創傷的一種心理狀態，其實，逃避一直是一般人最常面對困難的方式。一如方律師則用工作填滿自己的人生，以逃避她在婚姻與家庭上的失敗。而林律師與李教授的婚姻是建立在兩人對家庭生活的美好想像上，但兩人卻沒在建立家庭的當初，就真誠面對各自困境的真實面相，因而當林律師用懷孕為由將李教授帶到台東建立家園，李教授卻沒有面對自己內心想留在台北、參與政治的慾望，選擇了對自己的抉擇噤聲，卻也讓這樣的慾望在內心以另一種方式蔓延著，直到影片的事件發生時才在壓力下潰堤。對於劇中主要角色們或多或少都面對逃與不逃避困境的狀態，王維明也直接點破，認為人生沒有不逃的時候，差別只在於到了關鍵時刻，你是否願意選擇面對現實。真相可能殘酷，但是換來的是幸福。「幸福跟殘忍之間，其實只是一個正反面的距離。只有面對了殘酷之後，後面得到的才是真正的幸福，但是當我們自滿於眼前的幸福，未來便要面對不自知的殘酷。」 而李教授利用其掌握學生成績與畢業資格的權力對學生為所欲為，使得白白面對掌權者的惡意選擇沉默以對，也像是目前社會上常常上演的權力關係，只有透過像是王老師和方律師這樣的人挺身而出為正義而戰，才能讓受害者得到平反。或許也因此，王維明刻意將反都更、反美麗灣等社運場景搬進鏡頭之下，透過抗議人士對當權者發出的怒吼，凸顯出這個社會中白白與李教授一般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在電影中也看到跟我們生活現實感很強的社會脈動，這也是我的企圖。」王維明似乎也是想透過這些社運人士的怒吼，喚醒渾噩度日的人們。他表示電影中人們對於他人並非善意的支配，跟大家現實生活中許多經驗十分相似。而在這樣的處境中困難的是，我們面對權勢有時只想找到一個簡單的方式面對，但卻不自知我們經常是害怕而噤聲的，也因而經常不自主的選擇依附。
而在每個角色背後的故事都非常完整的情形之下，《寒蟬效應》的故事架構非常龐大，導演拍攝完成後累積了當於１３０萬呎膠捲的素材，而這個架構龐大的故事剪完第一個版本時，片長超過三個小時。雖然這個版本將所有的敘事都交代得很完整，但接下來的難題，還是要如何將這篇幅與結構濃縮至兩個小時之內，王維明與剪接師明志文一同在剪接室中，前後共花費了九個月整理敘事軸線。在整理過程中，他們將重點放在模擬觀眾的狀態，找出在未知的狀況下觀眾能乘載的訊息量有多少，而他們要給予觀眾思考的空間又是多少，敘事推進的節奏又該如何拿捏，才會讓劇情不會過於沉悶。
其中許多伏筆也來自於編劇的巧思。王維明導演對於這次合作的編劇徐琨華讚譽有加，他和徐合作兩年半完成劇本，他說這位年輕編劇和導演那一世代在編劇方式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例如徐琨華很善於將結構嚴謹的劇本解構為一個個小單位，再由這樣的單位重新為故事建立結構，如果觀者很仔細的去看這個故事，王維明相信每一次都可以有不同的發現。
也因為當初他們拍完了架構龐大且完整的素材，也讓他們在剪接的時候擁有有許多可能，此次入圍釜山影展「新潮流」競賽單元的，就是和目前上映不同的導演版。王維明解釋當初考量在國際影展中放映，可能不需要太多對於在地訊息的刻畫，所以花了更多篇幅在處理人性層面。他相信台灣觀眾在未來一定有機會可以看到這個版本，也歡迎觀眾細細比對兩個版本間的異同。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從劇本看來，《寒蟬效應》是一個有著強烈社會寫實的故事，但最後在大銀幕上，本片在視覺與場景選擇上給人的印象，則是一個精緻、有時又有點討喜通俗的風格，不禁讓人好奇王維明導演是否想要透過這樣的影像調性，平衡較為嚴肅沉重的故事題材以親近更大的觀眾群。王維明認為，通俗絕對不是件壞事，而是一種手段，讓大部分觀眾在接觸到這樣的題材時，不會覺得生澀。
對於影像風格，王維明導演很感謝攝影指導李屏賓的協助，此次賓哥義不容辭地排開原訂的休假特地支援本片。王維明表示他和李屏賓這次在影像的風格上有幾個重要的決定：第一，能用一個鏡頭交代的事情，決不會用兩個鏡頭，因為他們想要保留許多影片對很多表演或場景描述時的強烈風格，避開快速交錯剪接在完整度上造成的干擾；第二則是在畫面調性上的決定，許多場景之所以漂亮，是希望把創作者所鍾愛的花東地景完整的呈現在大銀幕上，也希望藉此讓觀眾在觀影的過程之中感到舒適；第三個共識則是在鏡頭的運動方式上，他們在影片之中使用了許多緩慢的橫移，好像我們一邊慢慢行走，但是眼睛卻始終凝視於發生中的事件，如同我們一邊關注事件的發展，一邊仍依我們的心情移動著，而非如一般的電影以非常專注靜止的鏡頭，讓觀眾凝視事件的發展。
從種種拍攝方式與剪接考量，都可以看的出來，王維明導演不只希望創作出一部深深挖掘人性的故事，更希望可以讓這個人性的探索可以觸及更多的觀眾，展開溝通，促使他們從劇中的人物出發反過頭思考自己生命中的問題。從目前的觀眾反應看來，王維明相信《寒蟬效應》的觀影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個療傷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我們一般了解的療癒，而是觀眾都在劇中不同的女性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自己生命同樣經歷過的迷惘。王維明堅信，「在台灣電影開始蓬勃的時候，我堅持、也受到師傅楊德昌的鼓勵，不要放棄去探索沒有人去探索過的故事與原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