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承澤（以下簡稱鈕）：「八三么」這個單位，對於我這個年紀前後三、四代的人而言，是神祕的、香豔的，又帶著一點不潔的。我並未親身踏足，從前只有透過曾經去消費的前輩們活靈活現地描述那個現況，但大部分講的也許是那份苦澀的心情。2004年，看到一篇小文章，一個老先生寫的，寫他當兵時的際遇，掀開了八三么那神祕面紗的一角，第一次看到了某些日常，看到門裡面的一些小細節。那時覺得好有趣噢，如果拍成一部電影，應該會是很好看的喜劇，帶點黑色幽默，時代的荒謬在背後。但當時的台灣、或說當時的我，根本沒有環境去推動這樣一個案子，就放在那兒。

再者，一到選舉，族群議題就會被一些無良政客挑起，透過媒體，你會看到一些憤怒的伯伯，這些流落在社會底層、所謂的「老芋仔」。他們當年也曾青春正茂，甚至是個帥哥，他們的人生也曾有無數的想望，可是他們卻被時代的洪流席捲。很多人的人生皆非出於自己的主觀意志，可能就像戲中的老張，下田回家，想像著媽媽做的餃子，想著明年就要迎娶的姑娘，但也許就碰到國民黨的殘軍敗將，就這麼被抓走，一輩子沒能回去。他們也許不擅表達，沒念什麼書，於是變成又臭又硬、不被理解、無妻無子、無家無業之人，沒有根。我很心疼他們。

在我的成長背景當中，認識很多這樣的人，我爸爸的朋友、我們家的管家，也許省籍不同、知識水平不一，但每一個人都有著一份強烈的鄉愁，很難看到他們真正的快樂。我父親跟外婆講著北京的種種，或他朋友來找他，他們說起北京傳統小吃，眼裡會透露出一點少年的光芒，然而其他時刻，總是帶著一點哀愁。他們不買傢俱，家中多是籐製傢俱，因為隨時要反攻大陸；像我外公，堅持不買地，不買房。

中間又歷經我父親過世。他是個軍官，也是畫家，比起那些底層的老芋仔，已算幸運，但他在壯年時被診斷為「漸凍人」，一天一天憔悴，一天一天削瘦。一九八〇年代，在他生病住院前幾年，我們透過在日本的朋友，跟北京的家人偷偷摸摸地聯繫上，從此，他最大的慰藉，就是跟北京通信。

那時我已拍完《小畢的故事》，進入青春期，外頭有自己的世界，每天出去鬼混。離家前，最後看到的畫面，往往是他坐在大圓桌前，叼著筆，因他的手完全捲曲，已無法握筆，一筆一劃地寫著給北京的家書。我混到三更半夜回家，他往往還坐在那兒，做著一樣的事情。

所謂的外省人家庭，很多人家裡都有幾個難忘的畫面、心酸的故事。我三叔是一個京劇學者，曾任中國戲曲學院副院長，有一天，知悉他將去德國訪問，我們約好幾月幾號幾點要通電話，我們一家四口坐在電話旁，電話一響，我接起來，那時長途電話畫質仍非常不清晰，像在隧道當中，有著回音。我說：「三叔，您等會兒。」便把話筒交給我爸，他已經無法拿電話，祇得雙手捧著話筒，放到嘴邊，手發著抖，嘴唇也是，久久未發一語，等他終於說出一聲「喂」，立即嚎啕大哭，像個小孩。我們全家當然就哭成一團。

民國七十四年，他因萎縮到了喉部肌肉，失去自行呼吸的能力，被送進醫院。此前，我曾問他要不要回去看看，他說，不行，怕終身俸被取消。當時尚未開放探親。等到他進了醫院，生命中的最後二十年，被禁錮在那張病床上，靠著呼吸器，鼻管灌食維生，再也沒能說話、沒能吃飯，但意識清醒。

他過世的那一天，我進入了他，想像他當初在北京可能如何生活，有什麼樣的童年，在何種情況下去報考軍校，在什麼心情下被送上了那艘船，來到台灣。他的懷才不遇，悒鬱不得志，對家鄉的思念，染上怪病，我真覺他好慘噢，那一天，我哭得非常非常悲傷，替他哭了一場。基於此，我想日後有機會，要拍跟這族群有點關係的事情。如果是《軍中樂園》，加一條老兵的線，我要找劉德華來演老兵，讓大家知道老兵年輕時候也很帥，顛覆一般大眾的印象。（笑）

經過了《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艋舺》、《愛LOVE》這三部電影，很幸運的，完成了我每一部想要做到的事情。2012年，面對一個日漸成熟、我也順利進入的大陸市場，躊躇滿志，有一個動作類型的兩岸合拍片，非常巨大。我知道要搞很久，因為我還是想碰觸社會議題，劇本得非常有技巧，能通過電檢，又有血有肉，我想找《神鬼認證3》的團隊，這需要很長的溝通與醞釀。

但我正值拍完《愛LOVE》，充滿了想法與力氣，自覺漸漸成熟了，想多拍一些電影，心想，不如先拍個小片吧！來拍《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2》好了！當初那個找不到錢的導演，現在已有非常多資源，但仍然在面對很多情非得已的生命情境，仍然有我的苦悶與惶惑，但遭到身邊團隊反對。

那還有什麼想拍呢？《軍中樂園》好像是做的時候了。當時的想法是，它是帶著性意味的喜劇，有一些大江大海的鄉愁，我在對外提案時，都說它是《報告班長》加《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加《大江大海》，有新兵訓練的種種笑料、有少年的成長、還有一個大江大海的情懷。我們就踏上了這段旅途，去了一趟金門，整件事情有點被改變。這個小島已非我幼時記憶，當年雖然肅殺、緊張，可是有一種很特別的繁榮興盛，現在雖因高粱帶來了利益，但整個島有一點點蕭條，在那陽光之下有一種荒涼，尤其參觀了軍事遺跡，更覺非常荒謬。

比方，我們去參觀翟山坑道，走入一巨大的山洞，潮濕、陰冷，走了好久，通到一個地下室，沒料到下頭有一巨大的U字形水道，通往海。牆面都不平整，可以想見是一刀一刀鑿出來的。這建設有多辛苦，一代一代的年輕人流血流汗，被關在洞裡，互相霸凌，衣服終年都不會乾，得忍受皮膚病。一到夏天，臥室成了池塘，水會滲進來，所有物品在上面漂盪。花了這麼多人力物力，有這麼多的年輕人在這裡蹉跎了生命，可是這個設施從來沒有一次以當初設想的目的而使用。換句話說，那場戰爭根本沒有發生，太荒謬了！我聽了很多故事，採訪很多人，我們就再也走不出來了，就被推進了那個時代，然後我就很想在那個國共對峙的緊張年代，在那個風光明媚的小島上，看到了他們被禁錮在這裡，準備著一場其實永遠都不會發生的戰爭。當然，經過一些事件之後，我有另外一個問號：這場戰爭也許還在繼續？以另外一種形式。

至於那些性工作者，所受的對待如此荒誕、不人道，而她們確實也滿足了當年那數十萬軍人們的身心需求，很多老士官是把八三么當成家的，想像著她們的心情，就很想把這個故事拍出來。

鈕：選角跟訓練花了很多精神、人力和物力。這些海龍們、八三么女孩們，我們除了傳統選角管道，有一組人到處探訪、招募。比方，戲裡面演那個胖胖的侍應生，她原是一個鞋店店員，完全的素人；有一些是舞台劇演員，也有一些來自各經紀公司。這中間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討論、篩選，因為我希望維持一定程度的賞心悅目，但必須寫實，不能全是帥哥、美女。後來選了一批人，大概可以開兩班，同時訓練，長達兩三個月，最後刷掉一半人，不是因為他們不好，能進來都是好的了，我就想，透過這個行為，能不能撒下一些種子，提供我所能提供的資源，給他們一個希望，創造一個環境。最後留了一半的人，即是海龍和八三么的骨幹。

他們有一些共通課程，比方對歷史的瞭解。也會有各自的訓練，海龍的訓練壓縮在一個月內完成，完全軍事化管理；女生們可能會去訪問性工作者。我們有一副導許宬瑋，他以前就是海龍教官，也找了他當年的學長一起來訓練這一批年輕演員。他的加入讓我們很踏實，因為他兩邊都懂，具有雙方的經驗，很多現場狀況都要問他，由他發號施令。其實這部電影每個環節都是以這樣的態度在工作，那是看不到的，所以最後才花了2.5億。

鈕：主要是為了作品的完整，以及時間的關係。它本來就只是一個過程，最後我也不想賣弄，不想只是讓觀眾笑一笑、爽一爽，換得一些票房，這部電影並非出於我完全的主觀意志，它有自身的命運，變成了現在這個結果。

我當然知道這邊觀眾會笑死，但最後覺得還是算了，免得變得不倫不類。希望這部電影是比較腳踏在地上的，希望樸實一點。原先那段新兵訓練過程非常好笑，整個剪掉了；海龍當然也拍了很多，最後只留下一部分，讓觀眾能夠進入那個狀態就好，而不要流於賣弄或耽溺。

鈕：我尊重每一個觀眾。我從以前就一直強調，作者已死。可是我的本意並非批判。可能有人說，我不擅於描寫歷史、大時代，我本來就沒有要描寫歷史，那本來就是我的背景。我覺得，我的風格就是這些人，我本來就是走進了那個時代，只是想講這些人的故事，因為我確實力有未逮，這不是戰爭片，它也不是一部史詩，我只是走進了那個時代，我凝視它，用我有的視角、觀點或小裡小氣的情感（笑）。有人說，沒有看到大時代，只看到青樓之下的呢喃，說得很好啊，我是啊！

鈕：我不知道，我並不是一個理論基礎很扎實的人，我是一個戲子出身的導演，我就在那個戲劇的世界當中長大。我希望我的東西都是禁得起考據的、禁得起挑戰的，換句話說，戲裡面出現的每一物件，都存在於那個場域、那個時代，但我希望可以重組，有一個我們自己的狀態。

它跟《艋舺》還是不一樣，其實這一次不只屏棄了直觀的華麗，而是屏棄了華麗，但是我希望八三么當中存在著「旖旎」，它必須是符合角色、符合身分、符合其社會階層、符合當時的生態。我們去勘景時，發現那些彩色玻璃已經殘破了，在原本的八角窗上，我說，這太正了！這光影打進來，自然會產生一種什麼。如莎莎，一個貧窮悲苦的原住民女生，她的房間一無所有；像妮妮，她是一個家裡環境很好的上海小姐，只是為了交換減刑來到了這個地方，自然會去哪兒買一塊布，在那卑微不堪的生活之中創造一點自己的情緒。

我確實不是一個完全寫實的狀態，沿路看下來，這也許是這個團隊的風格之一吧。但我並不知道下一次會怎樣，比方，我跟美清（編按：本片藝術指導）說，下次不要看到美術。以前就巴不得人家看到，雖愈來愈內斂，可總是有痕跡，下一次，我想做一很小成本的電影，我想拍一個台灣家族的故事，我要真的看到那個家，但不要讓人驚歎美術好厲害。我們自己也有這樣的警惕，在面對不同故事、不同題材，就會有不同展現。

鈕：有可能。還有包括演員、團隊的心情，如果在台北搭景，工作人員不免顧慮著幾點收工，或者滑手機，想著等一下要幹嘛，但很抱歉，我選擇在金門，我們就同甘共苦，一起困在那個小島上，如此自然會產生一種連結與情緒。我們都會思鄉，那正是劇中人的處境與狀態。

除外，我怕我忍不住又……，我就是一個這麼做作的導演，這也是最近看到某篇評論，我顯然是有一點介意（笑）。但我這次就希望可以盡量腳踏到地上，拋掉技法，好好的看著這些人。當我全部實景拍攝時，又創造另外一種可能，那場景由外到內的連貫，牽涉到可能的運鏡與情緒的鋪排。

這次有這樣的改變，這真的是我最最最樸素的一個作品，最不炫技的。

鈕：場景打造搞死人了。我是一個很雞婆的導演，拍完《艋舺》，我企圖說服市政府保留下來，否則剝皮寮就變成蚊子館，日前寶斗里青雲閣被拆除，我心裡當然非常不捨。透過剝皮寮重建的過程，創造了那麼大的效益，這次也希望跟金門縣政府可以有這樣的合作。我最早的計畫更大，想重建兩條街，一是片中呈現的陽翟大街，另一則是如今依然繁榮興盛的沙美老街，但我打算整個換掉地板與招牌，做一些門面。陽翟已經荒廢了，有一些遺跡，我重新陳設，把店再開起來，配合陳清吉洋樓，即八三么主景，它們剛好在方圓兩公里內形成一個三角地帶，可否有一台戲中使用的巴士或卡車，之後留給縣政府，使之成為一個商圈，安排一趟《軍中樂園》一日遊，遊走於這三個景點。沙美最終功敗垂成，花了很久的時間溝通，最後我資源不夠，放棄了，就把主要力氣花在洋樓和陽翟上。

陽翟以前是一條專門服務阿兵哥的街道，有一些店的遺跡，比方理容院、澡堂，其他大多荒廢，大門深鎖。我們做了很多田野調查，既然要服務阿兵哥，總需要有郵局、電影院、文具行、書店、冰果室、撞球間，可不可能還有一間百貨行，賣著資生堂香皂？我把當年就已存在於金門的特產，再開到這條街上，如炮彈撿來打成的菜刀、貢糖，現在仍生意很好的壽記廣東粥。

整條街重弄，花了很多時間，挨家挨戶拜訪，開說明會，重新建設裝潢，也重鋪地板，因為以前是沒有柏油路的，那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先是思考全片拍攝動線，參考很多老照片與影片，再建設了一條「屬於我們的陽翟」（笑）。

片中所有物件都是當年就有的，但我們經過重整。所有東西，包括故事，都是從那個時代長出來的，可是最後我也不知道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

鈕：命運的安排讓我們相遇了，過去有愉快的合作，私下有很好的情感，自然就容易想到他們。

一開始，我就想給陳意涵這個挑戰。她也演了這幾年戲，在她生命經驗之內，她總是可以舉重若輕、非常討喜的，甚至有一些精采的表演，當初我就是看了她在《聽說》的一場戲，才決定要找她演《愛LOVE》。我覺得她該接受這樣的挑戰，她也很樂意，其實在她那瘋癲的外表底下，她非常有企圖心，但她是一個過動兒，靜不下來，且受限於台灣電影的片型，她總是要演甜美的、校園的、跟年輕人溝通的。

至於阮經天呢？雖然我們合作非常愉快，可一開始，他只是選項之一，彭于晏、柯震東本來也都是我的選項。原先這部片更傾向於喜劇型態，寫劇本時，彭于晏的臉孔常常跳出來。而柯震東因為稚嫩，更符合小寶當時的狀態。可當我的戲漸漸往這方向走，某次相處，阮經天展現了某種可能性、誠意，我就被他蒙蔽了雙眼（笑）。當這部戲要有一點深沉的時代感，小天是我認為最能夠表達的一個人選。

鈕：非常痛苦啊。我跟小天以前拍《我在墾丁*天氣晴》時會翻臉，《艋舺》和《愛LOVE》都非常愉快，但到這次，有些時刻又會在憤怒的邊緣。因為他的年齡已經超過了小寶這個角色，我希望這個角色一方面純真、一方面又很有生存能力，一方面傻愣愣、一方面又很幽默，不好掌握。

陳意涵更是，她是這麼的現代、這麼的宅男女神、這麼的古靈精怪、這麼的過動，要丟到那個時代，演一個這麼複雜、難以理解的角色，確實是一趟很辛苦的旅程，對演與導皆然。

電影拍完了，我覺得他們表現都不錯，當然沒有達到我心裡面的滿分，但是這趟工作經驗一定都為他們的生命留下了一些很扎實、很深刻的什麼，我相信這也會是日後他們被記憶的角色之一。

鈕：對，陳建斌是第一個不被我控制的演員。他不喜歡試戲，在現場也不喧鬧聊天，他準備好了，一個人坐在角落，當然，這也跟他一開始的忐忑、怕生有關。他一直在一個很被尊敬的場域工作，賺很多很多的錢，這是他第一次離鄉背井，他都開玩笑說：「我這次深入敵營，心裡真的是很害怕啊！」

對我而言也是很好的經驗，一開始當然是有一些需要調適之處，因為以前都得照我的演，當然我可以讓你試試有沒有更好的，但我通常都覺得還是我的比較好，只是看怎麼溝通。但陳建斌一來就不照我的演，一演，發現比我原本想像的好，所以後來我也願意看看他要怎麼樣。沒想到最後有一個很好的結果，我們也已經水乳交融了，忐忑、猜忌、不適應，通通都消失了。

鈕：選角的過程當中，是從劉德華想起，他看了劇本，很喜歡，但最後沒發生；後來劉青雲得了金馬獎，我們也交上了朋友，但他也不能演。後來想到大陸有這麼多硬底子演員，看到他們，常讓我覺得看到我爸那一輩的風采和身影，那是港台演員沒有的，有一點復古，帶著一點泥土感，很扎實。

我以前沒看過陳建斌什麼表演，只有多年前看過兩集《喬家大院》，覺得這演員還不錯。那時，《後宮甄嬛傳》很紅，他飾演雍正，我覺得他表演應該是有想法的，就約了見面。他之所以答應接下這角色是因為他很喜歡《艋舺》、很喜歡這個劇本，但開拍前一度辭演，我也找了一個台灣的演員朋友救火，可怎麼就覺得不對。我們在高雄開拍了，我突然知道要跟陳建斌說什麼，就把我的監製叫來，要他直接打給建斌，幫我轉達他應該接這部電影的原因，過一會兒，他一臉不解走進現場，說：「他說OK耶……」

後來我跟陳建斌熟了，他才說其實他有壓力，很多人勸他別來拍這部戲，他身為一個共產主義長大的人，要來演一個國民黨的軍人，這有政治上的風險。且片酬極低，聽說，當初他一看片酬，驚呼：「是少了一個零嗎？」正是我叫人打電話給他那一天，不知怎麼，他把劇本拿起來看，看著看著，心想：「這劇本真好啊、這角色真好啊，我真應該演啊，可怎麼辦？我已經推了！」然後，電話來了。

鈕：萬茜其人默默無名。但我有一個很好的選角──編劇曾莉婷，我很信任她。妮妮這角色，我一開始就設定她是在大陸出生的外省人，最好是上海人，家裡開紡織廠，念過教會學校，英文不錯，但她卻愛上了一個不該愛的人。我找了你可以想像得到的所有大陸一線女明星，有喜歡這劇本，卻憂心飾演國軍軍妓會出事，也有較想飾演阿嬌，會對飾演妓女有傷口者。

一天，曾莉婷說她看了《聖誕玫瑰》，有一小角色很不錯，我看了覺得還好，不像我心中的妮妮。後來我去北京做了一次大規模選角，看了很多女生和伯伯，臨行前一天，突然覺得應該給萬茜一個機會，就把她約來。初見時，她一頭枯黃的頭髮，穿一件略顯奇怪的洋裝，坐在那，兩眼無神地回答問題，一喊action，風情萬種，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她準備了《花樣年華》當中的一段，本來是副導林書宇拿機器在拍她，我就接過了機器，被吸引了。演完，她坐回來，又變成原來的模樣，這是一個好演員的素質。且她強烈表達了想合作的意願。

歷經反覆琢磨，我們又透過Skype聊了一次，過程中，她拿起吉他，彈唱〈River of No Return〉，她練了，唱得非常好。在我尚未決定由她出演前，她已經推掉許多戲。後來就決定是她了，我會去調整她，找到她的角度、跟妮妮的關聯，她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非常敬業、沒有姿態、思考完整、投入、有情感且技術良好。

鈕：我不自覺。但他們是有點像，也許體內的那個少年一次一次的經歷成長，上一次是黑道的一種友誼的、義氣的幻滅，這一次是時代的壓迫與終於對命運的一種尊重及理解。我們曾經如此相信，直到發現全是謊言，但最後會知道這其實是命運。

鈕：我不清楚，但確實在拍攝過程中有遇到鄉親的反彈，有些人直覺反應：「你為什麼要拍這個？」有一些人則堅稱：「沒有受刑人噢！她們都是自願來的，都是性工作者。」但我們田調的結果並非如此，確實存在受刑人。

8月23日，本片於金門舉辦首映當天，叫了計程車送我們去機場，司機是一個六十幾歲的金門當地人，起初沒認出我來，我問他要不要去看《軍中樂園》，他說：「我不敢看，我會很苦，會想起很多不快的事。」民國五十幾年時，正值他當兵，他一度想反攻大陸，對他而言，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去。下車時，他幫我拿行李，認出了我，驚呼：「你是導演噢！」（笑）我要他還是去看看吧，可能就會被治療了、傷口就好了。

823那天真的非常的感動。之前我也很怕，因為我有重整、解構，很怕他們說「這不是金門」，但許多人說彷彿回到小時候，喚起了很多他們的記憶與熱情。他們提出的歷史考證問題，如，有人說民國五十八年尚無海龍，我說，沒錯，此前叫「成功大隊」，民國六十二年才正名為「海龍蛙兵」，但我想要一個現在更約定俗成、更有力量的稱呼，那是經過我們消化之後的選擇。

為什麼我一定要拍一部這麼政治不正確的電影、這麼骯髒齷齰的歷史、這麼扭曲酸澀的年代？有一些東西我們始終未曾爬梳整理、好好面對，那個結就沒有打開，兩岸之間難以割捨，卻無法真心擁抱。台灣島內彷彿水乳相融，但一到選舉就又藍綠撕裂，透過一個這樣的旅程，我們真的有一個結可能被打開；透過看到這部電影，就有機會去理解跟你不一樣的人，不同時代、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如今台灣看似豐衣足食，但我們面對無能的政治、無心的政客、無能的政府，我們不快樂、沒希望，但面對那樣荒謬的生命情境，再回頭來看看現在的台灣，可不可能有一些珍惜？還是可以透過我們的努力，擁有一個更好的明天。

我沒有意圖要拍一段大歷史、盪氣迴腸的史詩，這非我本意，我只是被推進了那個時代，想說這些人的故事。

鈕：這一切都是神祕不可測的。侯導與我，亦師亦父亦兄亦友，這是我十七歲時跟朋友講的。我已經演了七八年戲，在《小畢的故事》碰到侯導，而後又拍了《風櫃來的人》，他完全改變了我對表演的觀念，顛覆了我對導演的印象，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跟我在一起，不是制約我如何演繹、而是給我一個情境。童星階段，我常常不快樂，因為導演下令：「哭！」「笑！」，叫我講一些不是人說的台詞，到了侯導，通通不需要。他給了我一些觀念、一些話語，二十年後，突然發現，我怎麼跟我的演員講一樣的話，比方永遠不要用表情、嘴巴演戲，要用你的眼睛演戲；要連結到你的生命狀態。

我很尊敬他、喜歡他，看到了一個電影作者所能達到的高度，除了作品，還有待人處事，大方、仗義、大器，都影響了我後來的行事，雖然我是一個不孝的徒弟，如此的爭議，但他始終引領我、規範我，如果我有什麼作為，很多是來自他給我打下的基礎。他一直是我的一個父親形象，尤其我父親是那樣的狀態。可命運的安排就是，本來《童年往事》我也要演，但當時接了另一部戲，從此分岔，流落到底層，沒有戲演，在複雜的社會當中摸爬滾打；而他，成了一個大師。但我一直很愛他。

之後我也成為一個導演，每拍好一部戲，就會給他看，希望得到他的肯定，但他永遠就是批評，不管是電視或電影，我也會很憤怒，心想，你都是拿坎城的標準來看我這個電視單元劇，也不太公平吧，爸爸。

一直到去年，我經歷了人生一次很大的震盪，我在希臘看到沸騰的媒體對我的批判，訪問了侯導，他說：「活該啊！他答應人家的事就應該做到啊！」當時我非常無助，發了一則簡訊給他：「侯導，為什麼每次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總是這樣子……。往事歷歷在目，你就不找我演戲了，《艋舺》時，你說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但後來我還是把它刪掉了。

那次經驗很巨大，我真的踏入了一段旅程，頭被壓下去了，不再像以前那麼任性囂張。小天去拍了《聶隱娘》，侯導對他特別慈祥，一如李行導演對我，就像傳統家庭的父權結構，爸爸盯兒子、爺爺疼愛孫子。小天常跟我說：「豆哥，不要說侯導不愛你，他超愛你的！跟我聊天，每次都講你！」我心想，是嗎？

經過去年那件事，我突然懂得我跟他之間的情義結，我很想得到他的肯定，又很想超越他。我突然覺得這事很荒謬，我變得柔軟了。去年某次活動碰到他，第一次，我問他要不要來看初剪，以前從未有過，我總是電影完成後才請他來看，要他說好，他永遠不說好。

後來他來，看完，我說，這片子很長，又想參加影展。他說：「那我來幫你剪一版吧！給我個十幾、二十天，等我《聶隱娘》剪完。」但我不能等，因為有要送影展的壓力，他說：「好，那我早上來剪你的，晚上剪《聶隱娘》。」

有一天，我出國，接到簡訊，說，侯導來了，早上十點就來了；到了晚上十點，他們說，侯導剛離開。我很激動。

他每天早上都來，過幾天我回來了，就幫他泡杯咖啡，陪他坐坐，看著他，一直碎念：「侯導你應該很愛我吧？」我突然知道我的心情了，他就是我父親。我從十歲開始，父愛有了斷裂，因為父親生病了，而外公在我十九歲時過世，始終沒有一個人，可以在我成長中給我提醒、給我無條件的關愛，同時也必須讓我服氣。

侯導二話不說，沒有談任何條件，我心裡真的有一個好大的傷口、好大的渴望，被療癒、被滿足。他幫我去蕪存菁，在面對這段我一開始就想腳踩在地上、樸實完成的故事，他確實又讓我馬步再蹲低了一點，也許最後它是更不市場的，但卻是我這部電影需要的。有一個斷裂得以銜接，有一個傳承很清楚地展現。

侯導掛過很多次監製，確實前面的籌備拍攝我也沒煩他，我覺得「剪接指導」是一個非常合理、符合事實的稱謂。我在片末加上一張字卡：「謝謝侯孝賢」，不單是謝謝他這一次幫助我整理素材，是謝謝他為我打下的基礎，給我樹立了典範。他是養育導演鈕承澤之人。

在幫我剪接時，正逢他的生日，我後來買了一件日本潮牌雨衣給他，很好的質料，藍色的，然後我自己買了一件黃色的，就是一個兒子，看到一件喜歡的衣服，買給了他爸爸，要他不要總穿得那麼老氣。他一拿到，直說不敢穿，但還是穿上了，跑去鏡子那邊照了半天。（笑）

鈕：欸，夜熬過去，天就亮了。

這是一個非常不理性的投資，尤其俗爛如我、奸巧如我，我也自詡要成為一個有內容的商業片導演，兩年前，開始推動這個案子時，我知道面臨大陸不能上片的風險，可是我當時想做大，建立工業，甚至把公司推上市，唯有如此，才知道怎麼跟資本溝通，才可以成為一個透過數目字管理的現代化公司，才可能擁有工業，才可能帶著台灣的尊嚴與特色去那個更大的市場，追求華語電影國度的降臨，終結好萊塢的文化殖民。這是我的一個大夢。

依我的佈局及對品牌的想像，我知道投資人不會跑，我可以藉由別的收入去支撐這次投資，當時的想法雖浪漫，但理性。那時很多人想要我，我說什麼，他們都會答應。但出事了。

所有的事情停下來。我想這也許是老天爺給我的訊息，我知道投資人會走，果然，都走了，那個每個禮拜打電話來的金控，至今未曾再打電話來過。

面對一個那麼蓬勃興盛的市場，我確實是一個相對成熟的導演，尤其在商業片這一塊。在決定拍《軍中樂園》之前，我確實也碰到很多讓我心動的案子，比方《哈利波特》四、五、六集的特效團隊要來拍一部中國版的《魔戒》，預算和企圖心非常大，酬勞隨我開。我推掉了。因為我覺得我不能見獵心喜，得先把《軍中樂園》拍完。後來出了事，有些大陸投資人打電話來關心，我說可能會停拍，他們便要我趕緊過去。

我原以為，陸資的引進，是我應該被稱讚的，因為我引進了活水，把台灣電影帶到更大的場域，現在卻被抨擊。可是我放不掉，我太愛台灣了，那個情感很複雜。

首先，在哪跌倒就要在哪站起來，唯有拍出這部電影，我才能證明自己。更重要的是，這些團隊的辛苦努力呢？大家都幹了這麼久了。這是所有人人生的一個污點，所有人都被調查局約談。一次挫敗，你們何辜？我有一個夢幻團隊，我不忍心。

另一個更大的召喚是，我知道假若今天不拍，以後都不會拍了。因為我後面一個又一個案子。但如果我不拍它，這段歷史將被遺忘，我父祖那一整代人的漂泊、一代又一代台灣年輕人或性工作者的壓抑與心酸，誰幫他們訴說？我覺得我下一輩的導演，對這題材也沒有興趣。出於以上種種原因，我覺得我應該要拍它。哪怕我知道會很慘，我找了財務長，問他能否撐得下去，他就帶了一堆文件來叫我簽。（笑）

在那驚駭駭浪之中，啟航了，確實發生了很多神祕不可測的事情。我有強烈的感覺，這是老天爺給我的，它是對我的鍛造，讓我更謙卑，更看清一些狀態，環境的狀態、自己的狀態，讓我腳更踩在地上，讓我更純淨。

就像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台卡車，竟然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一喊卡，每個人就上前，把它推回原位，就有人笑說：「欸呀，這好像我們的處境啊。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雖說這是一個愚蠢但浪漫的投資，但是，我們的志氣呢？台灣電影需要有的類型與語法，或是團隊需要累積的經驗呢？有什麼了不起，就幹吧！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飽滿的、刺激的經驗。拍了幾天後，我就慶幸還好有拍，我好幸運，我一個小太保、一個痞子、一個做作的商業片導演，何其幸運可以面對這個時代，被這個題材選擇，如此純良地跟一群人，踏上了一段這樣的旅程。我希望這一部電影能夠讓每一個應該看到它的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