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克發（以下簡稱「廖」）：這是我編寫的一部關於馬來西亞的長片劇本名稱。很久以前，我的家鄉在馬來西亞的實兆遠，老家是一棟木屋，周圍全是橡膠樹，家面前有一棵菠蘿蜜樹，小時候我在那裡玩。過去，人和土地的關係是很親密的。每當中午或傍晚，我奶奶喜歡提了椅子到樹下睡午覺，乘涼，唱福州歌，或是說起過去。我想，我對所有故事的想像都是從那一棵樹下開始的，我的所有感動都源自那棵菠蘿蜜樹下的一陣菠蘿蜜香。

廖：我想，我真正投入電影創作，確定我有影像的能力，是在《愛在森林邊境》之後。那時，我將所有原來在新加坡工作積蓄的錢都拿來拍這部片，不知道為什麼，覺得一定要這麼做。後來拍完，我就休學回去新加坡工作了。回去時，我是抱著不會再回台灣，電影學業也不會再繼續完成的心態。

後來《鼠》獲得金穗獎的時候，獲獎的場合我都不在，我當時是在新加坡工作到深夜下班後，才接到來自台灣的電話。話筒的那一頭告訴我得獎了，而且獎金足夠我繼續完成一年的學費。我那時的指導老師––吳秀菁老師，更打了一通國際電話把我罵一頓，理由很簡單，那時我在新加坡工作所拍攝的內容，就是減肥、美容等無意義的電視節目，我的老師說我是自己在糟蹋自己，我是被她罵回來的，我是受到台灣人的鼓勵才確信自己的能力。

廖：通常一個元素，我會考慮很久才決定，因為你不是只考慮劇情需要，你要考慮氣氛、視覺感、聽覺、氣味、觸感，我想老鼠可以很好的傳達這個感覺。墮胎只是一個隱題，它是我當初來到台灣，和台灣年輕人接觸後的感覺，台灣相對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各方面都是很先進、發達、開明，但是年輕人很孤獨而茫然，因為活在台北這樣的都會裡面，又必須強迫自己看起來很現代獨立、光鮮亮麗的樣子，但是內心裡卻否認著什麼東西，這是讓我很驚訝的，所以有了那種感受。

廖：這段歷史，是在當今的馬來西亞歷史課本裡面找不到的。我的訴求從來不只是華人，這不只是馬華不得不正視的問題，我最大的期待是，讓這段歷史成為所有馬來西亞人必須正視的事。

我想假如無論膚色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都對我們的歷史，有更深刻和人性的了解的話，今天我們可以更寬容的解決種族劃分、不平等的問題。曾經在六、七０年代，三大民族之間的電影和文化交流是非常普遍而且民生的，華人看印度電影、馬來電影，馬來人看功夫電影，但是後來因為保守主義，不平等的政策劃分了我們。

有人勸我，我應該用華人被壓迫的那種角度來拍馬華的電影，來引起華語電影圈的討論，我無法贊同。我倒認為如果我有需要用馬來語來拍一部馬華歷史的電影，讓馬來人才能更了解華人，我就應該那麼拍，我相信電影是能夠成為那個橋樑的，不是商品，也不是只為了成就個人的電影事業。我不喜歡用種族或語言來劃分創作，馬來西亞自十六、十七世紀開始，一直都是非常多元文化的，我是馬來西亞人，我們習慣了在多種語言的環境下生活，對於我來說，那是很自然的。

廖：因為後來我發現，如果我的角色走不出困境，是因為創作者沒有足夠的勇氣讓他走出去。英國作家雀斯特頓（G.K. Chesterton）說過的一句話：「童話故事沒有告訴孩子們惡龍的存在，孩子們早就知道惡龍存在了，童話故事告訴孩子們惡龍是可以被殺死的。」（Fairy tales do not tell children the dragons exist. Children already know that dragons exist. Fairy tales tell children the dragons can be slayed.） 對於我來說，觀眾帶著什麼離開電影院是很重要的，創作者不一定需要美化、簡單化、粉飾化這個世界的複雜度或困境，但是創作者有需要在觀眾心中製造人性的溫暖，即使是充滿疑問的溫暖。

廖：所有的好電影都是關於人，但是這個社會上有很多需要發聲的人未必有機會可以說話，而作為創作者的我們，有必要一直保持眼光看見這些人。電影可以從不是階級，或任何標籤的歸類下看見、關注、並了解角色，從人的基本情感、平等的方式互相了解。

廖：廖克發從來不是一個人成就了這些作品的，是「蜂鳥影像工作室」的一群人一起完成了這些影片。如果你來看，你也許會很驚訝我們是在怎樣侷限的拍攝條件下，把我們想完成的東西變成了作品。再怎麼艱難的情況，我們以前可以拍電影，現在還在默默的拍電影，我們會繼續拍下去，我想我們是永遠停不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