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藝大電影系畢業後，我起初是做比較小規模的影展。尤其當年金獅獎、女性影展等組織尚未健全，人員編制較少，所以我幾乎影展的每個環節都學習接觸過，還曾經半夜一個人列印服務台的牌子（笑）。但我認為一個精采的影展，最重要的還是「影片」本身。當然對觀眾而言，通常只能先看簡介，若這100部影片有很多想看的，你會覺得它很精采。可真的進戲院後，就像賭注一樣，若5部片都非常好看，你覺得很棒；若剛好踩到地雷，你可能就覺得這影展還好。所以「影片」通常最會影響你對影展的評價。其他輔助性如周邊活動、購票難易等，都是附加的。

無論是以策展人或觀眾角度，現最令我有幸福感的事，也還是看到好看的片子。尤其看到很不一樣的東西時，例如某個導演很厲害，某個美學形式很特別，但台灣尚未引進，你引進來，觀眾也很喜歡，我認為這會是策展人最大的成就感。

而所謂好的「策展人」，那你必須先定義何謂策展人？因為各影展的策展人角色不太一樣，有些影展的策展人必須去募款，也就是去從事影片之外的事；有些可以只須關注影片。我覺得好的策展人要很愛看電影，喜歡他挑選的片子，並影響他整個工作團隊的氣氛；因此當推薦影片給觀眾時，絕非單純只為了做宣傳，而是真心喜歡，你的眼神會不會發光，觀眾其實是感受得到的。

聞天祥老師就是我非常佩服的一個策展人，不論是選片口味或做事個性。他對影片非常用功，博學多聞，所以他選片或談片子都非常精采。同時在管理方面，他也帶領一個非常好的團隊，從北影到金馬，和一群非常熱愛電影、喜好品味類似的成員一起工作，這是我很羨慕的。因為我一開始做影展是比較單打獨鬥，後來團隊裡有愈來愈多人，例如我們雖然大家都很喜歡紀錄片，但口味可能很不相同，就必須折衷。

做影展是團隊工作，跟拍電影是一樣的。氣氛好工作就會開心，所以我認為一個好的策展人搭配一組對的團隊，就是最大成功。

大約2006年底，CNEX製作總監張釗維找我策劃一個小型影展。我們原本規劃只是CNEX監製影片的成果發表會，一個3-7天的誠品活動。未料後來愈討論規模愈大，結果變成2007年為期9天的【開眼見錢】大型紀錄片影展。因我當時是接案子工作，本以為影展落幕就結束合作關係，但後來考慮CNEX未來許多有趣的可能性就留下來了。

每屆影展主題不是我定的。因為CNEX有「十年100部」監製影片的計畫，所以是根據每年不同的拍攝主題，再延伸做影展。主題起初並沒有特別在意延續性，後來才發現其實有！每年主題設定是由張釗維先詢問工作人員意見，再選擇三個主題與顧問群討論、投票及決定。

第一年主題是「錢」，因中國正處於劇烈變化的時刻，成為所謂假資本主義國家。第二年以「夢想」為主題，則是思索有錢之後，華人對未來有何期望。第三年「下一代家園」，意即你要給下一代什麼樣的生活環境。「危機與轉機」是訂在2008年底至2009年的金融風暴之時。接下的「青春與公民」，是發想於杜海濱的《愛國，90》，內容探討中國年輕人的愛國主義，我們想藉此理解這一代的年輕人究竟如何去參與社會，擁有何種不同價值觀？2012年主題我們也思考很久，本想做「毀滅與重生」，因2012有人稱之世界末日，但一來很少人拍這主題紀錄片，二來「毀滅與重生」與「危機與轉機」概念太相近了，所以後來決定以「教育？教育！」為主題，這在華人世界一直是很重要命題。

「危機與轉機」主題雖是從金融風暴而來，但它延伸出包括個人生涯、世代交替、資源與戰爭等不同面向的議題。首先在【錢瞻未來】單元裡，較宏觀大架構的兩部片是《黑金風暴》（Inside Job, 2010）及《資本主義的陷阱》（The Flaw, 2011）。

《黑金風暴》戲劇張力非常強，它把攝影機當成一把槍，企圖揭發出金融風暴的幕後黑手，屬於揭密式影片，非常咄咄逼人。而《資本主義的陷阱》就稍微輕鬆且深入淺出，透過動畫及圖表，分析整個資本主義的大歷史背景。導演比較2008年金融風暴和1929年經濟大蕭條，討論資本主義是否可行、瑕疵在哪裡、為何問題一再重演？

上述兩部片是探究誰是金融風暴的罪魁禍手？也就是起因；但《決戰唐寧街10號》（The Love of Money: Back From the Brink, 2009）是探討如何解決。從英國觀點出發，影片內容就是當時的決策人物訪問。其中有段談話非常驚人：「我們離世界末日只有一線之隔！」呈現當年全世界頂端領導者究竟是如何因應、解決金融風暴這問題。

【錢瞻未來】的其他影片，則屬於微觀故事型。從小人物看當年的經濟背景，故事性更強，觀眾會更感同深受。《搶救$$大作戰》（Recessionize! For Fun and Profit!, 2010）就用幽默諷刺方式，描述人們如何對抗經濟不景氣的15招！例如劇照中，有一群北歐年輕設計師，突發奇想設計一系列「流浪漢」的被單床組，以因應人們面對不景氣年代。結果沒想到一炮而紅，訂單不斷，世界大賣！有趣突顯出金融危機導致產生的特殊行業及現象。

《金屬與憂鬱的國度》（Metal and Melancholy）是1993年片子，非常好看，也是去年紀錄片雙年展焦點影人──海蒂．哈妮曼（Heddy Honigmann）的作品。她拍攝1990年代祕魯首都利馬街頭，因為經濟蕭條，開計程車變成全民運動。但好笑的是，人們也沒申請計程車牌照，就用一美金買張「TAXI」標示貼紙，試圖在工作之餘賺外快。導演很會挖故事，表面上很庶民的現象，卻反映出很嚴肅的社會現實問題。雖然「祕魯計程車司機」主題並不討喜，但這部片真的非常好看，CNEX也決定咬牙代理發行DVD了！

【人生不設限】單元是很輕鬆，故事性強。例如《男人四十真水》（Men Who Swim, 2010）、《509-E型男》（On the Edge of Light and Shadow），這兩部比劇情片還戲劇化，劇本就是上帝寫的。前者導演是英國人，娶了瑞典老婆，於是移民瑞典。因為人生地不熟，他又不會瑞典話，為了建立社交圈，他加入水上芭蕾舞團。當然其中也談到很多自身困境問題，後來他竟然在瑞典學校教拍電影！非常有趣。

但我個人比較喜歡【世代觀點】單元。首先想推薦的《星空之下》（Position Among the Stars），看過人都很喜歡。它是導演亨瑞奇（Helmrich）雅加達三部曲的最終回，但無須前兩部也可順利理解劇情。雖說印尼片在台灣不好賣，但真的很好看！它從一個家庭觀察整個社會狀態。尤其對我又備感親近，因我爸爸是印尼華僑，現在許多親戚也都住在印尼，我會有一種強烈親切感。

《戰地迴聲》（Hell and Back Again, 2011）藝術性強，攝影很厲害。即使是戰地跟拍，鏡頭卻不晃動，構圖穩定性高。內容描述他們跟著一隊伍去阿富汗，孰料飛機一降落就被攻擊，很驚心動魄，非常寫實震撼。但導演是極端冷靜的人，他沒有拍得很搧情，只是將戰爭畫面和一位受傷排長的日常生活，做交叉剪接。一方面是排長在戰爭時意氣風發的指揮模樣，另一方面則是受傷後排長必須日服20-30顆藥止痛，又常對老婆兇的劫後生活，兩者做一冷靜客觀對比。我們在日舞影展看到這片，導演的媽媽現場都哭了，只說：「我兒子能活著就很開心了。」

《愛的進化論》（Connected: An Autobiography about Love, Death and Technology, 2011），我個人非常喜歡。雖然講的東西很多，哲學、科學、愛、死亡、人與人連結、環保等，當然每個面向都談不深，但最後談到他和父親之間的感情，我卻很感動。可能也回歸到自己的經歷。因為我算是小康完整的家庭中長大，父母和諧，也關心孩子，但總還是有距離感。尤其他們不太了解我在做什麼，很難理解我究竟在拍什麼電影？做什麼影展？但影片中的父親和女兒，他們可以天南地北聊很多，關於科學、哲學、腦神經等問題，因為父親是女兒拍片的顧問，也是她很重要的人生導師。後來父親中風，他們無法談論電影，只能回到父女最平實的狀態，一起看電視、唱歌的那種親密感情。

「紀錄片」通常給人嚴肅感，但「動畫」我們就會認為很有趣。因此「動畫紀錄片」是一個很有趣的媒材，也開拓出另一種可能性。其實很多台灣紀錄片導演也會在片中加入動畫，國際上也常探討動畫紀錄片主題。石昌杰老師曾說，早在1960年代就有動畫紀錄片，只是很多紀錄片導演不承認有此存在。

所以動畫紀錄片的定義是什麼？例如《與巴席爾跳華爾滋》（Waltz with Bashir, 2008），內容全是動畫，只有最後加入一段訪問。紀錄片工作者認為這部片只是動畫，但導演認為是動畫紀錄片！然而，我們並不想下定論，而是想問觀眾：看完片後，你以為紀錄片就是真實發生的事，但事實真的這麼單純嗎？

藉由動畫紀錄片，我們可以多思考紀錄片和人生的本質是什麼。我個人很喜歡紀錄片，但它的定義很廣，可能因為角度不同、內心狀態、被攝者與拍攝者關係等，我們其實可能永遠也拍不出真正的真實。因此我認為紀錄片不只有「行萬里、讀萬卷書」般增加視野的功能；它會激發你更多元的思考，尤其是你原本自以為是的事。當然不是指我們對所有事都充滿懷疑，而是儘量用不同角度去思考事情，體諒別人，這樣人生會更有趣，社會也會因彼此理解而更和諧。

很現實的說，我們影展規模愈做愈大，就須要更多資金。因為新北市市長朱立倫當年競選政見之一，就是推廣紀錄片，所以今年新北市有非常多資源包括補助紀錄片拍攝、電影院、影展等。但因他們早有辦紀錄片影展的計劃，不可能再補助另一個，所以後來採用公開招標的方式，我們就來投標合作，形成了這次「機不可失」影展。

至於與國際媒體合作，因為一來我們舉辦的「提案大會」，就有邀請日舞影展、英國BBC、日本NHK等買家。如果台灣導演希望說服國際媒體買你的片，甚至未來與他們合製拍片，你就必須先了解他們在拍什麼、說故事技巧、品味等。加上未來CNEX也可能朝向「國際合製」（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的計畫發展，這跟原本監製影片是不同的概念。也就是由我們來協助導演引進國際資金，談國際合拍及發行工作。所以我們都會須要透過影片彼此再多學習。

第二個理由就比較實際，台灣觀眾多少會迷信名牌。去年「明日家園」片量很多，好看片子雖多，最後卻都被湮沒掉了。因此宣傳時若沒有著力點，很難讓觀眾發現及前往戲院欣賞。所以今年我們不只介紹影片故事，也會多重視一些宣傳性，透過國際媒體品牌來加強吸睛！

因CNEX基金會立案在香港，本應該都掛名香港。但許多分明是台灣片，若掛名香港就會變成外片，報名金馬等影展時就會很複雜，所以後來台灣就掛台灣，其餘則都掛香港。

今年我們監製「危機與轉機」的主題影片，有兩部已經完成。其一《百萬格子小富翁》是非常可愛的小品，導演是南藝紀錄所的傅榆，她用比較輕鬆方式，結合童趣及動畫，訪問了三個格子店主。探討格子趣從很興盛、衰落到持平穩定的狀態，是如何反應台灣經濟現象。甚至也融入經營管理概念，例如哪個點會賣比較好，如何陳設、定價，這其實都是一門生意，也是一個夢想。

另一部《中國門》原本片名是「畢業」，講畢業即失業，探討中國年輕人如何面對就業壓力問題。這部片的劇照很驚人，許多學生聚集在很小空間裡一直唸書唸書，彷彿只有努力考上大學才能扭轉人生。但實際上，有人即使大學畢業仍找不到工作，面臨留在城裡或回鄉耕種的難題？是從教育各面向去反映中國現在狀態及社會問題。

我自己的解讀是，製作方面，中國及台灣都不斷在進步。紀錄片不再是黑黑搖晃看不清楚，而是擁有敘事能力，拍攝品質，結構也比較完整。它已經從單打獨鬥的手工業，逐漸轉變成擁有專業攝影師、剪接師、燈光師的專業團隊，當然不可能像劇情片分工那麼龐大細緻，但多數會有一個約4-5個人的編制做拍攝。

題材而言，自1998年曾文珍以《我的回家作業》獲得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後，我認為台灣紀錄片開始轉變的較個人化，私密性較強。而中國紀錄片則傾向拍攝宏觀視野的大主題，例如三峽水壩、建國百年、毛澤東之類議題性的作品，如同台灣早年紀錄片，多是在野反政府、公共政策事務的片子。當然這跟整個社會狀態有關，中國現正處於劇烈變化的時代，對於不公不義的事情，沒有一個正常示威抗議的管道，紀錄片是最好方式之一。但這幾年也逐漸有所轉變。例如也有中國年輕導演開始拍攝家裡故事，描述爸媽開了一個小雜貨店，他透過拍片思考：未來他究竟是要出去工作或繼承家業？這種溫情可愛的故事題裁也慢慢再增加。

但台灣現在似乎又走向另一個階段。眼光逐漸從關心身邊的人，轉向更多其他人。這也跟台灣紀錄片生態有關。近幾年來，許多非營利組織、弱勢族群團體，開始透過辦影展、拍紀錄片，來闡明他們組織的核心價值，推廣關注議題，包括《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等。我猜這讓台灣導演有機會接觸更多不同的故事，而不只關注家庭私事。

映演方面，台灣有一個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獨特現象：紀錄片頻繁上院線！這當然跟當年劇情片不振也有關係（笑）。可是國外的紀錄片，「電視」通常才是主要發表平台，但台灣紀錄片的電視播放可能大宗就是公視。當年雖然《跳舞時代》、《生命》等開始上院線也很辛苦，票房也不是頂好，但若比較其他國家狀況，台灣紀錄片上院線的市佔率算挺高的。尤其近年國際電視台面臨資金縮減，今年法國最大紀錄片市場展Sunny Side of the Doc，反而訂了一個有趣主題：「紀錄片在院線」，台灣成為可供學習探討的對象。（笑）

中國紀錄片上院線至今還是「零」！去年《歸途列車》在美國票房很好，但要在中國上院線就很難。因為所有中國上映的影片，第一要配音，它不接受方言。二是審查嚴格，費用又貴、約新台幣100萬，這對紀錄片票房是很大負擔。三則是戲院還是想賺錢，必須多方協調。《歸途列車》可能成為中國第一部紀錄片上院線的例子，預定明年上映，我們會再觀察後續有何效益或迴響。

DVD發行的話，港台沒問題，中國則有強勢的盜版市場。因為中國沒有健全通路，通常只能與小型的校園巡迴、淘寶網、藝術店面等合作，所以盜版才真是市場行銷的推手。我曾拜訪北京央視，那裡頭有一個體戶，他的攤子全是賣紀錄片，當然也包括CNEX的盜版片！老闆還直說很好看，請我們出快點，而且學校老師都會買！所以有時我們也只能說被同步盜版還蠻榮幸的。（笑）

香港的狀況呢？
香港也很特別。因為擁有完整強大的電影工業，以前幾乎完全沒有紀錄片做院線的例子。所以CNEX監製發行的紀錄片《音樂人生》在香港算是奇蹟！由於我們香港同事非常喜歡這部片，加上影評人家明也協助說服百老匯藝術電影院，於是起初只開了兩場做放映。

雖然同事以零經費去做宣傳，但正逢Facebook流行，他透過香港許多音樂團體、鋼琴組織、音樂教育家長協會等，釋放網路訊息。由於香港售票系統完整，可以線上購票、劃位，結果竟然三天票就賣完！再加開兩場，又爆滿，總共開了八場，他們才發覺這部片可以做。最後連映了八個月。直到金馬獎入圍得獎，最高紀錄曾經同時三個戲院放映一整天六場。香港人上戲院看紀錄片，令很多人嚇到（笑），但因為這主題觸動了許多香港人生活經驗，才引發那次效應。

台灣影展從以前至今一直有一種狀況：人才無法連續。對電影有熱忱的人，相較技術性的拍片，影展相對算是比較容易接觸電影的地方，若行政能力強就更容易上手。所以很多年輕人會投入，但通常做2-3年後，就會面臨家庭經濟壓力等問題。因為台灣的影展是屬於接案工作，每年工作7-8個月，休息5-6個月；因此相對而言，做影展並非穩定工作。但舊人走了，新人又來了，不斷交替。

我覺得影展工作人員真的很辛苦，也不算特別被重視。有人甚至以為誰都可以做影展，或說影展畢竟不是創作，我們社會還是比較尊重創作者。有時你花很多力氣讓一部影片被看到，但通常觀眾會欣賞的是導演、而非做影展的人。所以在台灣做影展真的都是一群默默耕耘的人。

這幾年台灣影展愈來愈多，觀眾也愈挑剔。但其實我也會有困惑及挫折。常常希望觀眾能更體諒影展工作人員，而非只有責怪及怒罵。也許影展多少會有不周延之處，但我們須要穩定工作人員，長期學習累積，影展才能愈辦愈好。

台灣做影展其實有一個很不正常的生態──加班。錢不多，工作量又大是事實，但你看facebook上，做影展的人常說自己加班爆肝、半夜三四五點才回家啊的，可你會發現這些人講這些事情時是有一點點驕傲的（笑）。朋友也常認為我們這麼繼續做下去，一定會過勞死！但他們不理解那種一群人一起加班的團隊革命感，是會讓你很開心興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