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秀導演（以下簡稱陳）：我出生在一個極傳統的家庭，但我非常叛逆。基本上是沒有錢，那時候透過朋友的朋友輾轉才有機會，而且年紀輕覺得美國就是美國、國外就是國外，猶他州或紐約沒有這麼多區別的。當時，是我第一次出國，還跟家裡打契約書、蓋手印，約定大學畢業就要回台灣。出國門時，爸媽來送機，我心裡有兩個意念一閃而過，一個是「我好難過」，另一個則是「我自由了！」

我在美國唸電影的時候，說實話，沒有學到太多東西，唯一學到的一點是「懂得批判性思考」。當人丟東西給我時，我不見得要完全接受。我剛到美國大學上課時，老師課堂問問題，我會緊張、會希望老師不要問我，沒有自信。後來老師點到我了，我完全都嚇傻了。但當時老師表示沒有要我一定要給出答案，只要求是否能夠回問他一個問題。這件事情點醒了我，影響後來我拍片的精神，影片中我從來不去尋找答案，我一直在尋覓的是「什麼樣的問題才是更準確的問題」。當我在拍片、寫劇本時，這便成為我創作的切入角度。

陳：其實不是這樣，到澳洲是後來的事情，大學畢業後先回到台灣。開始進入電影工業，最早是跟王獻篪導演拍《阿爸的情人》（1995）。我在宜蘭土生土長、高中跑去美國、再回台灣，台北我根本不熟、什麼人都不認識，我曾經去台北沖印廠找同鄉葉經理。他給我三位導演的電話，最後是跟王獻篪聯絡上。王導演一開始說我太年輕了，但我印象很深刻，當時當面我回了他，我雖然很年輕，但是我很熱情啊！（笑）結果他就收我了，從製作助理、美術助理一點點做起，跟著王導工作大約有七年，電影實務經驗上我完全是跟他學習的。王導後來也到大陸拍片，在上海設有分公司，有一段時間上海分公司是由我處理。

陳：從高中就很喜歡電影，開始看了很多很多爛片。（笑）我高二時暗戀美術老師，我知道老師以前在師大辦電影社、喜歡電影，為了讓老師注意我的存在，於是我就想，我要很認真看電影。宜蘭家附近有錄影帶出租店，一開始沒有什麼電影概念，我很按部就班，就從片櫃整排整列左上角的第一部開始一部一部看，完全沒有選擇的看。然後，高中時跟鄰居一群開始好奇「性」，又沒有什麼膽子租借A片，就開始找一些比較色的影片，我們的代號叫做「五字片」。趁爸媽不在家，一幫子鄰居在我家看片。看了一些之後，察覺電影滿有意思的，開始發現有些東西比較好，也發現自己開始能夠推薦片單。

有兩部影片影響我很深，也比較嚴肅有內容，一支是《甘地》，看得嚎啕痛哭。另一支是《教父》，看完，我就覺得，哇，故事原來可以說得這麼迷人，發現了另一個影像世界。那是一個非常懵懂的階段，對拍片完全沒概念。真正發現電影，應該是大學唸書的時候了，開始看一些楚浮、高達的電影。

《小麻雀的天空》片中空景的使用讓人印象深刻，跟侯孝賢的空鏡頭有點類似，影片有種台灣的、東方的味道。您自覺自己的電影創作是如何養成的？

陳：我本人很愛講話。（笑）但是影片中這些停頓與空白，比聲音更有影響力。對我影響最大的應該是柏格曼。這次影展放映，影評人張昌彥老師看了我的影片後跟策展人塗翔文說，策展人再轉述給我聽，他說我的電影「很伯格曼」。我就笑著回，我不小心偷到的，竟然都被你們看到了。所有導演作品裡面，我很能夠進入到柏格曼的世界，因此對我影響非常大。另外，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對電影美學的看法，我也是比較能夠體會，因此影響較深。

陳：當時剛入行，除了化妝師、演員、明星，整個片場都是男人。台灣電影在那個時候，其實是非常沙文，會有一些禁忌，女人被視為身體比較髒而不能坐到器材，不小心坐到，還有人會威脅要罷工，現在可能還有這個規矩和禁忌。現在有較多女導演或女性電影工作者投入，完全是件好事。總之，回過頭說，王導演真的是教了我很多東西，當然我也是小小有天份。（笑）

老實說，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有些不務正業，雖然入行門檻越來越低，但要到達某個位子，會更發現所需要的本事仍然要足夠。電影這行，帶點江湖味，幹過製片就會知道電影業三教九流，我覺得沒有其它行業，能跟生活如此接近，因此行事要柔軟、圓滑，身段要有、手段要有。可是，雖然我不務正業這麼多年，但只要一站進片場，我就覺得非常自然、天生的，感覺就是我自己的舞台。

為什麼選擇自己編劇、導演、製作？說實在話，這個絕非常態，接下來的作品，我不會選擇這個方式。畢竟是首部作品，如果我不去冒這個風險，也沒有其他人願意去冒這個風險，我比較幸運是剛好這些年來的訓練，製片這個領域我有足夠的經驗能夠掌控。有沒有問題、會不會產生問題或者有更多挑戰？當然是有的，最大的挑戰就是把大家搞得很累、把自己搞得很累，我身邊最親密的人會受到最大的衝擊。我的前製、製作，拍了19天，剪接約一個月，非常快速，所以這個方式不是常態，不可能被重複，故事發想有許多是在片場我覺得要修改就直接修改。謝飛導演先前跟我說，這部片有點像話劇；我當然有我的看法，也許對話的形式上跟話劇的形式有點雷同，我覺得更直接的關聯，應該是它的即時性，馬上的表演隨即被記錄下來。影片很多都只有一個鏡頭，我拍的東西其實都很準確，這是我對自己的一點肯定，我拍下的東西大約90%都用上了、沒多拍什麼東西，我沒用的部份一個鏡頭都沒用、要用的就完全用上。

陳：對，大部分都是優秀的劇場演員。如何說服他們，他們沒有人能看到完整的劇本，看到的是我這個人，因為我跟他們說劇本不重要。（笑）這是李安講的一段話，我覺得很有道理，他說第一部片子其實是看一個導演的爆發力，英文原文是outburst of energy，所以很多東西是可以被原諒、被接受的，然後第二部片子就真的是看你的本事了。在拍第一部片時，最主要是我的能量在哪裡、創作的爆發力在哪裡。我的女演員Nicola Bartlett，她講了一段話我覺得形容得非常好，她説我們好像在玩爵士樂，彼此啟發盡情發揮。我有定調，在那基調上大家可以很清楚，但是又有爵士樂的奔放表現。她又說，她演這個角色的時候，有點像在飛，同時又彷彿在降落一般（She was flying and falling at the same time）。我從來沒有在精神上得到過這種滿足感，我們花了十九天拍攝完成，但實際上非常非常辛苦。當時剛好是澳洲的夏天，正值聖誕節之際，非常非常熱，在精神上和體能上都受到很大的挑戰，不過拍片也是最大的樂趣，我們拍得很順利。

陳：我覺得這很簡單啊，就像到菜市場，我口袋裡有多少錢，我能夠買到什麼材料，我就做什麼菜。狂傲點說，我可能有點藝高人膽大，有些場景就在我家臥室、我家門口拍的，影片中出現的咖啡廳，就在我家旁邊街頭的轉角。或者，我發現陌生人家味道對，我就去敲門、告訴主人，我覺得你們家很漂亮……。有時候創作者要有瘋勁和傻勁，演員的部份或者租賃設備器材時都是一樣。在澳洲《小麻雀的天空》拿了一個年度最佳數位影片的獎項，我的得獎感言很簡單，就偷啊、騙啊、搶啊。（笑）因為有時候按照規矩來，拍片是不可能的，製片有時候就很像流氓，但是電影的流氓還是非常有君子風度，被拒絕也沒關係，另求它途。這樣的拍片方式，自然而然聚集一批能認同的工作團隊，所以我是帶頭騙子。拍片對我而言就是「去做」，有時候我們坐下來會批評這部片、那部片拍得不夠好，但是片子只要能被拍出來，光這樣就值得可圈可點了，值得被鼓勵，因為這部影片拍完後已成為工業的一部分。

陳：上次我電影放映那一場，我發現有很多年輕觀眾，放映完，來找我聊天的都是很年輕的觀眾。我跑過全世界這麼多影展，看到了很欣慰。你說，台灣電影有沒有所謂的電影觀眾，我覺得是有的。但我的問題是，他們欣賞的影片只限定於某種類型嗎？這是一個疑問，因為我覺得我的片子，可能是比較成熟的，原先會擔心年輕觀眾會不會看不懂，而不受青睞。可是我發現，年輕觀眾會有年輕觀眾的解讀。他們的分享，也讓我滿感動的。

我最近看了《商業週刊》的報導，知名製片黃志明說，「北京未來可能成為東方的好萊塢，台北可能是倫敦。」這個判斷我覺得絕對是正確的，這句話正好到點子上。所以，台灣的電影人要更認定自己的位置，相對好萊塢，現在倫敦電影仍是流行的起點，但是他們電影創作者的作者形象非常鮮明。現在中國獨立製片影片環境是更為困難了，反倒台灣的環境有機會。

這次回台灣，映後座談時很多人會發問國內外的電影產業差異。其實，我覺得沒有這麼明顯的界線，我覺得天下烏鴉一般黑，台灣電影人遭遇的問題，在國外任何一個地方都會遇到同樣的難題。台灣影人應該要有自信，能真的對自己扎扎實實製作的東西要有自信時，東西的質感就會出現了。我們在問為什麼我們的電影不夠國際？我覺得「國際」是一個平台，電影作品進入到市場裡面就變成一個商品了，怎麼樣變成國際，就是你的商品必須在國際的這個架上進行行銷。問題在於，影片夠不夠universal（普世價值）、夠不夠同理心，現在拍的這個故事是不是能夠禁得起另外一個文化、另外一個社區的人對這個故事的反應，這又回到作品本身的內涵、故事是什麼、怎麼樣表現。

陳：在澳洲，所有的影迷都感覺這部影片像是歐洲電影，我的手法其實非常不澳洲，但從沒有人說我的影片很中國。到歐洲放映時，他們說這部片非常美國獨立製片。在美國的時候，他們說這部片非常幽默，非常的英式。這次在台北電影節放映，映後座談時有一位英國女孩子也說這部片非常像英國電影，因為表演非常寫實，有點搞不清楚是在看紀錄片或戲劇。然後，剛才訪問又提到這部片是帶有東方的味道的。所以，我的作品好像是非常國際嘍。（笑）但要問我這個問題，我不曉得怎麼去劃分，我覺得有難度，因為我覺得我的作品就是我。

這部片的優點也許在，無論感覺上很美國製片、很英國寫實戲劇表現、或很歐式美學，這部片在各方面都是非常成立的，這點或許是我成功的一點，也是我對自己小小的鼓勵。

陳：我覺得發生在我身上最幸運的事情是我當了媽媽。真的是有了孩子以後，看事情會多一點包容、多一點關心、多一點耐性，這是我當媽媽之前之後最大的差異。You gonna live fully in order to make great movies.（譯：要拍厲害的電影，首要努力生活） 有些時候我們忽略生活有多重要，生活的豐富性其實對電影創作或任何藝術創作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一點小小的批評，可能是有些故事的原創或導演太年輕，好像看的東西比較浮面一點點，當然不見得是不可取，但有些時候可能要多一點歷練。

很多年輕導演一從學校畢業，就開始拍電影，開始拍對人生的體驗，感覺上很困難，因為沒有做過其它的工作，歷練不足。每個人的路子都不一樣，我高中離開台灣、美國唸書、到大陸上海工作、再到澳洲，我的生活歷程就是我的生活經驗，我所有的創作都是從我的生活裡面來的。

陳：當然要假裝非常非常謙虛囉。（笑）我看東西有我的想法，也許有我的敏銳、細膩，這是我的選擇。我當然欣賞李安的作品，他的事業一路走來的確是華人導演目前為止最成功的。怎麼跟他比較？我覺得走我自己的路囉！對我而言，要回到基本面，生活要過得很扎實。我是屬於比較不急的那種人，慢慢來。我昨天讀到一段話，是亨利．米勒談他自己的寫作，他覺得寫作的過程裡面是deeper and deeper into life（愈來愈深入生活），我覺得非常有同感。為什麼要創作？因為我對生活、對人的好奇，為什麼我們是這樣子？為什麼我是這樣子？這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動力。

陳：兩年前我看到一個報導非常有趣，有一種鳥類叫白腰鵲鴝，原棲息地是在大陸的東南邊，民國七十年代左右被很多寵物店引進台灣，後來爆發禽流感，很多養鳥人將鳥放生，沒想到一放生之後，這鳥生命力非常強，會捕捉蜥蜴、青蛙，迅速繁殖，嚴重影響到台灣當地的生態。報導一開始說，農委會發佈通緝令，要捕捉這些鳥，我覺得故事在於，鵲鴝有其獨特性，比如說它們是一夫一妻，對外來鳥非常凶狠，要捕捉它必須瞭解它的習性。這是一個很好的電影題材，很簡單地講了人與自然的對抗，有點寓言式。補鳥人要研究鳥的習性，有時可能花一整天都抓不到一隻鳥。這個題材其實我已經構思一陣子了，基本上是三條線的故事：補鳥人跟鳥的關係、補鳥人跟家人的故事、以及補鳥人跟社會的互動。

文中提到「寵物鳥隻身來台，威脅本土生態」，威脅在哪裡？或者什麼是「外來」？這其實就是講到認同、融合、外來等命題。我覺得這講的是「自由」，從什麼是自由去發想，因為這些鳥也不要在這裡啊，這個補鳥人他也許是不自由的，他要找到他的自由，也許是要到樹林裡面的環境，為了抓到這些鳥，必須將自己的立場和心態完全改變。我覺得這個故事要非常非常簡單，才能有它的份量。這故事涉及了生態，是一個非常universal的話題，我們在這個土地上生活，可是我們跟生態的密切度到底在哪裡？預期這部片是由台灣的攝製團隊主導，所以希望可以跟台灣的編劇配合。

另外我最近有在想一個台灣和澳洲能有連結的故事，這有點自傳性，可能是心路歷程。（笑）我喜歡從朋友的關係、家人的關係、媽媽和女兒的關係，從關係裡面去看這個變化，每個人怎麼做出選擇。

陳：有些時候，簡單的、真誠的電影更讓人感動；有些時候，我們也很適合用簡單的、真誠的心境去看待我們的生活。《小麻雀的天空》這部電影最大的優點，正是簡單與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