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311 2011-06-10 | 影人 |
蓄勢突圍的南台灣藝術教育行動
南藝大音像學院院長井迎瑞專訪
文 / 林亮妏
顏淵曾讚嘆孔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傳神形容了一位老師、教育家、領導人,他的道行高深莫測,難以企及。當你以為他還苦守幽漆片庫,他已倘佯故宮展廳視賽璐璐為珍寶文物;你以為他只求盤據官田鄉野一方,孰料他早開始意氣風發擘畫南藝大開大合的未來藍圖。

他,就是台南藝術大學音像學院的井迎瑞。電影資料館七年,南藝大十五年,他總能視野遠見地引領一時風騷──搜遍國台語老片,典藏電影文化資產;創設台灣第一間紀錄片研究所,開啟社會改革的影像創作殿堂。即使也曾邊緣失意,遭遇淺灘,但至今仍長守南藝的他,顯然又再次積累豐沛能量,預備乘風而起。

本期【放映頭條】特別專訪井迎瑞院長。將屆六十大壽的他,氣宇軒昂,滔滔不絕,三小時只消一杯咖啡,充沛堅定地細說從頭。他偶不時瞇起眼睛,坦誠訴說童年往事,系所整併成敗,治學興趣責任之別;更多時候,他神采飛揚,揮舞手勢,暢談南藝結合南二都、兩岸資源的企圖未來,以主辦「兩岸電視電影觀摩展暨論壇」作為眺望市場之起點,準備即將邁開步伐帶領音像學院,開創南台灣藝術教育的獨特道路。
絕少文獻資料提及您年少的學習生涯。可否先聊聊你童年或青少年與影像的連結?
我出生宜蘭頭城。因為父親是小學教師經常調動,我2歲搬到萬里,4歲搬到永和,6歲搬到埔里。幼年只模糊記得在萬里海邊過看海的日子(笑),但埔里記憶就非常明確,影響我很大。埔里好山好水,充滿人情,我跟原住民的相處經驗,也源自埔里。讀埔里國小時我非常愉快,小時候最好的朋友就是來自霧社泰雅族,現在我每年都會帶學生去霧社做田野調查,重返研究《沙鴦之鐘》拍攝場景,也是淵源童年經驗。

不過後來祖父認為待鄉下沒出路,把我這長孫轉到台北的國語實小,於是開啟我人生最黯淡的日子。在埔里我多開心,沒壓力;但台北孩子是要競爭升學的,我鄉下來的成績自然遠遠落後,老師也不鼓勵,那時我才體會了人情冷暖與來自競爭的壓力。我現在個性當中有一種憤怒,應該就是源自台北青少年時期,會對事情有很強烈價值判斷,對不公不義感到同情或憤怒。今天回頭看似乎不是壞事,雖然那時並不太懂,但卻養成了我較容易自覺看清許多事情的能力。另外幸好,我高中就溜回去唸台中二中,又恢復快樂日子(笑)。

至於跟影像關連,一是必然、一是偶然。必然是,我父親是位畫家,所以從小我是跟字畫生活在一塊,我的畫當年也常得獎;偶然是因為升學考上世新廣電,很自然地,我一路就持續在電影領域鑽研了。因此,我初始與影像產生連結應跟圖像有關,現在也依然喜歡繪畫,總覺得有天還是會好好地畫;然而電影則逐漸變成一種責任,當然看電影很快樂,可是它涉及我的專業能力、教學研究、安身立命的職業生涯,所以相較輕鬆愉快、毫無壓力的繪畫或古董鑑賞,我勢必更嚴肅對待電影。

您後來在電影資料館擔任館長七年(1989-1996)。甫上任,你就放棄主辦金馬影展,轉型成以「搜集國台語片」為主。這是基於什麼樣的時代背景或思索考量?又也與您的求學生涯有關嗎?
當年我帶領電資館轉型並不是突發奇想,忽然領悟的,而是源於我美國十年的海外經驗。我們那代知識分子的成長歷程、思想淬鍊,大約是很類似的。在我青少年的成長歲月裡,台灣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社會,相對太單純又沒什麼養分,導致我們對知識充滿渴求,更不能滿足當時現況。所以我們那世代的成長,通常多半要先離開,去西方社會接觸更廣闊知識領域,閱讀大量資料,再回頭看自己,很多台灣問題也看得比較清楚。

我在美國十年,剛好是整整1980年代,正值美國校園的學生運動蓬勃旺盛之時。我剛到時是保釣末期;接著伊朗學生革命推翻巴勒維政權;續接尼加拉瓜、南非學生革命等。校園抗爭一波又一波,我也一同經歷了高潮迭起的演講、抗議、出版等活動。我從這些第三世界國家海外留學生展現的毅志、創意及心路歷程,體會他們國家的出路價值,既是追尋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同時也必須先肯定屬於自己的藝術及文化。

簡單來說,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經驗,啟發我更深刻回頭來思索台灣狀態。跟他們相同,我們當年所認同的是西洋文化,既看不起自己,更與自己文化疏離。所以當我逐漸理解了第三世界的共同命運後,我開始學習、搜集第三電影,期望用電影這項工具回台灣改造社會。當時我美國UCLA的老師Teshome H. Gabriel,是衣索比亞黑人,他去年過世了,也是專門研究第三世界電影的知名學者。雖然課程早修完,但我花了很多時間向他借片子複製成錄影帶私藏,他也睜隻眼閉隻眼(笑)。這千百捲錄影帶不僅是我成長的重要元素,日後更成為台灣舉辦第三世界影展、野百合學運的重要資料庫。

總之,我要找回自己的傳統、歷史,這段經驗也主導了後來我回台灣,會到電資館搜集國台語片,出版《台語片時代》、《歷史的腳蹤-台影五十年》、《第三世界電影與西方》等書,以及到南藝設立紀錄片研究所等。因此很多事情都不是突然發生,而是那十年積累結果。

1997年您為什麼離開電資館、參與南藝創校?是什麼樣的理念讓您策劃成立「音像藝術學院」?
離開電資館到南藝,動機很簡單,我須要整理昇華、理論化,說穿了其實只是換個門牌,但還是做同樣的事。我作為「音像藝術學院」的最初規畫者,陸續成立了「紀錄所」、「動畫所」、「管理所」,當然這也絕非偶然,而是透過許多努力、想像催生出來的。這三所各有它的核心理念──紀錄所的核心理念是「社會觀察」;動畫所是「美學實驗」;管理所是「意義生產」,三者互補支持,沒有重疊。

成立台灣第一個「紀錄所」,是因為我們須要透過紀錄片這個重要工具、媒體來記錄變遷中的台灣,並在民主化過程中做介入。「動畫所」不是強調做卡通動畫,而是著重美學實驗的價值,因為動畫是逐格產生的影像,它是電影之始,應該帶領一種美學實驗。而「管理所」,則是管理意義,並不是管理金錢;如何藉由許多媒介,例如影展、資料庫等創造出意義是它的最重要核心目標。

總合音像學院的整體高度,則是「啟蒙」。啟蒙雖是一個普世價值,好比我們常說的「民主」、「自由」,但這普世價值若不再提出,大家會忘記,或視之理所當然。而我指出的主因,是認為啟蒙是一個「過程」,不只是結果。作為教育者,永遠要看到過程,自我啟蒙,啟蒙學生。其二,是對社會的啟蒙,也就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我們透過以音像為方法、策略,進行對社會的教育及啟蒙。這總體高度,是我的深切期許,也呼應了我從電影資料館一路走來所做的事。

近年您主導音像學院的系所整併,新設立了「影像維護所」。這又是基於什麼樣的想法?原三所的核心價值也隨之改變了?
系所整併是源於教育部及學校的政策。由原來三所調整成「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及加入「應用音樂系」。整併這一年多,作為一個院長,我覺得如此系所定位是有困難的,原先理直氣壯的核心說法沒有了,因為當你沒有簡單、響亮、清晰的邏輯論述時,就會影響到你怎麼著力做事。這是一個危機的狀態。不過我認為整併改造並非一舉完成,也持續多次與系所師生討論,最近結論也愈漸清楚。例如,應音系仍比較適合音樂學院;而動畫所並不適合跟其他系所合併,因它獨特性太強,必須保持它「美學實驗」的核心價值,所以未來將會自行獨立出來。影像美學所則也許會改成電影研究所,分成理論與創作兩組。如此音像學院又會回到更完整狀態:紀錄與影像維護所、動畫所、電影研究所。

至於新設立的「影像維護所」與原有的「紀錄所」合併,我蠻有信心的!紀錄和影像維護,是一體兩面,無論從理論歷史,甚或未來媒體產製的環境來觀察,兩者關係將更密不可分。因為過去膠片時代,拍片很昂貴,不可能大量拍攝,你努力多年只能拍出一部好作品。但現在DV、數位攝影機流行,人們開機就可以拍,而且紀錄片的拍攝方式多屬「長期蹲點」,急速累積了大量素材。所以現今你拍片,必得經營資料庫,每日片段式的,例如我學生平烈浩拍攝樂生捷運,總計累積了600捲、600小時的資料,這促使他根本不可能用一部片講完樂生捷運!整套媒體拍攝作業顯然與以往相當不同,促使紀錄片的概念也改變了。因此,你也勢必透過資料庫去梳理清楚時間、事件。

而這個資料庫archive的概念,就是影像維護,所以調整合併成「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是適當的。我去年開設「紀錄片歷史與美學」課程,也嘗試不再一開始就理所當然地討論紀錄片,而是先談「紀錄學」。

所謂「紀錄學」,是想從人類紀錄的媒材演變脈絡來看紀錄片。例如遠古時代的壁畫,人類在牆壁上畫牛馬鹿雞,描繪打獵場景,因此「牆壁」成為紀錄媒介。殷人為占卜吉凶禍福而有了甲骨文,「甲骨」變成紀錄生活、思考的媒介。仰韶文化的馬家窯的「彩陶」,彩繪有花草、魚等各種圖騰,是用泥土紀錄了對世俗環境的觀察。中國的「青銅器」,則用一種很怪異圖案的饕餮紋飾紀錄對大自然的敬畏。由此類推,四川大佛、瓷器、石頭碑文、紙張發明,一直到1895年「賽璐璐」也成為人類紀錄的一種媒材!

由此脈絡看紀錄片,紀錄片就不再只是百年歷史,再怎麼談都始於《北方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1922)了!影片可以跟青銅器、陶瓷器等媒介攀親拉故,它的血緣可追溯5000年歷史,而每個階段的媒材、紀錄方式、特色、美學,都會隨時代而不同,但人類紀錄情感的企圖與需求卻是不變的。我們可用紀錄片的眼光觀看故宮的《清明上河圖》,它只是媒材不一樣啊!於是,紀錄片的歷史美學,融合了考古學、檔案學以及紀錄學;紀錄片變的更開闊,帶給我們更多的觸類旁通,趣味想像。



蟄伏台南長達十五年後,2011年的今天,您對「音像藝術學院」的未來發展,又有何不同思索?
這幾年我也逐漸看到學校發展的瓶頸,例如教育資源不足,經費緊縮,教育部對藝術教育政策的模糊不清──仍用綜合性大學的角度來看待藝術教育,強調量化、績效,以及競爭所謂的教學卓越計畫。這導致當年我們也陷入同樣的邏輯去思考藝術教育,用校務計畫、教學評鑑等,一而再、再而三地馴化改變原有的教育策略。有一段時間,我把自己調整到「效率」的思維,去經營學院事務。但分明即便如此,也競爭不過許多悠久歷史的大學。

因此幾年下來我反省,這很多是不對的,更抹殺了我們當初創立藝術學校的理念──好好創作,尋找特色。藝術教育是要醞釀,不是規範;藝術教育是要創造條件,讓師生在如此環境下接受陶冶,然後給予一定時間,醞釀出藝術作品。當年創校時,漢寶德校長就是主張師徒制──跟歐洲藝術學校一樣,你認同我這個老師、你就來當徒弟;我們在老師的宿舍、客廳上課,有時也可在大樹下席地而坐,盍各言爾志!這樣的藝術教育,並不須要正式的大教室、大班制,但結果卻是學校的招生不足,開課選課等數量都不符合教育部指標,反而成為我們的弊病。

再者,我以前沒特別思考這問題,但最近我一直想:一座藝術學校設在台南,或南部,它跟設在北部有什麼不一樣?我慢慢覺得,雖然都號稱是國立藝術大學,但究其所以卻是相當不同的。我們過去常講:從台北看天下,很習慣用台北角度看事情。就好比說,我每次來去台北開會,大包小包的,即便高鐵最快也要四小時才到得了。每次到現場,我都滿頭大汗,很狼狽;但台北學者專家都好整以暇,聊天很久了(笑)。

仔細想想,南台灣的連結和北台灣並不一樣,所以它形塑出的藝術教育樣貌,促成你思考藝術教育的角度,自然不一樣。如果你身在南台灣,一定會吸收當地獨特養份,所見所聞,形成你的藝術內容,因此不可能要求放諸四海皆準的電影或藝術教育。這呼應我之前提到的啟蒙過程,在南台灣設立藝術學校、辦藝術教育,它本身就應有另一種想像,也許是比較另類、沒規矩、搞怪的!與台北的藝術大學所醞釀出來偏向主流工業、非常精緻、正統的藝術教育,一定會有所不同。可是我們的心情,台北學者能懂、能理解嗎?用台北角度形塑制定的藝術教育政策及方針,尤其教育部對影視議題也多委託台北學校,那並非平等的狀態。

因此,大約最近這一年吧,作為音像學院的規劃者,我認為坐以待斃不是辦法了,必須自己創造一條路!而且我們是有信心的,在台南累積紥根、韜光養晦15年了,是時候走出去跟社會做結合,發展南台灣藝術大學的自我獨特性了。

你提到帶領南藝音像學院走自己的路,是否已有具體的策略或方法?
簡言之,南藝大現在有兩個策略。第一,結合南台灣的能量;第二策動兩岸合作。

首先,結合南二都資源,強調我們在南台灣的價值和意義。事實上我認為南藝大的出路,不再是去跟台北結合或競爭,反而應該更開敞心胸向南台灣看,走自己的路!而且這勢不可擋的力量已然形成。從資源上來說,南二都(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合併)的雙城勢力已慢慢愈成氣候;政策上,區域經濟也已是檯面上重要課題。所以作為一個藝術大學,不是說去搞政治,而是拓展自身長處,能夠在思考學養、藝術教育、文創產業上更豐富政策內容,故此我們絕對有發展空間。尤其對音像藝術學院而言,教育部既定方針已定調為「文創產業」,那我們勢必得符合政策。因此乍看之下,近期我們動作頻頻,但其實都策劃許久了。



上個月(2011.05)南藝才跟台南市政府簽定了合作意向書,未來將共同打造南台灣的影視產業中心。由南藝提供器材設備、影音資料;市府則提供場地,整合拍片平台資源。總之現在台南不一樣,整個動起來了。現台南市府正在企劃討論,籌建一個文創基地(媒體中心),以及一座電影館(電影院+圖書館)。暫時規劃前者可能座落在台南放送局(市定古蹟:以前的中廣電台);後者則是位於海安路的五條港。所以南藝將會在那裡設點,作為一個影像創作的基地,配合學校器材,包括電視電影的攝影機,燈光、剪接、以及累積多年的資料庫等,提供大家參考使用。同時,我們也期待官學共同經營一座電影館,那裡能夠長期放映電影,彼此討論電影。

再者談兩岸合作。這雖是趨勢,但我所指的並非表面的兩岸顯學。今年三月我去廈門參加第二屆「閩南語電影研討會」。因我曾在電影資料館整理過台語片,所以受邀去談這段歷史經驗。會議裡,我遇見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學者專家,從北京、新加坡、澳門、香港都有,在那裡,我獲得非常大的啟發及震撼!

我們在台灣談台語片,大約不出兩種角度:一是懷舊,二是罵國民黨。但這次會議給我的啟發是,他們已經開始談「市場」。換言之,他們企圖已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想創作,繼續拍台語片!研討會上並提供一項數據:使用閔南語的人口,約有6000萬人,包括兩岸的福建2000萬,台灣2000萬,還有東南亞,市場潛力已昭然若揭。這給我很大鼓勵,也讓我重新思考,下一波我會繼續研究台語片,除了梳理歷史,我還要發展它的當代性、未來性!畢竟懷舊再懷舊還是那200部片子,國民黨罵久也沒意思了。我們要開始談市場、談產業,這才具備開創性 !

我很好奇,是什麼契機、或你已想很久了?因為平時你研究興趣多是資料庫、影片保存,以前很少聽你談及產業及市場?
我一直在觀察,醞釀很久了。我的確喜歡研究資料庫、歷史影像保存,這是我的興趣。所以多年來,我一步步落實南藝保存中心的規模,現已愈漸成熟。為區別台北的電影資料館,我們典藏方向以紀錄片、新聞片為主,並也聚焦搜集「家庭電影」,不只作為文化資產,亦可供做研究使用。這些關於父母親結婚、爺奶長輩聚會葬禮的家庭錄影帶、八釐米影片,我們幫忙複製成DVD,目前都沒有收費,唯一條件就是複製一份留作檔案、教學之用。而這些影像,正是符合了「人民記憶」的精神,未來都將成為重要的文化資產。比如:今天我們看日治時期鄧南光的家庭影像那麼珍貴,當初也不過是尋常生活記錄!


但話說回來,如果純談興趣,我做學者就好了,繼續鑽研自己喜歡的研究。可我現在不是,我還是一個行政主管,音像學院的院長,既然在這位子上,就得多想一想。我要把學校帶出去,所以產業會是我的責任;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要做我同樣的事情,很多有才氣、有能力的人,他們不見得要做資料庫、做保存,而是可以進入產業發光發熱。而且十五年了,我認為是時候要把南藝帶出去,尤其是音像學院,老守在山坳裡不行;要大開大合,開大門走大路了。所以近期我主導「電視電影觀摩展及論壇」,就是因為思索:可以推動結合「電視電影」這一整套媒介、工具,未來南台灣若透過「電視電影」起步,將會是區域性新興影視產業發展的很好方式。


那可否再深入多談談,您這次爭取主辦「兩岸電視電影觀摩展&論壇」的機緣與原由?
我會選擇「電視電影」的議題是有道理的。它的投資成本低,選材廣;因選材廣,所以比較接近現實。中國電影產業界拍攝的所謂「大片」,基本上看不到現實,例如《赤壁》、《英雄》,多是砸大錢,大製作,大卡司,完全是經濟操作下的商品。反觀「電視電影」,則令我為之驚豔!我們若透過電影看社會,「電視電影」更切合實際,多方地展現中國現今所面對的勞工、農村、醫療、教育、婚姻、兩性關係等的現況問題,非常有趣。

而且「電視電影」在中國衍然已形成一個類別了。它的優勢在於,中央電視第六台(CCTV6)設有一個電影頻道,專門放映電影。1995年成立至今,已拍攝超過1300部電視電影,而且每年還固定拍攝超過100部!加上不只是產量,兼以它的製作方式,形成議題,以及在如此條件下所生產形成的獨特美學,我認為應該充分討論,甚至足以借鏡的。所以去(2010)年中秋節我在台北參加了「兩岸電視電影創作拍攝教學」活動後,今年即透過電影界前輩李行導演的引薦,我去北京拜訪了中央第六台,強烈表達主辦今年的「兩岸電視電影觀摩展暨論壇」的構想意願,也獲得認同支持。

我們主辦的「兩岸電視電影觀摩展暨論壇」,與李行導演近日所策劃的「兩岸影展」是不同的。也許近年兩岸交流頻繁,有巧無巧的,彼此都在同時間一起舉辦,但他們比較傾向純粹交流,製造機會予兩岸創作者切磋;而我們「電視電影」活動則策劃將近一年,是具備強烈訴求,表述議題,從南藝、南台灣的角度策劃這次活動。

可是「電視電影」在台灣的定義,似乎仍很複雜?
「電視電影」的概念發展於美國。20多年前我就曾在《電影欣賞》策畫過「電視電影互動」專題了。當時我認為電視及電影是可以相輔相成的,但台灣兩者卻切割的很厲害了,現在依舊如故。

以美國、中國為例,它們電視發展得很好,變成電影工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面上,許多電視影集雖只在電視台播放,但因為是以電影的生產方式拍攝,所以它所培養的人才是可以服務於整個影視產業,乃至形成電影人才培育的機構、搖籃。所以在美國,拍電視的人也可以拍電影,兩者人才是互相流動的。而中國因為有CCTV6電影頻道,須要大量作品。跟公視一樣,他們透過企畫案方式徵件,一年約有1000多個投件量,再選出100個,選上就是100萬人民幣可供運用拍攝!很多剛畢業的年輕導演,都是在CCTV6電影頻道開始創業。這是很值得大家思考、借鏡的。

然而,台灣現在闖出「電視電影」的概念,卻跟美國、中國的電視電影,大不相同!台灣電視電影的現況,仍是一種體制外、非主流的媒體,而且許多年輕人都是這樣操作的。例如《尋情歷險記》、《父後七日》等都是小成本作品,他們用很低廉成本拍攝,用比較低檔次的攝影機、甚至DV、DVCAM,造成品質、畫面、質感都不夠精緻,但仍將終端產品輸出成膠片,爭取上院線,這也是「電視電影」概念!好比當年的綠色小組、人間雜誌報導攝影系統等,它們不拘形式,充滿能量,用簡單的攝影機去拍攝現場;因此意義不在品質,而是衝撞國家體制對媒體的掌控。所以台灣「電視電影」現階段雖以劇情片為主,但在意義上,它與當年紀錄片所衝撞出的非主流價值有點類似──創造機會,不拘形式,充滿活力。

因此,我們一方面想推動電視電影的市場、人才培育機制,一方面則要回頭整理台灣電視電影的經驗。我很欣賞美國、中國達到的成績及貢獻,他們培養了大批編劇、導演、攝影等人才,並逐漸支援電影工業,期望南台灣未來也能依此概念,推動發展影視工業。可是同時,我仍是認同肯定,而非從負面角度來看「電視電影」在台灣的概念,即使現今它仍不能歸類於產業,但現階段的意義卻是代表了一種活力、靈活度、及多元可能。

總之,「電視電影」的概念,或這名稱適不適合框住或描繪台灣的狀態,也許仍有待商榷,但我認為有必要視之為一個重要議題。台灣現階段可以從電視概念、低規格攝影機、不排除院線放映等諸多案例,討論其價值和意義,讓做這些事的人能互有成長。換言之,不只是依便宜之計去院線放映,它應該可能有更多的思考角度。雖然我是借重美國、中國的「電視電影」概念,但其實台灣官方新聞局也使用「電視電影」作為輔導項目,所以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概念,既然可以被複製、廣泛運用,就具備一個典範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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