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原是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改寫成迷你劇集形式，為台灣公視製播「擁抱青春靈魂最深處三部曲」的末章。嚴格界定，《爆炸》雖不是電影，也無法簡易地納入「電視電影」的定義範疇（它後續在網路媒體播映的影響力甚至遠遠超出電視頻道）。然而這齣用青春校園偶像劇包裝的連續劇，乍見很「瞎」的劇情和缺陷，卻讓許多人召喚記憶中青春期綻放的光與熱，其所關注現實中青少年成長及校園生活衍生出的教育、社會問題，竟是近年其它大銀幕作品也比不上的影像內容。

與以師長為觀點中心、曾經風行、伴著六七年級長大的經典校園電視劇集《我們這一班》不同，《爆炸》由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陳浩遠在開學典禮上放聲吶喊點燃爆炸前夕的火苗，並由陳浩遠為主觀點，勾勒出雙生雙旦——陳浩遠、洪成揖、王丁筑、林筱柔——四位皆單親或無親的高中生在青春期生命的交錯。面對親情、友情的困頓，性別的好奇探索和個體自我認同，他們必須獨立自主，結夥成群或單槍匹馬，亟於一反成人的價值標籤和是非定義，嘗試著擅用自己的風格解決問題。用躁烈，用幻想，用抵抗，用感情，用叛逆，用他們頑強的行事，揭開台灣當代校園灰色的一頁頁，校園霸凌、不當管教、羶色毒品進入校園、師生亂倫、援交而未婚懷孕……

尤其被張貼標籤的「好學生」陳浩遠與「壞學生」洪成揖，猶如夢境與現實中的鏡像倒影，分裂的人格和性格互補的螺旋同體，他們顧影相惜的交遊後，在錯身而過那刻也一併交換了彼此的境遇。全劇最終沒有一青少年流於刻板的教條式是非價值觀，他們共同成長，並且分道完成現實中公義實踐的想像。

《請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 2007）由大陸導演陳為軍拍攝，紀錄下中國小學生進行的一場民主選舉活動。武漢市的某間國小教室一直都由級任老師指派班長，升上三年級後，老師決定讓同學投票選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班長。競選過程中，被提名的三位小候選人皆認真的將「當選班長」當成首要目標，用不同的競選政策來增加自己當選的可能性，或削弱對方的勢力。在正式投票之前，三位候選人的選情可謂高潮迭起，不到電影最後，無法確定誰才會當選班長。

但這不是劇情電影，觀眾看到的不是「邪不勝正」或「魔高一尺」的劇情創意，而是當今中國小學生最為真實的行為表現，與其背後指射的意義：仔細的分析當選班長的利弊，進而思考可達成目標的各種可能性，選擇並執行他們的選擇來完成自己的目標。每位競選者不同的特質，進而延伸出不同風格的競選策略，有的親民和善、有的鐵萬作風，還有的雙面立場，影片中可以看見主角為達成目標，願意不計一切代價，甚至不了解自己做出的選擇是個兩面刃，除了摧毀別人，也傷害了自己。

電影中唯一不變的是小競選者當選的渴望，但令人訝異的是：如此堅強的毅志力與心機，竟是出現在童年階段的國小學生身上；相較於《天堂的孩子》中，伊朗孩童對目標同樣執著，卻是截然不同的獲取方式，讓人在觀賞電影時，不禁思索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教育出一群渴望權利，甚至無所不用其極爭奪的小學生，而整個事件反映在他們眼中的，是付諸執行帶來的甜美效益？亦或是更深刻思索其行為背後的意義？

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以許會成為新聞報導中的辛香料，或者成為觀察者論述社會變化的題材，也可能變成社交場合的飯後話梗；但是當這個社會現象在沒有任何的包裝下，用超越群眾所能想像的真實感，赤裸裸的呈現在大銀幕上時，那種詭異感與受驚嚇的程度往往會超越觀者所能想像。

開學後大多數的時間都待在教室，唱老師教的歌曲，讀老師教的課文，課文背後的大道理他不太了解，但他還是努力的用自己的語言把它全都記下來，一字一句都有自己的風格。放大假的時後都在媽媽身邊，走遍香港大小菜市場，熟悉九龍大角咀便宜茶餐廳。在家裡大多數的時間都坐在電視機前，他不了解為什麼香港記者在風帆選手李麗珊獲得奧運金牌後，在電視上說了一句：「香港運動員唔係臘鴨」(註一)，每個人都不開心，他只知道李麗珊很厲害，臘鴨很好吃，不過他最喜歡吃的是麻油雞。

這個小朋友，不懂香港經濟，沒上過大學，又不像電視上的靚姊這麼漂亮，卻被大家說是香港社會的縮影，是回歸中國後的後現代港人代表，相信連他生命中的百科全書──媽媽，也無法跟他解釋這是為什麼。

《麥兜故事》（My Life as McDull, 2001）裡圓滾滾的小豬──麥兜，天資普通，外型不亮眼，雖在一個結構嚴密的金字塔社會中難以突出，但不會讓沮喪的心情影響自己的步調，只要吃頓叉燒飯、因小事情被稱讚或躺在床上作白日夢，就能獲得滿足感；生命中沒有期望，因此也沒有失望，學校與媽媽是他的全世界，讀書上學出社會只為了滿足心愛的人的期望。這個無憂無慮的小朋友，被香港人稱為是最能代表香港精神的小學生。

相對中國紀錄片《請投我一票》中，對未來的生活充滿渴望並積極爭取的小學生，香港教育用一條沒有註明用途的輸送帶將小朋友製成一顆小零件，再送到社會工廠使用，全港的小朋友也許不全都像麥兜一般目標單純、別無所求，他們或許曾經想法獨特、創意奔馳、無法被歸類，但在整齊劃一的教育環境中，就像科技廠裡的晶圓被一個個壓模排序，變成安定的社會環節，但這群固定成型大人們心中的那個小朋友麥兜從沒消失過，只是在接受自己不想要的社會壓力只為追趕不憧憬的目標後，忘記自己曾經也屬於自己的。

註一：媒體於報導中口誤，將「垃圾」誤植為粵語中念法相近的「臘鴨」。

開學了。台灣教育部正如火如荼扮演起「反霸凌」活動的盟主，串連各級學校宣誓抵抗暴力，明定開學第一周是「友善校園周」。可是很抱歉，日本電影《告白》（Confession, 2010）並不提供啟發智慧、春風化雨的正面教材，而是一堂堂充滿血淚控訴、精神肉體霸凌的社會寫實課。

氣質女星松隆子褪去清純偶像形象，飾演被害反撲、陰森操縱全局的中學女老師──森口。她因四歲愛女在學校泳池溺斃，私下明查暗訪，得知兇手正是班上兩名學生，合力謀殺了她女兒！但因日本「少年法」保護未滿16歲少年犯，所以森口老師未向警方通報，反自行在課堂上向學生「告白」，宣布即將離職，並展開報復，給予學生兇手一連串「如同地獄般」的「震撼教育」！

森口老師的告白，如同鬼魅般變本加厲了學生之間恐懼、排擠、欺凌等暴力行為。她了解他們，熟稔學生們的壞把戲；她出神入化地利用摻入愛滋血液的毒牛奶心理戰術、團體共犯結構、熱血無腦的代課老師等，扮演著操控學生精神及肉體霸凌的幕後魔鬼。森田老師不是打擊暴力的善良使者，她才是精心策畫洋溢表面和諧、操弄學生集體迫害的始作俑者。

導演中島哲也，擅長的唯美畫面，浪漫帶點淒美的配樂，《告白》一樣沒少。但更令人驚駭莫名、不寒而慄的，依然是最後一幕，當森口老師完成復仇，皮笑肉不笑對學生兇手說：「從此開始，你重生的第一步即將開始，」原以為所有表面正義即將就此獲得最終救贖，但她淚中帶笑、陰狠補上一句「開玩笑的」！道盡無論校園霸凌或社會暴力也許終是一道永難化解的課題。

《我和我的小鬼們》（The Class, 2008）是一部揭示法國當代的教育問題以及反思背後複雜社會現象的電影。以學生的角度為出發點的教育電影為數眾多，但本片把視角放得更廣更深，透過鏡頭，把老師的無能為力和與學生之間的衝突加以放大檢視。

新學年開始，不同膚色的學生魚貫走入教室，法文老師佛杭蘇瓦任教的4/3班宛如法國社會的縮影，班級成員包含中國的移民第二代、非洲裔的刺青男孩、尖酸刻薄的女學生，第一個教室中的場景就清楚地點出學校的種族／階級問題，白人女孩擁有選位置的優先權，非洲裔的男學生們則盤據了教室後方的座位。課堂上，老師與學生之間一來一往的言語交鋒，一步步將電影推向衝突的高峰，以一段講解生字的場景為例，不闇法語的中國學生提出問題，被白人女孩斥之以鼻，語言的程度在此成為階級劃分的標準，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學習文法的場景中，學生們把老師口中所謂「正確的文法」歸類為中產階級的、自以為優越的語言，甚至是同性戀才會使用的說話方式。

教室中的成員們各自代表社會中不同種族、階級和文化背景的族群，在電影後半段的家長面談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原生家庭直接且強烈的反映出每個學生截然不同的性格和處事態度，不擅言語、待人謙和的中國移民夫婦，第二代的小孩雖有同樣的語言隔閡，個性卻也是一樣的溫和善良，非洲裔的母親無法用法語和老師溝通，更拒絕正視小孩在學習、學校中發生的問題。學生們不懂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守規矩、為什麼要在作業中書寫、暴露自己的隱私，老師也和學生一樣深陷在學校體制的桎梏之中，一場教室中的言語衝突，老師使用不當的字眼維持紀律，使得師生之間的衝突飆升至頂點，氣憤不已的非洲裔男孩背起書包衝出教室，卻不慎撞傷女學生的左眼，這場因語言而起的衝突，最終因肢體暴力而鬧上紀律委員會，法文老師佛杭蘇瓦始終站在一個最兩難的位置，他不鼓勵體罰或是不謹慎的處分，但一次次的原諒和給予機會，教室中的衝突事件卻一再重演，不慎傷人的男學生最後還是遭到退學。

電影的結尾，全校的老師和學生們在體育場上熱鬧地踢著足球，空無一人的教室，課桌椅散亂無章的擺放著，一學年的結束，沒有人能確定這個假期過後，同一間教室裡，會不會又有另一半的新成員加入，而那些消失的學生們又去了哪裡呢？

美國的校園電影有如過江之鯽，從過去的票房寵兒《魅力四射》、驚悚片《老師不是人》、笑料葷素不拘的《美國派》系列、猶如美版花樣少男少女的《足球尤物》、到探討嚴肅的族群與生命議題的《街頭教室》，應有盡有。但近期之中，最備受好評的作品則非2008年在台上映的《鴻孕當頭》（Juno）莫屬了，同時，這部影片也是個一窺美國青少年日常校園生活的窗口。本片迅速且毫無遺漏地描述了美國典型的高中生活：喜歡捉弄「怪咖」的人氣運動員和金髮啦啦隊隊長總是校園中不可或缺的風雲人物（但主角朱諾在片中卻道出他們的真實心聲）；偶爾也會看到某個同學抱著「傢私」從走廊經過，準備和死黨去惡整哪位倒楣鬼；在午餐時間裡，也可以看到姊妹們交換彼此的情報，討論著哪個男生要邀請某位女生參加這次學校的舞會；又或是同學們正盤算著在假日參加派對，然後在結束後一起到哪個親戚的空屋中借住。

但這些生活的片段都只是建立《鴻孕當頭》不可或缺的時空背景，本片最重要的還是它的核心主題：一個高中女生未婚生子的心情日記。艾倫佩姬飾演的女主角朱諾是個特別而且勇敢的十六歲女孩，雖然她在百般無聊之下，為了好玩「上了」好友布列克（麥可賽拉飾），而且還不小心懷孕了。但是她在一陣驚慌失措之後，毅然的決定生下孩子，並且憑著一己之力為孩子找到適合的領養父母，整個過程幾乎不假他的父母之手。然而在懷孕的過程中，準備領養孩子的夫妻卻因兩人理念不合而離婚了，朱諾在這打擊之下雖然一度對她的決定失去信心，但她卻在孩子養母的身上重新找回未來的希望，讓她決定把孩子生下來交給她未來的母親。青少年對性難免充滿好奇，但是因為這樣而把別人的肚子搞大，則一直是美國高中生活教育得不斷面對、處理的難題。《鴻孕當頭》對於青少年未婚懷孕的議題並沒有任何道德說教，但卻藉由這則「人生大事」讓觀眾看到主人翁朱諾在屌而啷噹的言行之下獨立成熟的個性，與勇敢善良的心靈。

德國電影《惡魔教室》（Die Welle, 2008）背景設定於現今西德一所高中，除了深刻見骨的「獨裁課堂實驗」所帶出的歷史隱喻和政治認同影響力，本片其實可以一窺德國高中生的現狀，並發現西歐學生本身普遍存在的自主獨立思考，和台灣作為對照。首先最不同的地方是德國高中生可以自由選修課程，選擇他們認為比較酷的老師，甚至當他們發現同一時段的另一門課比較有趣時，還可以在老師面前大剌剌地要求轉班，瀰漫著一種「自由市場競爭」的氣氛。不過，學生必須負擔的責任卻不輕鬆，出席、發言、交作業等等，都列入會不會被當掉的考量，老師和學生之間密切的問答互動也令人印象深刻。而課後參加社團、球隊也是每日的固定內容，如女主角Karo是舞台劇團演員，Karo的男友則是泳隊球員。從他們與其他人的互動中不難發現，德國青少年較崇尚個人表現，不願意和別人合作；這也是為什麼在影片後半段，師生獨裁團體「浪潮」席捲所有人時，團體合作的改變如此明顯。有趣的是，當大部分學生，特別是缺乏家庭溫暖和父性認同的人在「浪潮」中找到強烈的歸屬感時，也有些人反對這種瘋狂而主動發起停止「浪潮」的運動，這不能不歸功於高中校園本身自由民主的基本養成。

反觀片中的老師，他們之間也存在著常見的齟齬。片子一開始，老師Wenger（約根沃格爾飾）哼著搖滾樂曲、進入校園，隨後和教授無政府主義的資深老師爭執。他在學校中其實是只拿體育和政治學位的B咖老師，因教學方法活潑而受學生歡迎，卻反遭其他老師嫉妒。獨裁統治壯大了Wegner的自我，在影片後半段，同為學校資深老師的妻子想勸退Wegner，他卻說出了平常不敢說的話「至少我不用每週壓力大到吃抗憂鬱藥物」。Wegner有可能是靠著裙帶關係才能進入學校任教，但教學方法大受學生歡迎，卻反轉了他在老師中的地位。影片最末的悲劇結尾雖揭露了獨裁政治的可怕，但回到教學初衷，獨裁課堂實驗的設計是為了使學生能深刻體會人性與政治制度的關係，比起台灣課堂上猛打瞌睡和死背活記，或許德國高中有相當值得借鏡之處。

英國擁有悠遠的歷史與文化，是個重視出身並講求社會禮儀的國度，英國人以自身的文化與血統為榮，儘管近代已逐漸弭除因君權政治而產生的階級制度，繼承世家與躋身名流社交圈仍是大英民族普遍的現象與想法。這樣的想法從中學教育便根深蒂固，好似教育唯一的功用不脫汲取名利與聲望，對於女性而言，進入優良高等教育更是覓得夫婿與未來穩定生活的好場所，如此情形正是《名媛教育》（An Education, 2009）的出發點，藉由珍妮的故事探討教育與英國的女性生涯規劃。雖電影時代背景設為六○年代，如此議題仍在當今社會延續。

珍妮在十七歲時即歷經一堂永誌難忘的人生之課。一開始，珍妮身穿白挺襯衫、領帶、毛衣、學生裙，外加合身剪裁的西裝外套，制服上縫著代表學校的徽章，濃濃學院風的打扮是觀眾對英國中學生的普遍印象。珍妮於私立中學就讀，在學校裡是有看法與主見的資優生，深受教師們喜愛。一天滂沱大雨的午後，淋雨背著大提琴的珍妮遇到了大衛，他從此改寫了珍妮既定的人生劇本。

大衛三十出頭，開著名車過著奢華的日子，平日的消遣娛樂是音樂會、標藝術作品、享受美食與購買華服。呆版的學校教育與多采多姿的生活相比之下無趣且浪費青春，珍妮不禁開始思考學校教育的目的與本質，既然讀萬卷書不勝行萬里路，與大衛交往所學的「社會教育」不是也能同學校教育達到富裕的目的？珍妮開始翹課，換上一襲彩色衣裳，像名流般的流連在藝術殿堂，出入高檔餐廳與酒館。她甚至同大衛去了巴黎，興沖沖的期待著輟學以「嫁入豪門」。

珍妮文學課的教材《簡愛》似乎暗示著珍妮的英國大夢不會長久──大衛可能是藏著秘密的羅徹斯特先生。被騙的珍妮最終還是回到了學校，只是他對教育的看法變了：無聊的學校教育是為了豐富心靈，讓人單身也能活得自在悠哉。當然，要是能在高等學府釣到金龜婿也不錯，只不過這已經是其次了。

印度的種姓制度將人們劃分成不同的階級及職業，如此的社會制度創造出安份守己的居民、鞏固了權力，卻也形塑下層階級試圖往上移動的艱難。即使今日的印度已立法消除種姓歧視，人民的身分紀錄也不再註記種姓，上下階層的差異仍然深植人心，惟有教育能使人脫離窮苦，光耀門楣。

本片聚焦在三位來到印度知名理工學院電機系就讀的大學生拉朱、法漢和藍丘。拉朱家境貧困，一身家庭的託付與期望讓他充滿不安全感。法漢家境小康，雖考上第一志願，本身的興趣卻是拍照。拉朱與法漢的另外一名室友是藍丘，身世不明，但聽說家財萬貫，對電機的熱情就像熊熊烈火，不過最令人驚奇的，是他勇於挑戰嚴師「病毒」，甚至整個僵化、沒有自我的教育體系。

《三個傻瓜》（3 Idiots, 2009）對於制式教育的批判點出時下許多學子的心聲，例如：家庭冀望造成的沉重壓力讓讀書不是為了自己反倒為了別人、照著社會主流選校系因而所學與興趣不符、師生間不平等的權力抗衡……等。此外，主人翁藍丘不但用幽默的口吻指出教授教學的問題（背誦卻不活用），也點出兩位好友各自的癥結，十分激勵人心也心有戚戚焉。

雖然本片對於問題的解決方法仍有過分美化之虞（畢竟像藍丘這樣的人不多），歡樂之餘，《三傻》也不避諱著墨較陰暗的嚴肅課題，若包括「病毒」的兒子，單單片中就有三次自殺，逼著觀眾不得不正視其背後的原因（教授不給退路、恐嚇），而非以「草莓族」或「抗壓性弱」草草為學生的殞落結案。

當大部分觀眾都逃不了十幾年的國民教育與高等教育，《三個傻瓜》提醒我們重新思考究竟是為何學習、為誰學習，就算觀眾已畢業多年，本片也能讓人重溫求學時代的夢想，甚至受到激勵而立刻付諸行動，因為透過片中三傻，我們了解了改變要從自己開始，就算遇到困難也要拍拍心、勇敢的繼續往前進。

烏干達每年一次的全國舞蹈歌唱比賽在首都坎帕拉隆重開幕了，孩子們穿著的訂製的華服，列隊等待著。來自北烏干達帕東哥的多明尼克戰戰兢兢地瞅著前一個隊伍，他們的衣服多麼的色彩繽紛，他們的鞋子閃著光芒，連樂器都是嶄新的！多明尼克望著自己手上，由一根線纏繞住的的木琴，琴鍵一副快要掉下來的樣子，不禁感到擔心起來。

烏干達地處於非洲東部，在這個擁有2760萬人口的國家，平均壽命是46.5 歲，平均年收入只有280美元。國家經濟的匱乏下，內戰不斷。多明尼克來自於北烏干達帕東哥的難民營。他和蘿絲，以及南西都是帕東哥難民營收留的孩子。他們不是從小就在24小時有持槍自衛隊守護難民營內，就是在叛軍的侵略、屠殺下僥倖逃過一劫。為了自身安全，他們被迫離開長久居住的家鄉，流離失所，遷至難民營久居。

然而戰爭的創傷並不是《烏干達天空下》（War Dance, 2007）夫妻檔導演尚‧范恩 以及安德莉雅‧尼克絲最想要捕捉東西。本片前半部爬梳三個孩子各自的傷痛，藉由極近的臉部特寫企圖在各自的記憶中傳達戰爭的恐怖。後半部拍攝難民營內的孩子入選參加全國歌唱比賽的準備情形，對於這些孩子而言，唱歌跳舞是唯一他們能忘記傷痛的時候。藉由參加全國性比賽，他們獲得自信，對生命有所期許，對未來有更多的夢想。

《烏干達天空下》是一部勵志的教育片，但是相較於以往紀錄片著重於傷痛的重現，這部片企圖在尋找傷痛之外，人類重新站起來的動力。有如學校老師激勵孩子們時所說的話，受到迫害的過去不是帕東哥孩子們的人生故事，他們的未來在等著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