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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英文片名為「Juliet’s Choice」，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片名。您為何以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又將男主角設定為一個左派文藝大學生？
侯季然（以下簡稱侯）：英文片名原本叫「Juliet Deserves Romeo」，但覺得說得太白了，後來才改成「Juliet’s Choice」。我從以前就很喜歡七Ｏ年代，因為這段時間不像五、六Ｏ年代那麼肅殺。在五、六Ｏ年代，只要說錯一句話後果就會很嚴重，文學、電影也都避談「真實」這一塊，例如武俠片、瓊瑤電影，都比較偏離現實。到了七Ｏ年代，政治氣氛比較鬆動，還有經濟變好、文化較開放，開始有了鄉土文學，人也有很多新的想法。片中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是1949年後在台灣出生的一代，他們沒有真正經歷過大陸的那段歷史，所以自然會想要關心自己的土地、寫自己的故事。我自己很著迷這個年代，雖然是戒嚴時期，但所有事情都在萌芽當中。這個時代對我而言像是戒嚴的終結，也是純真的終結，特別讓我感興趣。
我寫劇本時，刻意突顯那種私密的、小情小愛的追求，這跟當時理想的追求不一樣，我想作一個對照。追求社會、文學理想似乎很崇高，而追求愛情則是很私人的，我想要達到一種反諷，我認為追求個人愛情的強烈程度其實和追求理想一樣。
這跟您本身的的成長經驗有關嗎？您是否有特別受到左派文學作品或政治思潮的影響？
侯：我是1973年出生的，長大之後才回頭去理解那個時代。如果要說受到影響的話，應該是那個年代的三廳愛情電影。等於是先看到比較不真實的部份，再對真實的狀況有興趣，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反差，非常有趣。但是，電影裡的誇張情緒其實又是反映現實的，只是用不真實的方式呈現。
我之前的紀錄片《台灣黑電影》就是在探討社會寫實片和社會真實之間的連結，拍完之後很想拍續集，取名《台灣夢電影》，特別講三廳愛情電影。我看了很多那時候的片，加上我父母是在七Ｏ年代從鄉下來到台北，所以我對那時年輕人的生活特別有興趣。以前在念書時，文藝社的朋友都說要看陳映真的作品，但我其實看不太下去（笑），反而看比較多朱天心的作品。
片中的美術設計很成功地表現出那個時代的老舊氛圍，例如鉛字排字機、印刷廠、電話等等，請談談這個部份的安排。
侯：鉛字印刷廠的場景是在劇本第二稿之後才出現的，我意圖重現那個年代獨有的行業。鉛字在影像上很好玩，光是美術層面就很有可看性，因此才決定了女主角是一個在鉛字印刷廠工作的女生。拍攝的時候，美術設計花了非常多工夫，我們在台灣各地各自找到了部分場景，但都沒有完整的景，最後決定在棚內搭出來。那台印刷機是從萬華的工廠地下室搬來的，我們用起重機吊過來，還請師傅來重新組裝。
徐若瑄在片中飾演一個勇敢追求愛情，卻被羞辱、受傷，最後背叛了這個社團的小兒麻痺患者，多層次的心理轉折相當豐富細密。您本身身為男性，但將女性殘障者的心理掌握得非常好，您是如何做到的？
侯：其實我並沒有認識這樣的女性，開拍時我去找身心殘障協會，請理事長幫忙介紹這個年紀的小兒麻痺的女性。我花了很多時間跟她們聊，發現她們有些共通點，例如特別逞強，即使是一句無心的話，她們也可能會受傷，然後拼命做好來證明自己的能力。我把她們的故事參考進來，去揣摩她們的身心狀態。對她們來說，裝支架是很痛苦的事情；她們從小到大吃盡了苦頭，一方面看別人的眼光過生活，二方面又想證明自己跟別人一樣。
Vivian來演這個角色，最大的挑戰是要把她拍成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形象。我認為她也是一個很逞強、很寂寞的人，雖然表面上都很開心、笑容滿面，外表又如同天使，但是她從出道以來真的承受了很多一般人無法承受的事情，包括去日本發展，要在那樣嚴苛的環境生存下來，她心裡到底怎麼想的？當我看到她上日本綜藝節目，我會去想像她的心情，她是多麼緊咬住這個機會。我覺得Vivian的這個層面也幫助了我去呈現這個女性角色。
為了演出這個小兒麻痺患者，您是否有讓Vivian接受特別的訓練？
侯：我們先幫她量身訂做了支架和拐杖，她非常拼命，自己會去找小兒麻痺患者聊天，請她們走路給她看，自己在旁邊看，或是拍下來。她把支架帶回家去練習，不分晝夜穿著，要體會生活中所有的細節和不方便。後來，她因此而受傷癱瘓，有次去上海工作時，一下飛機就站不起來。穿支架時用力的方式和平常不同，不能靠蠻力，我們那時都不了解；後來找到一個整骨師父，教她如何使力和走路，那樣使力之後，會走得更像小兒麻痺患者。
片中的男女主角和西方傳統的「茱麗葉」相當不同，結局也非常出人意料。您剛剛提到原本的片名叫「Juliet Deserves Romeo」，您想藉著最後的結局傳達什麼訊息？
侯：《茱麗葉》的原著是相配的一對，雖然家族勢不兩立，但外表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我的故事有點反諷，她所喜歡的男生和她是天差地遠的，但因為男主角叫羅密歐，所以她只要是茱麗葉，不管怎樣，她就值得一個羅密歐。她最後的決定也不是計算好的，她在學校裡出醜之後，在憤怒、自卑、與羞愧的心情下打了這通檢舉電話，她其實沒想到後果會這麼嚴重。當男主角來找她時，對她來說其實是一個奇蹟，因為她以為一輩子從此和那個陽光世界無緣了，沒想到這個男生來關心她，她的背叛換來的竟是一個珍貴幸福的時刻。在這個短暫時刻裡，她有勇氣要求他帶她走，而男生也答應。為了這個愛情的幻覺，她不只付出自己的一切，也付出別人的一切，所以是很反諷的。
沈可尚〈兩個茱麗葉〉
您在短片中安排了兩個不同世代的女子，又使用一人分飾兩角的方式演出。對您來說，兩個世代之間的愛情觀點有何差異？
沈可尚（以下簡稱沈）：兩者其實沒什麼差異，一萬年前的男女和現在的男女，他們之間的戀愛、分手、嚮往與執念這種輪迴，我認為永遠都不會改變。
那麼，男性和女性之間有差別嗎？您片中的男性似乎比較懦弱、無法承擔責任；而女性是比較執著、但又勇往直前的。
對我來說，寫劇本和拍電影都是從自己的經驗出發，這個劇本寫的其實是自己的故事。在我的世界裡，男人總是比較懦弱、不主動表達情感、不主動追求愛情的；女人反而比較勇於付出感情、承諾、接受男人的任何模樣。一個愛情的承諾最後無法實現，往往因為承諾是過於沉重的，承諾是愛情裡很重要的環節，但對我來說那不是愛情。我覺得愛情只存在於剛發生時的吉光片羽裡，在這之後，最重要的事是能不能從愛情中學習，繼續追求下一段愛情。
最令我回味的愛情記憶都是一些很私密、冒險、很有慾望的部份，但那些強烈的魔力會消失，從此愛情就不再是愛情，而只是一種感情的延伸。我覺得年輕時的初戀就是在這種魅惑中去承受最甜美的東西，但後續的承諾對他們而言太沉重了。電影裡，年輕的千娜在失戀之際遇上了這個男人和他的故事，他們的故事給她一些啟發，成為她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現代和過去的茱麗之間的關係彷彿一種輪迴轉世的宿命。透過過去的啟發，現代的茱麗／女性得到的是一種釋懷或解放嗎？
沈：確實是一種宿命，我是為了全片最後一個鏡頭才決定去馬祖北竿拍片的。我那時騎著摩托車在北竿勘景，騎到軍事重地就不能往上了；當我回頭一看，看見來時的那條路，遠方隔著海，有另外一座島。我覺得這個畫面就是整部片的寓意：愛情是一個圓圈，它永遠都不會變，從相識、曖昧、熱戀、私密的世界、冒險、探索等等，然後終究遇到考驗、許下承諾，接著，失敗或成功。如果失敗，就進入下一個圓圈，愛情可能到老死都是這麼一回事。
這個故事橫跨三十年，現代的茱麗剛好走到圓的最後一段，她不知道該不該往下一個圓繼續走；過去的茱麗從圓的起點開始，走到現代茱麗的起點，但她們一起在同一個原點開始走，走到下一個圓圈。我希望這個故事是一個寓言，所以不論是服裝場景、歌舞車隊的造型都沒有特定年代，我有意識地抗拒寫實，想要建立一個抽象的時空。
整部片確實呈現出超現實的感覺，例如精神病院、廢墟。這些非寫實的場景是您刻意安排的嗎？能不能多談一點？
沈：那棟精神病院其實是岸巡署的軍營，北竿很小，是一座孤島，只要一天就可以逛完了，但我非常喜歡那裡。我去的時候先問鄉公所有沒有醫院可拍，但真正的醫院在山洞裡，沒辦法借；後來找到一棟白色的建築物，是岸巡署的軍營，看起來很像醫院。透過岸巡署和馬祖縣政府的行文，總算有借到。我決定在北竿拍片之後，也隨著場地調整劇本和表演方法。
您如何想像精神病患？片中的患者看起來似乎有很嚴重的精神分裂症。
我對精神病院其實很熟悉，我姊姊長期在精神病院生活，所以我常常去探望她。一開始，我覺得那裡有點恐怖，我姊姊其實不太認識我，她認識的是另外一個世界，久而久之，反而是我在學習跟她和她的世界相處，我覺得這非常有趣。之後，我發現精神病患其實是很美好的，因為他們的身體雖然一直在衰老，但內在一直停留在某個狀態。他們可能很快樂，因為不必繼續往下走，這樣想後我就覺得比較自在。相對於正常人，必須面對沒得選的宿命，他們或許比較幸福。
我刻意把片中的若干事件和場景安排在精神病院，因為我覺得那是一群不願意往下走的人。這兩個女主角面對愛情的選擇，可以停留，或者往下走，我認為精神病院是一個很好的交會點。我相當崇拜女性的勇敢，所以我沒有安排她們留在精神病院裡。
您這次十分大膽地啟用新人李千娜，她的表現也獲得了金馬獎的肯定，請您談談和李千娜的合作，她有哪些特質符合這個角色？
沈：和千娜的合作過程還蠻有趣的，我已經有十年沒拍劇情片了。對我而言，這部片的很多東西都是第一次，是一個很新鮮的經驗，像是攝影師之前專拍陳界仁的錄像藝術，從沒拍過劇情片，千娜也是第一次演戲。
選角時，我非常困惑，因為這個角色很難演，必須同時表現兩種女性的狀態，複雜性高，又要能歌善舞，我又不想要那個女生看起來太現代。後來，我是憑直覺選的。千娜第一個從我腦海中冒出來，但她沒有演過戲，難免有一些忐忑。我找她來長談，談她的人生、感情經歷、和這個角色；她很篤定地告訴我，她想當一個好演員，而不只是要抓住一個機會。這讓我覺得值得一試，於是決定把重量擺在她身上。然而，第一天的排練狀況有點混亂，千娜有點慌亂，且她的表演方法都是來自電視劇，動作也沒有明確的意義。接著，她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接受表演方法特訓，但其實這些課程和訓練只是過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信任。有一天晚上，我把千娜跟黃河叫過來，因為她們兩人之間一直有距離感。那天晚上，我把全部的人都趕走、把燈關掉，我要他們拋掉演員的身份，在黑暗中靠得很近，並說出對彼此的感覺。那是一個建立信任感的重要晚上，之後的排練就比較有路可走，雖然千娜還是受到一些折磨；過程中，黃河是一個很重要的幫手。千娜並不是一個學得很快的演員，但因為信任感有建立起來，她可以從記憶中找尋真實的自己，而不是靠表演方法。這個過程常常讓我忘記我在拍電影，重要的似乎是我和這群人的關係，還有走完這個旅程。
第一天拍的第一場戲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千娜要走上陽台哭泣，但是現場人太多了，她整個人發抖、一片空白，不只過去一個月的訓練都忘了，連腳本都想不起來。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聊到我說「拍吧！」那場戲她哭了十幾次，分幾個鏡位、幾個take，也幸好第一天就碰到難度這麼高的戲，渡過之後一切就好了一些。我覺得是信任感完成了整個過程。
陳玉勳〈還有一個茱麗葉〉
您怎麼會想到找一位男性來演茱麗葉？又為什麼選擇康康？
陳玉勳（以下簡稱陳）：我的任務是搞笑，監製李崗希望觀眾看到這段可以開心一點，他也知道這是我擅長的，所以我一切從搞笑出發。我是後來才被找進來的，不像季然、可尚很早就開始寫劇本，所以一直在思考要找誰來演、茱麗葉是什麼意思等等，但我對莎士比亞也不熟（笑）。我本來想拍搞笑版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但又覺得那樣沒意思，有一天我老婆跟我說：「難道茱麗葉一定要是女的嗎？」我就靈機一動，覺得男的茱麗葉會比較有趣，於是開始想演員，立刻就想到康康。我一直覺得康康這個人很怪，陰陰柔柔、慢慢吞吞的，節奏很奇怪，腦袋不知道在想什麼，又會讓人起雞皮疙瘩，感覺很驚悚（笑）。想到他之後，這個角色就活了，於是開始寫劇本。
另外，我之前一直想拍「臨時演員」，我覺得臨時演員很奇怪，他們被叫來，一天領幾百塊，大家就等在那兒，沒事的時候就聊天、打牌，也不會有人認真演戲。我每次看到臨時演員都覺得他們很閒，覺得做這個工作到底有什麼意義？我覺得他們很有趣，於是想拍這樣的人。
這一陣子，我心態上一直覺得自己很老，可能是因為我又回來拍電影，發現轉眼間十幾年就過去了，這種感覺非常可怕。拍《熱帶魚》時，我才32歲，現在已經快50歲了，卻發現中間一片空白，中年危機就出現了。最近，我不管寫什麼都會寫到中年人的心情，「朱立業」的角色也不自覺地寫成中年人的故事，再把好笑的東西加進去。
您過去拍了十幾年的廣告，期間也一直有人希望您回來拍電影，現在真正重新拍電影，您的心得和感想是什麼？
陳：很複雜。過去十幾年來我一直很矛盾，大家都叫我再出來拍電影，但是我已經沒有熱情了。我是一個很懶散的人，拍電影又是一件很累的事，我覺得拍了也不一定有人要看，那麼累幹嘛？拍完《愛情來了》之後，我就沒有再拍了，雖然中間一直有人想說服我，但我並不是很在意，直到中年危機產生。我一直在拍廣告，拍完也忘了內容是什麼，就像機器人、生產線一樣。我開始想：我已經快50歲了，身邊的朋友身體開始一一出現問題，如果我明天就要死了，會不會有遺憾？想到這裡，我真的有點不甘願。
我現在組樂團也沒人要看，能做的就是拍電影。2008年，《海角七號》很紅的時候，有人認為我的通俗喜劇片可以賣座。我開始變得積極，崗哥又非常勤快，每天遊說我寫劇本，我於是寫了一個武俠劇本，想說要衝一個大的商業片。後來，崗哥又找我拍《茱麗葉》，我原本其實沒什麼興趣，但慢慢有調適，平衡自己的價值觀。首先，我知道這一定不容易賺錢，只好試圖找回熱情，而找回熱情的方式就是「惡搞」。我拍了很多廣告，有時候運氣很好，遇到一些客戶給我很多發揮空間，讓我去惡搞，拍好笑的橋段。只要客戶有空間給我，我會把它撐到最大，這種亂玩會讓人上癮。這次，崗哥對我的態度也是這樣，他放手讓我惡搞、瞎搞，這是這部片給我的動力。我二十年來已經拍過很多東西，讓我繼續拍下去、覺得有意思的唯一動力就是能夠隨心所欲。對我來說，正經地說一個故事很無趣，只有惡搞會讓我覺得有趣，拍《茱麗葉》不算是挑戰，而是一個沒有負擔的嘗試。
我一直在調整自己的心態，以前拍《熱帶魚》、《愛情來了》的時候，我其實有點不平衡，因為那個時代的台灣電影都被定位為比較嚴肅、以導演個人特色為主。我的電影在票房上不錯，但是在影展、評價上並沒有得到太大的認同，所以我心裡有點不平衡。十幾年來，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走影展那條路？或是繼續拍自己想拍的東西？我本身非常喜愛侯導和新電影的作品，最喜歡的華語片是《戀戀風塵》和《阿飛正傳》，這跟我的風格非常不同。我喜歡這樣的東西，但拍出來的東西卻是另一件事，一直非常矛盾。我原本可以繼續走《熱帶魚》這條路，但是拍《愛情來了》時，國片就垮了，我看不到市場，也不知道拍通俗片要給誰看，而影展那條路似乎也不適合，就一直卡在那裡。
直到最近，我才重新覺得通俗電影這條路可走。但是，光是通俗也不夠，只有惡搞可以讓我滿足。《茱麗葉》來得非常是時候，它不是我個人的長片，而是一個小品，可以讓我沒有包袱地惡搞。拋棄包袱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我想把自己的包袱全部丟掉，不想再去想商業或藝術，而《茱麗葉》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也想知道觀眾能不能接受。
這部電影短片作品也帶有廣告的味道，廣告和電影對您來說有哪些差別？
陳：差別很大，我剛開始去拍廣告也很不適應，因為我被定位為電影導演、不會拍廣告。那時拍了很多鄉土劇，兩、三年後，廣告圈才接受我。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被人稱為鄉土導演（笑），我總覺得自己的生長環境都拍不好，為什麼要去拍老外的東西？但在廣告界，普遍認為老外的東西就是好，鄉土的東西就是俗，價錢就低。我陸續拍了十幾年廣告，頭兩年時還會停工兩個月，把時間空下來寫電影劇本，但寫一寫又覺得不夠好，到了第三年就不再寫，專心去拍廣告了。
現在再回去拍電影，有些東西還是很不習慣，節奏和影像的感覺不同，因為電視是小畫面，而電影是很大的畫面。《茱麗葉》出現讓我有暖身的機會，熟悉一下電影，雖然這次還是不盡滿意，時間太趕了，但我很樂觀，只要有惡搞到，其他部份我就不會太在意。
短片以廣告「紅色緊身衣」為主，不只描寫中年人的心情，也具體化中年人的身體，這是您刻意選擇紅色緊身衣的原因嗎？
陳：這部片我找了一群醜男來演，要在他們身上加些東西，紅色緊身衣主要是想搞笑。我在網路上看過有人在賣這種緊身衣，他們會找有肚子的人來穿，看起來就很好笑，我很欣賞這種東西。塑身衣本身就很荒謬，一個中年男人不去運動，穿這個就會變帥哥了嗎？（笑）
此外，片中的另一主軸則是即興發揮的臨時演員。那麼，您在拍片現場也會讓他們即興發揮嗎？抑或是已經寫好的劇本？
陳：是寫好的劇本，但我其實犯了一個錯誤。以前我很會寫對白，但這次的對白比較不口語，加上很多演員沒有演過電影，他們都很尊敬電影，所以幾乎都照著劇本演出。唸起來怪怪的，但卻是我自己寫的對白，我其實更想讓他們即興演出。
不過，劇本沒有寫到動作，我會在現場教他們，演一次給他們看，大家都會一直笑，我拍這種片在現場會很三八。我以前沒發現我這麼喜歡拍喜劇，這次才讓我發現自己真的很愛拍喜劇，因為過程很快樂。
最後，請推薦【放映週報】的讀者一個非看不可的理由。
陳玉勳：這真的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而且很好看，所以非看不可！
沈可尚：我覺得這部片是台灣這三年來最老少咸宜、平易近人，又充滿創作誠意的電影，不管是哪一個族群的觀眾，都可以在這一個半小時裡享受到電影的樂趣！
侯季然：在眾多談論愛情的國片裡，《茱麗葉》是真的有觸及到寫實層面的，例如愛情中的醜陋、不堪、沒有自信、絕望等等，所有曾經在愛情裡渴望和受傷的人，都會對這部片的各種情緒有共鳴，而且並不夢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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