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189 2008-12-26 | 影展 |
旅行的歧出與位移
王派彰談【旅行/移動】影展
文 / 陳平浩
德國新電影重要的導演之一,文‧溫德斯,於今年秋天造訪台灣,再次掀起了一波「公路電影」的熱潮。溫德斯的電影往往指向一趟具體或者無形之旅程,其不斷流動之影像以及各部片中苦惱憂愁的旅人形象,在移動與停滯之間,深深擄獲台灣文藝青年影迷的喜愛與神迷。



恰巧,於溫德斯旋風訪台之後,光點國民戲院在歲末年終之際所推出的【旅行│移動】影展,似乎正好延續了溫德斯的旅程,而且是以更廣闊的幅度、更紛歧的路徑,繼續追問旅行的意義。



當今談論旅行,大致上多以下述幾條路徑(routes)切入。首先,旅行是個人層次的 grand tour 或啟蒙之旅,動線或是離家、或是返家、或是於返家之路上永恆失落了家園…,其內在風景則可能是成長、失落、或是必要的創傷,背景音則是一聲召喚、一首抒情曲、或是一闕哀歌。再者,「布波族」(布爾喬亞+波西米亞)式的旅行,一方面召喚了人們趨之若鶩 (無論是以觀光團或背包客的形式出現),另一方面則是在政治經濟學立場上備受批判。「生活在他方」,可以是布波族歷久彌新的鄉愁 (有時是以不斷推陳出新的商品形式來製作不斷更新的鄉愁),也可以是一趟尋求與他者相遇、勇於和「他者之臉」面對面的旅程 (這是法國哲學家 Levinas 的要求)。因此,當旅行發生在當今全球化的情境之中,可以是獲益階級逃離土地與空間之束縛、與資本與商品一同自由流動(此為Zygmunt Bauman 的觀點),同時也可以是受害者流離失所、以難民或移工身份在全球化網絡的夾縫之中進退不得的旅程。若是延續全球化的路徑,當今旅行得最為迅速頻繁、幅度也最為遼闊者,莫過於影像之流通、電影的旅程:攝影機從二十世紀初人類學家手上,迄今輾轉回到原住民手中,可以紀錄與鎮壓,也可以實踐與反抗。當今全球化時代,電影的資金匯集、籌劃製作、行銷流通,幾乎皆以全球作為運作範疇(不是工廠就是市場):比如好萊塢的全球電影工業、亞洲的合拍片、好萊塢投資亞洲電影、收購版權改編亞洲電影成好萊塢版本…同時,在地影像或反抗影像卻也能夠在每一條壓制路徑之中歧出岔開、另闢蹊徑,甚至還或許能夠反向回擊。



在光點國民戲院這次的影展之中,策展人王派彰於影展題名中別出心裁地在「旅行」之後加上了「移動」(displacement)一詞。然而,僅只動用一詞似乎就把上述思考旅行的諸多框架,紛紛加以整體移位了(而且似乎就是只有這個詞彙有足夠的動力與能耐),翻轉出許多更加細膩的面向與層次,而且扣緊了「追問電影本質」此一核心。在本期專訪之中,王派彰從特定的、具體的地點與交通工具出發,往抽象的、隱喻的、哲學的路徑與領域前行,將「旅行─移動」的概念,與電影、觀看、思考…等等加以連結與再連結,呈現出豐饒的風景映象。或許本期頭條專訪的製作,可以讓處於「在地單車環島」以及「與世界接軌之高速鐵路」二者之間多少顯得進退往返的台灣,多一條「林中路」式的路徑。
談起「旅行」,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具體的「地點」或「目的地」。我發現這次影展中的旅行地點,「美國」和「非洲」就佔了一半。這兩個地點或地區,在許多層面上似乎正好代表了截然不同甚至對立的兩個端點。可否請你先就一點開始談?
王:或許這是一個巧合。事實上,我在選片時,並沒有特地或刻意集中挑選美國和非洲這兩個地方的影片,一開始我也想要選入一些拉美或古巴的作品,可惜最後無法取得拷貝。

若要討論有關「美國」這一個地方的影片,我會以安東尼奧尼的《過客》和羅伯克拉瑪的《美國一號公路》作為代表。以《美國一號公路》而言,我第一次看到這部影片時相當感動。其實我自己的立場比較傾向於反美、對於很多美國的東西都不太喜歡;但是當我看到這一部影片之後,卻十分受到觸動。導演羅伯克拉瑪和我一樣,其實不甚喜歡美國的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中那種箝制人民生活的意識形態。克拉瑪當初反美、同時也被美國所排斥,於是離開了美國,多年之後才再次回到了家鄉美國。此時,他就只是靜靜地去拍攝美國,凝視著他所熟悉的這一切。你會發現:他對這一塊土地終究還是有認同、有感情的;所以,在觀看的過程之中,你會發現你平常那一種政治上或文化上反美的情緒反而很微妙地被移開了、被釐出一個距離來了。這部片的導演克拉瑪知道自己對於美國的諸種現象感到無能為力,在這種心境之下選擇離開,日後又返回美國之後,那樣子的心情是和我們這些不是美國人的反美立場與心境很不一樣的。克拉瑪那種細微地、細緻地去看待原本他所無法接受的事物,而後又去轉變了原本想法的這一個過程,在影片之中呈現得非常深刻飽滿;就算在那影片裡僅只幾秒的鏡頭中,你都可以看見克拉瑪對於美國的態度的轉變。這樣子的轉變,以及如此轉變中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其實是很難以政治上或文化上的對抗詞彙去簡單地描述出來的。然而,這樣的內涵,其實就是我這次策劃【旅行/移動】這一個影展之中最為核心的部分。

至於非洲,黑蒙.德帕東導演的《非洲,你還好嗎?》這一部片,和《美國一號公路》的狀況有所類似。德帕東在他擔任攝影師的時候,就對非洲相當熟悉了;在拍攝這部影片之前,他曾經去過非洲很多次,之前就已經拍過了兩部有關非洲的紀錄片。在拍攝這部影片時,他又重新地回到了非洲、造訪了很多國家。這部作品的中譯片名雖然是「非洲,你還好嗎?」,但是在片名的原文中,其實是「你是在痛苦中,可是你還好嗎?」。 德帕東明明知道非洲的狀況不可能會改善、或者離改善還十分遙遠,但是他還是帶著「紀錄片本身的能量」再次去觀察、去記錄非洲。這樣子的影片,通常有一種巨大的力量。我們常常會認為,由一個白種人或者黃種人去觀看非洲,感覺上像是在窺奇另外一個世界、另一種民族。但是,德帕東的厲害之處,就是這部紀錄片會讓你覺得:你和片中的他們一樣都是人,如此而已。你可以從中看見那種「人類希望可以過一種更有尊嚴的生活」的這種渴盼。

總而言之,這兩部影片,無論是《美國一號公路》或者《非洲,你還好嗎?》,事實上它們都很微妙但又很劇烈地改變了我們原本觀看那一個地方的視野。正因如此,這種影片的價值就出現了。

除了旅行「目的地」,還可以談旅行過程中具體的「交通工具」。除了公路電影的汽車、切格瓦拉的機車、台灣由《練習曲》帶動的單車,這次影展中許多影片都有火車。這是巧合嗎?影史最早一部片就是盧米埃的《火車進站》,可以請你多談一下影展序文裡「火車」、「電影」、與「觀看」之間的關係嗎?
王:其實並不是一種巧合。如果從電影史的角度來說,電影誕生的很早期,就曾經出現過一種「火車電影院」:由於火車的容量體積足夠,可以載運那些放映電影所需的大型機具設備,所以火車可以「搬運電影到各地」去做巡迴放映。如前所述,電影很早就和火車有所關連,「火車電影院」如此的放映機制和運作方式,也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火車和電影,在當時同屬於「高科技」的機械產物;二者的結合,乃是藉由火車的載運,讓一些無法旅行的人,也可以藉由電影的放映,帶來不同的視野。其實,現在國外就又開始舉辦所謂的火車電影節,以這樣復古的巡迴放映形式,讓當代的觀眾再去體會火車與電影的關連性。這也是我在這次影展序言中,之所以談到了安哲羅普洛斯《霧中風景》中火車場景的原因之一。

其實有相當多的導演喜歡拍火車,在台灣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侯孝賢。當一位導演在拍攝火車的當下、或者拍完了火車重看那一幕的時候,都會有很微妙的、不一樣的感受。這是因為,拍攝火車的過程之中,其中內含了好幾種不同的「節奏」,不斷地、同時地在運行。我們可以回想或設想一下,當我們坐在火車裡時的情境:視覺上,車窗之外的景觀與視野,其實不停地流動、轉變;同時,還有列車行進時輪子和鐵軌之間碰撞摩擦的聲響;還有,接續了或延伸了列車的行進過程,車廂座位上的乘客身體,也似乎被牽引了、搖撼了,因而處在一種持續晃動的韻律之中…。

若把搭乘火車視為一種觀看活動,那麼,如此的觀看,就是一種「被觸動、被牽引、被搖撼的觀看」,這本身其實就很像「看電影」的活動。這也就是電影之所以很愛拍攝火車的原因。甚至,除了火車本身的節奏之外,其實還存在了許多不同的小節奏,會想要把火車本身的節奏停下來。比如說,即使是當今好萊塢的商業電影,也仍然時常拍攝火車。舉一個常見的例子來說,假如某部好萊塢電影中有一個在火車上進行爆破的場景,像是阿湯哥那部有名的《不可能的任務》,主角的任務之一,就是試圖要把正在行進中的高速火車給停下來。其實,這也就可以視為我剛才所說的那種電影以及電影活動之中同時包含了「移動」與「停止」的隱喻。在那種火車不斷前進又試圖被迫停下的運動中,對於片中主角、對於戲院觀眾的心理,也會產生影響與晃動搖撼,在電影如此前進與停止的運動過程之中,人物與觀眾都產生了改變。

在這次策劃影展的構想之中,我就是想把這個論點去加以擴充和延深。在這樣一個「火車電影」的隱喻情境之中,透過火車,我們似乎可以讓「觀看」不只是觀看而已,還成為一種「思考」活動。因此,思考和觀看,以及這二者如何存在於這一個世界…等等,這些看似複雜的元素,其實可以通通都集合在、匯聚在「拍攝火車」的過程之中。

這麼說來,這次影展並不只是公路電影、也不只是火車電影,而是關乎旅行所帶出來的「觀看」與「思考」嗎?
王:當然,當我們一開始談到「旅行」時,都一定會先談到「公路電影」。這樣的影片,在一開始的發源處,都是有一點像是人類學或民族誌的影片,到一個遠處去、去拍生活在他方的人們的生活方式。若要如此從公路電影出發來提問亦可,但是我始終仍然希望可以把問題再慢慢的帶回到、抵達到所謂「電影是什麼」這樣一個面向,由這樣的角度去切入。一般我們所熟知的公路電影,多半都是經過一段旅程之後,慢慢的「認識自己」或者「找到自己」;或許,這兩者都不會發生,但是卻發現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觀看方式變得成熟了。

其實更讓我感興趣的是:一般來說,當我們看電影時,最常出現的其實是一種特別的「抗拒」心態,畢竟,影片中所呈現的生活,與我們原本的生活型態並不相同。然而,有些電影的情節、或節奏、甚或導演觀看世界的方式,會慢慢的把我們帶入我們原本所抗拒的那個世界;當我們進入這樣的世界之後,我們就和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切割」了。這樣的狀態,其實十分相似於旅行;很多人之所以去旅行,也是希望能夠改變當下所處、現在的狀態。而當我們進入「旅行狀態」當中、當我們開始計畫旅行、或者當我們開始看電影時,我們也就開始有了「變化」,會改變觀看世界的方式、並且調整自己原本的位置。就在如此永遠不停的切割、改變、切斷的過程中,在「不斷切割」與「重新再連結」各種關係的運動之中,讓我們得以去思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旅行才是「旅行」,而不是「觀光」;同時,電影也才真正地變成了一種思考活動。這也就是我之所以在影展名稱的「旅行」後面、加上一個「移動」的字詞。在旅行、在電影的過程之中,有一個運動在進行著,同時還有更多、無限多的活動在切割著它,然後讓它不斷地改變著它的位置;所以,光是有一個運動還不夠,在一個運動之中,還包含著更多細小的運動。對我而言,基本上這就是電影的本質。

因此,你首先是把旅行看成是一個「過程」,重要的是此過程之中各種形式的「運動」和「移動」。那麼,這些觀念又是如何在電影文本、影片本身的敘事和運動之中呈現、落實、具體化的呢?
王:這次影展中的《晃遊日記》,是從一個「計畫」而來的:劇中主角決定搭乘火車,一路上在旅程之中一站一站地停下來觀看周遭的世界。這是一趟非常具體的實質的旅行,我希望把這樣有計畫、有次序的旅程帶進這次影展之中,設定為一端,然後朝向另外一端、一個抽象的地方去。我所說的另外一端,其實就是影展中《薩拉戈薩的手稿》這部影片。事實上,這部片和旅行完全無關,它只是故事中的人物在敘述另一個人物的故事,接著這一個人物再去述說另一個人的故事…這樣一直敘述下去、似乎永遠無法停止。我希望觀眾在這樣的情境之下體會到:電影也是如此,當你一進入電影的世界之後就無法停止,除非電影敘事被迫中斷、然後再講述下一個故事;觀眾被迫停止一個經驗、然後再重新體驗另一個新的經驗,由於一個新的經歷的出現,我又可以被帶往下一個經歷。這樣的體驗,其實也很像是在旅行:我們雖然脫離了原本的生活世界、出發去旅行;但是當我們在旅行之中看到了某個事物時我們又會想起某個在我們原本生活之中的相關物品;在旅行的過程之中不斷地去串連你看見的物品並且歸納它整理它,這樣的狀態是不是很像我們在看電影的狀態呢?因此,《薩拉戈薩的手稿》中真正的旅程,應該是敘事旅程、看電影的活動。如何去思考電影的敘事和結構,這對一般不熟悉電影的人來說,聽起來好像很深奧很艱澀,但事實上一般人在旅行之中,其實就能夠瞭解這樣的東西。要是再回頭看剛才提到的《晃遊日記》這一部片,我們同樣會發現:它雖然是非常有計畫的去執行一趟旅遊,我們甚至會以為在計畫之外不會發生任何改變,但是,當片中主角真的踏出去、開始旅行的時候,他所接觸到的聲音、畫面、人事物其實也都是正在改變的,這同樣也是一個有無限可能性出現的敘事。

所以說,縱使你計畫了旅程,然而意料之外的、偶然性的事物卻是一直出現。似乎,你所要強調的重點是「改變」?同時也包括了電影本身所內含的、所能催生的改變?
王:對,而且是不斷的改變。所謂的晃遊,就是切斷之後不斷地再繼續。這比較不同於一般的好萊塢電影。一般的好萊塢電影,往往不會給你脫離常軌的故事性,因為它擔心觀眾沒有能力去抓住太複雜、太多歧出的故事線。

我希望這次透過一般的好萊塢片和抽象的紀錄片讓觀眾去了解:雖然他可能無法接受前衛紀錄片和實驗性比較強的影片,但事實上這兩者是是一樣的。當我們可以接受一般好萊塢的公路電影時,其實也就可以去接受實驗性較強的影片。譬如說,《末路狂花》可以說是好萊塢電影中的公路電影,電影中的二位女主角乃是「被迫旅行」、必須上路逃亡、被迫去追求一種速度,而她們逃離的速度,必須比那個對她們施壓所產生的速度還要更快更劇烈。最後的結局,是讓一切毀滅爆炸,最終解脫。這種「失速感」其實比一般觀眾原本所預期、所想像的還要更快速、更巨大。或者說,旅行或電影可以帶給我們的「快樂感覺」,其實就是這種「失速感」,一切都無法控制;試想,如果一切都在掌控之下,我們反而就不會有那種快樂感覺了。


你提到了「速度」以及「失速」,這似乎是一般談論旅行時很少被提及的面向與元素?速度和電影又有什麼關係呢?
王:事實上,「速度」這個概念,同時涉及了時間與空間、是以時空兩個元素去定義出來的,所以,「速度的改變」其實也就是「空間的改變」。譬如說,《生活在他方》這部影片,是導演尼可拉斯‧葛霍特決定在千禧年時,一個月在一個地方拍攝,最後組成完成的一部片子。 總共拍了12個片段、然後形成了一部電影,在拍攝電影的同時,也改變了空間;而觀眾在這部片的四個小時之中也看遍了世界。看完之後你會發現,雖然是拍攝不同的面孔,但是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平凡的人類;你也會突然發現,片中的「速度感」與「空間改變」,在我們觀看的當下時,看似消失不見了,但是它其實始終還是存在於那裡。這樣的影片,可以說是同時容納了不同的速度感和空間感。另外一個例子,則是文森蓋洛所拍攝的《棕兔》,其中有一段影片,是主角的一台摩托車被放在貨車上、在機車從貨車上搬運下來的過程中,因為天氣的關係,熱氣讓摩托車的形狀變樣了,感覺這輛機車像是在空中飛浮──這樣的畫面,就讓我們直接地看到了速度與空間在影像上瞬時之內的改變。電影的魅力,就是建立在速度、空間、和時間上的改變。

我很喜愛賈克大地的《遊戲時間》。當初你怎麼會選入這部電影呢?
王:《遊戲時間》其實很接近剛才所談的《薩拉戈薩的手稿》。《遊戲時間》雖然是描述胡洛先生在一個城市之中旅行,而且他已經旅行至一個未來城市。然而,這部電影也並不是真的在談旅行。

這部電影對於「未來世界」抱持了一種悲觀態度。未來世界,一般說來似乎就是要以一套制度和規範去建立,而且所有的人都要去遵守這套規範,那麼,我們就可以把世界帶往最高層次的、更適合人居住的未來。對於這樣子的論點、對於這樣一套理論,賈克大地的立場其實是完全加以否決的。賈克大地動用了相當多的人力與金錢,搭蓋建造出片中如此一座未來之城的場景;然而,在影片之中似乎處處又都隱含了即將滅亡瓦解的徵兆。《遊戲時間》迥異於好萊塢電影的地方是:它讓我們看到了規則秩序慢慢崩解、在我們面前變成了一個悲劇性的喜劇。而且,似乎是光憑賈克大地在片中所飾演的那位胡洛先生一個人於誤打誤撞之中,就讓這整座未來城市土崩瓦解了…。我們可以說,影片中所呈現的規則和秩序,一旦出現了或遇到了問題,居然就會造成全面性的、整體性的崩潰。

如果延伸上述所談及的「改變」,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向去想:當我們改變了時間和空間,哪怕只是一點點改變、或是一點點的位移,我們對於世界的看法,就有可能會完全不一樣、就有可能出現一種天翻地覆的改變。

可以談談《家》這一部影片嗎?片名似乎和旅行與移動無干、影片介紹裡又說這是一部「倒著的公路電影」。
王:這是一部很特別的影片。片中的家庭,完全不願意搬家、抗拒移動。故事是在描述一個家庭落居於一條尚未完工的公路旁邊,他們認為找到了一片人間樂土,想要藉此遠離世界。可是,有一天原本荒廢的公路完工而且通車了,它所帶來的車流,是一種不斷移動的狀態。如此的速度感,破壞了原本他們不想移動的生活。這和《天堂之日》有異曲同工之妙:片中的人物處於一種「想要停下來、卻又停不下來」的情境,那種想要安定下來、不再流浪的心情,在現實生活中就是無法實現。因此,我把《家》這部片子納入這次影展中,其實是想把它當作一個對照,對照於影展中其它影片所涉及的移動,提供一個反向思考。儘管如此,事實上所有電影就都是在「動」。這部影片拍完之後,很多法國雜誌訪問過這部影片的導演烏蘇拉梅耶,她也仍然說:對她而言,所有的電影都是旅行。


最後,可以特別推薦影展中的一部影片給我們【放映周報】的讀者嗎?
王:如果只能推薦一部,我會推薦阿巴斯的《闖渡客》。這是阿巴斯1974年所拍攝的第一部劇情長片。這是我最早看到的阿巴斯作品,我個人覺得是他最好的一部片,
我也很驚訝台灣從來沒有放映過這部片。

整部影片,其實在談的就是「觀看」這件事。和安東尼奧尼的《過客》一樣,《闖渡客》裡也有一位攝影師。片中的小攝影師有一台相機,但是裡頭沒有裝入底片;但他竟然四處騙人、以幫人拍照來收錢,一切只因為他想要湊交通費去看一場球賽。最後,他終於抵達足球場,但是他因為太疲累了,最終還是沒有看到足球賽。

整部影片充滿了關於「觀看」、「旅行」、以及「腦中想要看到的影像」的隱喻。片中的小主人翁讓我們知道:他想要看見的,是現場的真實球賽,而不是照片中的球賽。和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一樣,這部影片也很高明地讓我們看到:我們所看見的照片中的影像,其實並不是真正的影像;真正的影像,其實存在於我們的腦海裡。而你若是想要真正看見腦海裡的影像時,你就必須有所行動。這就像是旅行之前,我們翻閱了旅遊書和旅遊指南之中的圖片,但它們都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看的;而當我們為了去看那些照片中的真實事物、而出發去旅行時,我們就會知道,我們所要看到的影像,絕對不是旅遊書上面的圖片,而是真實的事物。這裡頭複雜的辯証關係,其實是觀看、思考活動、以及位移之間的關係。所以,雖然影片中的主角,最終沒有看到足球賽,但是對我而言,他其實看到了:他代替所有其它人去做了觀看這一個動作,他把觀看慾望達成了、並且把它釋放掉了。或許阿巴斯拍攝此片時並沒有我所說的這種意圖,但是他卻十分精準地拍到了這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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