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書宇：《九降風》大體還是我的自傳性故事。宗翰是鄭有傑的學弟所以我們才會認識，我看過他以前的劇本，也跟他聊天，彼此感覺蠻親近。他文筆好，想法也很不錯，有些特質跟我很不一樣，我喜歡那些不一樣，兩個人合作，可以避免我困陷在自己的主觀裡面。此外，宗翰的年紀恰好是電影人物的年紀。我一九九四年高中畢業，但刻意把電影裡的時空往後搬三年，搭配職棒簽賭案這個背景，而宗翰比我小三歲，九七年正好是他唸高中的年代，他寫的那群高中生更接近他，所以他對人物語言運用和當時的流行文化掌握比我更精確。

我們合作的方式是：我先把整個分場大綱寫出來，寫了蠻厚一本，然後丟給他，他把大綱劇本化，從文字描述轉化成對白與動作，再丟還給我，我看完挑出覺得需要修改的部分，兩人三不五時坐下來聊天，討論應該修改什麼、怎麼修改，之後劇本由我來改，改完再丟回給他看，他看完後同樣挑出問題、兩人討論，然後輪到他去改稿……劇本是這樣慢慢來回交換、琢磨出來的。

林書宇：角色的刻畫其實蠻簡單，都是從我高中時代的好友身上找個性藍圖，當時我身邊的那群人，個性確實那麼不一樣，我想那些差異是在群體裡自然而然互動出來的：有人像leader，就會有人在旁邊搞笑；有常出鬼點子、嘴巴很賤的人，也會有樣貌最兇、最不容易親近的人。一群人當中，你總會看見這幾種人物。當然，劇本完成後丟給演員，每個角色又會融入演員本身的特質。畢竟都是新演員，不可能要求他們完全變成劇本裡的角色，但我找到他們的時候，就知道他們原來的個性跟角色已經有百分之六、七十的相似度，在這個相似度上，我們一起慢慢累積，試圖讓他們更靠近角色，或讓角色更靠近他們，兩種方式都可能採用。

因為戲劇性的考量，我不希望人物的背景太相像，畢竟同一部影片裡有那麼多角色，如果他們彼此太相似，我擔心觀眾無從分辨；但又沒有太多篇幅分別陳述每個角色的背景，所以便從場景上做設定，比方七個男生中，阿翰是有錢人家的小孩，影像上就直接讓觀眾看見他家有很大的電視，他跟弟弟就算在家裡也穿得很好，房屋本身也比較明亮乾淨。

林書宇：原始劇本很長，超過一百四十場戲；一開始我很天真，心想大不了做一部三小時的電影，但後來製片提醒我，現下的國片市場比較難消化篇幅較長的影片，所以開拍前已經刪到只剩一百一十幾場戲了。後來剪出一個兩個半小時的版本，影片本身很完整，但兩個半小時還是太長，仍然需要刪減。影片修到短於兩小時的時候，愛情戲還在，其中有一場旅館親熱戲，表現小湯和小芸不知如何面對阿彥的死亡，只能向彼此尋求慰藉，我們的剪接師看到毛片就哭了，是相當感傷，也蠻感人的一場戲；但修剪影片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些感情戲讓影片結構有些失衡，因為阿彥過世之後，每個人物的故事都開始做收尾，多加一段愛情故事等於要製造另一個高潮，那麼影片的主題便可能偏失掉，而我想強調的畢竟是友情的部份，所以只好割愛把愛情戲抽掉。

我很喜歡那幾場愛情戲，兩位演員的表演很好，有一場操場邊的對話戲，一鏡到底拍兩到三分鐘，是一段安靜的對話，小湯和小芸聊了很多都沒有提到阿彥，但其實談的內容全指向阿彥；我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考慮該不該拿掉這些片段，最後還是顧全了影片的整體性。我想，一旦考慮到劇情長片的故事架構，最完整的東西不見得會是最好看的，所以終究必須有所割捨。

林書宇：我一直覺得自己沒有把女性角色處理好，確實，這部份比較弱。我覺得我處理的，是男生眼中的女生的樣子，那不見得是女生的樣子。我之前的作品都從男生角度出發，女性很難講得深刻，當我把男生處理得很寫實，女生的處理就顯得失去平衡。所以我的下一個計畫，是找一個女生跟我一起寫劇本，因為故事主角將會是個女生。

林書宇：這是刻意的安排。片子裡，除了曾志偉飾演的阿彥爸爸和棒球選手廖敏雄是男性長輩，醫院裡沒有醫生出現，出現的是護士，學校裡沒有男老師的聲音，教室裡教課的聲音都來自女生。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們這個世代的男生是被一群女生帶大、養大的，父親形象不太存在。我不知道我爸爸的年代是什麼樣子，我對爸爸的印象是，他一直在工作、一直在書房唸書、一直在敎書；我見到他的時間不多，他的學生都比我認識他。平常都是媽媽在敎我，爸爸出現的時候就是要打我、處罰我。我跟其他同年紀的人聊，他們也有類似的經驗，可能一九八、九○年代，男生真的都在外面打拼，都在工作、賺錢，所以我刻意讓《九降風》說出這件事情來。

這群男孩是被一群女生帶大的，女生在電影裡面，是比較具正義性、權威性的角色，父親形象則是球員，是腐敗的、不可信的。電影一開始不多久，就說出了阿彥的爸爸永遠不在家，媽媽問有沒有看到爸爸，他說沒看到，等他出事了爸爸才出現，而且出現之後也是無能為力的。

林書宇：劇本的結局原來不是這樣。我寫劇本的時候沒有想到能請廖敏雄來客串演出，所以最初的設定是，小湯到屏東後找不到廖敏雄，只看到時報鷹的二軍選手在練習，當時還寫了一段感人肺腑的對話，讓一個二軍打擊手跟小湯解釋打假球的原因，似乎在幫自己找藉口去接受假球事件，畢竟長大一點、了解更多之後，知道選手的選擇是出於無奈、出於黑道與社會環境的壓力，不是真的那麼貪錢，所以想替他們說些話。寫完那樣的東西之後，對我自己來說好像沒有說服力，像在給自己找藉口或給球員找藉口。

劇本一修再修的過程中，去跟雄哥聊天是一個關鍵的轉折。因為劇本裡一直提到他，引用的電視畫面也都有他，總需要告知並且得到他的同意，所以我們去找雄哥。當時感覺很害怕，畢竟是在挖別人的傷痛，幸好雄哥自己已經走過來了，而且很大方地跟我們分享當時的心情。他從自己的國小生活講起，一路說到巴塞隆納奧運和中華職棒，以及後來被判終生禁賽回屏東找工作，連應徵送牛奶的工作都沒有人用他，因為大家都知道假球事件；但他走過人生最黑暗的時期，現在又在大理高中當教練。跟他聊完之後我很感動，他的釋懷讓我感動，很高興他有勇氣繼續走下去，而且現在走得很好；當然我們覺得，如果當時他繼續打球、出國去比賽可能是另一個陳金鋒，想到這些便覺得可惜，可是看他現在調適得很好、過得很好，自己對整個事件的憤世嫉俗也少了很多，對當年發生的事情似乎也適懷了一些。因為雄哥很親切，我們開始動歪腦筋，想，能不能把雄哥放到劇本裡面，然後找他來演，所以才想像小湯碰到廖敏雄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的結尾有點曖昧，但我希望它還是光明的，像雄哥的精神——勇敢往前走，不去沉溺過往發生的事情；繼續走，才會出現釋懷的結局。最後一幕，小湯投球，音效回到蔡明里的播報：說著說著對方打得相當結實，左外野方向飛球過去了，homerun……就是希望過去那些美好的東西，儘管有點感傷，還是被珍藏在一邊。

林書宇：訓練是跟我的好朋友黃健瑋一起做的，健瑋算是這群新演員的表演老師。訓練的前半段，由健瑋訓練演員尊重自己的身體、發聲、走路、鍛鍊體能，做演員的基本功課，後半段角色分析的工作由我來引導，以幫助演員進入角色。

訓練過程要求演員針對九○年代做功課，讓他們分組報告九六、九七年的流行大事，請他們自己先開會、想好怎麼呈現這個報告，希望他們用表演的方式去表達。

林書宇：也沒有非常盡力追求。開始工作之後，美術問我想要什麼風格的場景，我沒有答案給他們，我跟他們說，不要去想風格，去想角色是誰，他們住哪裡、是什麼樣的人。然後我要求所有需要做造型或視覺決定的工作人員，一定要先認識演員、了解劇本；知道每個角色是怎樣的人，才會知道他們的房間是什麼樣子、該怎麼去佈置。恰好我們的工作人員多是三十幾歲，都在九○年代成長，場景的樣貌因此蘊藏很多共同記憶。

寫劇本的時候，我要的場景都在我腦袋裡，因為我寫的是我的故鄉，我知道我想像的房間實際上存在於哪裡。像小湯的房間其實是我表妹的房間，當然我們稍微修改了房間的樣貌，從我表弟的房間多搬了一些東西進去；戲裡很多場景是這樣做出來的。

林書宇：對，像我說的，我不特別追求一種風格，我希望一切都是出自於角色。這樣說吧，小湯的房間絕對不會出現少女漫畫，因為他不是看少女漫畫的人；阿彥的房間不可能只有他自己的東西，因為他的一群朋友常常去，一定會在那裡留下一些什麼，那些東西跟阿彥自己的生活品味不見得有關係。

林書宇：這又得談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對我的影響。不論是在哪個時代成長的人，他跟那個時代是分不開的，這個體悟對我來說蠻重要。但我要求寫實度存在，又不希望寫實度干涉觀眾看戲。我知道身為觀眾，有時不見得非常在意時代細節，只想看角色和劇情的發展，所以我把時代作為背景，背景存在就好，我對時代下的工夫反而不及對演員下的功夫深。

我國三的時候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當時最驚訝的，就是楊德昌導演能在九○年代拍出他高中時代的年代氛圍，雖然不曾經歷那個年代，但我完完全全相信那個年代存在。相信銀幕上看到的東西對我非常重要，不論哪一種片子，即便是《變形金剛》，如果機器人造得假、動畫處理不逼真，你就很難相信它。不管什麼樣的故事，我相信道理都是一樣的，都需要提高完整度和可信度。可信度的另外一面是演員的表演，一個演員的戲不好，觀眾覺得他在「演戲」，也會跟著很難「入戲」。《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把時代和表演都處理得非常漂亮，漂亮到像我這樣一個在九○年代成長的孩子，也能完全認同張震飾演的角色，而且對他的遭遇感同身受！這是楊德昌導演故事說得好的地方，不但故事說得好，而且氛圍營造很成立，因為氛圍成立了，我不用去在意氛圍了，就可以好好看故事了。

林書宇：新電影多少有點影響，畢竟我們是看新電影長大的。但同時，我們也是看港片和好萊塢片長大的啊。五月〈印地安納瓊斯〉系列第四集上映我一定會去看，因為前三集我太愛了，我對這些東西也有感情。但怎麼說，尤其年紀越來越大之後，對自己成長地方的情感越來越濃厚，出過國反而更喜歡台灣；雖然住在加州很好，但總還是故鄉的生活比較舒服、輕鬆、愉快，即使社會或政治情勢很亂，還是喜歡這個地方。

林書宇：對，是戲劇性，我並不排斥戲劇性元素或戲劇化的說故事方式。台灣新電影有很多氛圍式的元素，充滿感受性、自我內省式的味道，那樣的味道我也很喜歡，但覺得自己並不擅長，我不覺得我做那樣的東西可以做得更好。另方面，小時候受西方教育對我的創作也有影響，在西方教育系統裡，故事有三幕劇的傳統，需要戲劇性和衝突，然後再解決衝突。

我不太在意「風格」，覺得風格出自喜好，一個人喜歡什麼東西，就會拍出那樣的東西來。我選擇呈現形式的時候，會先看故事本身、角色本身，再考慮用什麼方式去拍最好看；所以我大學時候拍的《嗅覺》，跟在美國唸研究所時候拍的《跳傘小孩》很不一樣，《跳傘小孩》又跟《海巡尖兵》很不一樣，《海巡尖兵》也跟《九降風》不一樣。《九降風》對我來說有點懷舊，多少帶著情懷；《海巡尖兵》比較批判，當中含有很多暴力和憤怒；《跳傘小孩》則是對一群小留學生的觀察，當時我覺得用近似台灣新電影的美學手法去說他們的故事，營造的氛圍最漂亮。

林書宇：當然會啊。但我會等自己準備好的時候再拍那樣的東西。這也可以說是年過三十才拍長片附帶的優點吧，雖然野心很大，但不會做自不量力的事情。

做為觀眾，我有時候也會覺得，同樣花兩百多塊錢買電影票，能看《神鬼奇航》這樣的製作真是太划算了；但我能給台灣觀眾的是另一種滿足。我不挖苦人，也不要求觀眾思考人生大道理，但要讓人看完電影之後，心裡是滿滿的感動，這是在有限的製作條件下，我能做到的。我不特別想拍苦悶的東西，去讓觀眾感覺苦悶，尤其拿投資者的錢拍片，還是需要一些責任感，而我也希望觀眾對我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

我一直試圖處理商業與藝術的平衡，希望《九降風》多少完成了這個理念，未來也能繼續維持類似的平衡。能出國拍片、到國際影展得獎當然是很開心的事情，但那不是我的首要目標；我希望照著自己的品味，拍台灣觀眾認為值得付兩百多塊錢看的電影。

林書宇：很難說，但一貫的氣味還是保留著，順從自己的喜好去發展。畢竟我才活過三十幾年，沒有那麼多經驗可以被創作消耗，所以還是需要設想其他人的故事，但會基於自己對某些題材的興趣才去做。

我喜歡的工作方式，是沉澱過的東西才去處理、拍攝。過幾年我也可能想挑戰自己，去做讓自己害怕的東西，但目前的創作，還是會選擇沉澱過的題材；不論當兵或高中時代的故事，都是離開一段時間、保有一段距離、可以好好回頭看了，才會化為電影。

目前想到這輩子一定要做的事，是繼續在新竹拍片；我的下一個創作題材也是在新竹發生的事情。

林書宇：像我剛才說的，我的經驗形塑我的喜好，這就是所謂「青少年視窗」：一個人在十三到十八歲間喜歡的東西，其後一輩子都不會不喜歡它。我的品味來自我的喜好，而我在青少年時期累積的喜好，決定我現在怎麼拍東西、怎麼看東西、怎麼觀察東西。比方，我在影片中要求寫實度是受台灣新電影影響，但同時，我運用的戲劇性元素，則受西方戲劇和好萊塢電影影響。小時候看Tom Cruise的電影，讓我在每部影片中都要創造一些帥哥角色，這就是好萊塢電影的養成。

回台灣和每個導演工作都會從他們身上學到不一樣的東西。像蔡明亮導演，他的創作能量讓人感覺這真是一個藝術家在工作。跟他一起工作之前，我是他的影迷，喜歡看他的電影，總覺得他創作的時候應該就是把自己腦袋裡的東西丟出來，不管別人看得懂不懂。但跟蔡導工作，會發現他每用一個鏡頭都會問：觀眾看得懂嗎？當然他所認知的觀眾和我認知的並不一樣，但他的確時常問自己：這場戲要表達的東西做到沒有？觀眾看得到嗎？這麼一個電影藝術大師都還時時替觀眾著想，我更沒有資格自負地說，我就是要拍我要的電影。此外，雖然蔡導常要求演員做一般可能覺得很殘忍的表演，但在他身邊，我感覺到他比誰都愛他的演員；因為愛他們，當他要求他們做殘酷的演出，他比任何人都要心痛。所以就愛護演員的態度和工作精神，我從蔡導演身上得到很多啟發。

《刺青》我參與蠻多，從劇本討論到分鏡討論，周美玲導演都給我蠻大空間參與創作。拍美玲片子的時候，我發現她跟工作人員相處的方式讓每個人都喜歡她，這也非常重要。至於鄭有傑，我們一直與對方分享操作失誤的經驗，然後提醒彼此不要去犯錯，透過互相提醒一起成長，也進行良性的競爭。

林書宇：我覺得我們這一輩創作者比較吃虧的地方，是沒有電影工業讓我們好好練習，總是第一次拍片就要做大片了。如果有更好的環境，給我們更多拍片機會，片子一部接著一部拍下去，我相信大家的進步會很快；但現實是，我拍完這部片，可能要隔三年才能找到下部片的資金，才有機會繼續練習，這很可怕。

拍《海巡尖兵》的時候，我堅持用35釐米底片拍攝，堅持杜比混音，因為我擔心自己到拍第一部劇情長片才首度碰到35釐米攝影機、到拍第一部劇情長片才第一次踏進杜比錄音室，我必須儘量充實自己的經驗。

我蠻高興《九降風》是我第一部長片，而且慶幸自己是在現在這個年紀才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我蠻開心自己在二十六、七歲的時候申請輔導金沒有獲得補助，雖然當時感覺很嘔，但回頭看，二十六、七歲的我真的還沒準備好做長片導演。 年過三十才拍第一部長片，讓自己放慢、沉澱之後，我想我在《九降風》的表現比較成熟，可以達到自己期待的標準，也表達出我想表達的東西。

演員張捷

張捷：多少會有些相似吧，雖然時代背景不同。我唸高中的時候也跟一群死黨一起做過一些瘋狂的事。導演那個年代打棒球，我們這個時候迷籃球，內容不一樣，但都有一些類似的經驗，比方我也會跟同學一起去看SBL賽事。

張捷：多少有點像吧。但我覺得小湯是有心機的人。他喜歡小芸，但不敢跟最好的兄弟講，因為小芸是兄弟的女朋友，所以他做一些小動作挑動兄弟和小芸之間的問題，這點我跟他完全不一樣。

比較像的部份是兄弟間的情誼。我在死黨群中也不是老大，位置比較接近小湯的角色，是老大旁邊第二大的人，我想，小湯自己的想法也是這樣。

張捷：我發現我演的每個角色都有穿制服，而小湯這個角色造型比較多，表演上也有較多可發揮的地方，尤其關於愛情。這是我第一次演出愛情戲，覺得很新鮮。

張捷：導演對我的要求都一樣的。《九降風》有一些訓練課程，訓練開始的時候，我總試不好，老是無法進入狀況、不專心；但工作一開始，我常跟導演討論，會工作出一些共同的想法。其實小湯就是從前的導演，所以我常問導演關於小湯的事情：他待人處世的方式、他打撞球輸了會怎麼樣、他跟阿彥之間可能會有哪些互動等等，有助塑造角色的細節。

張捷：我想我演的每個角色都跟我有些相似，不然便不會選我來演，所以我面對角色的時候，會找出他們跟我不一樣的地方，然後觀察生活周遭的人，有人跟角色有點相似，就去模仿他。我覺得這是一定需要的過程——去觀察一個人的每個小動作，甚至微小的反應。

張捷：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表演訓練，之前拍戲都沒有表演訓練，甚至沒有特別的劇本分析，我第一次做劇本分析是拍《海巡尖兵》的時候。

表演訓練現場有九個人，七個男生兩個女生，都是同年紀的演員。第一次跟這麼多同年齡的演員一起拍戲，我有蠻大壓力，因為我的經驗比較多，會想表現出自己是最好的，但結果表現非常差，於是對表演訓練有點懼怕，希望訓練趕快結束。但我想，以後有類似的表演訓練機會，我還是會多多參與，因為有些訓練可以增加專心度，而且表演訓練不只表演技術的訓練，也讓我對日常生活有一些體會；比方我現在知道專心於每件事物很重要，觀察別人對表演也很重要，表演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習性再次展現出來。

張捷：我演過的角色好像都是好人，所以我想演個壞人，像《海巡尖兵》裡欺負下屬的一兵角色，我就會想試試看。

張捷：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藍色大門》，因為陳柏霖的關係，他一出場就自我介紹說：我叫張士豪，天蠍座O型，游泳隊，吉他社，我還不錯！很有吸引力。我平常很少接觸國片，幾乎都看好萊塢電影，對國片的印象是很平淡、看不懂，但《藍色大門》給我「我看得懂耶！」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