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Frazier：我最初在Taipei Times當記者，2003到2006年則在《破報》擔任英文版主編（編註：破報現已無英文版。）Sean則是China Post的自由專欄作家。現在我有時還會幫香港《南華早報》與一些藝術雜誌撰寫報導，並替「國家文化總會」編輯雜誌，目前發表新聞寫作還是以國外媒體居多。
跑道轉換的過程不是那麼直接。我們早期辦一些文化方面的活動，像自編自製好玩的短劇，內容比較不那麼嚴肅；我覺得台灣很多獨立小劇場作品太嚴肅了，內容非常地藝術，效果有時也很好，但我們做的都是幽默喜劇。當時，我們製作過一齣戲，叫English Teachers，結尾是一群外國人用“We Are the World”這首歌的旋律唱出“We are alcoholics, and we teach you children”（我們都是酒鬼，我們教你們的小孩），內容非常搞笑、諷刺。
至於影展部份，2002年草創時比較像是一場電影派對（film party）。當時我們只是有個辦影展的idea，便開始詢問身邊的朋友誰在拍短片，意外發現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作品。當年的放映規格是VHS卡帶，要準備兩台VCR、一個Monitor，還要自己cue tape，非常手工而且麻煩。
那年台北酒廠改建的華山藝文特區剛開幕，我們辦了共三個晚上的影展，影片數量我不太記得，該年放映的作品也沒有安排成特定的節目流程（program），影展在週日晚上以後就變成一個party，一群人看完電影後，熱熱鬧鬧在一個大倉庫裡喝啤酒狂歡，迴響很熱烈，我們便繼續循這個模式辦了下來。
近三年我們努力的部份，在要求參展作品有中、英文雙語字幕，一來希望「城市遊牧」可以發展成完整的獨立影展，二來讓影展更具國際交流意味。近幾年策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台灣有許多好看的短片，如果大家有上英文字幕的習慣，就可以多報名亞洲區或更大規模的國際影展，讓外國人發現在地導演的才華。
所以「城市遊牧影展」是源自一場朋友間的派對，其後才逐漸演變成推廣
獨立電影的影展？
David Frazier：對，而且推廣獨立電影成為目前影展籌辦、規劃的主要目的。辦party基本上很簡單，只要有音樂、有啤酒和正妹，就可以吸引許多人參加，但我們在策展過程中，並不希望影展背後的文化意義消失。現在獨立影片的水準越來越好，來看的觀眾不會失望。
為什麼替影展取名「城市遊牧」（Urban Nomad），是否有意強調資本化城市空間中，獨立、流浪族群的位置？
David Frazier：這背後有一個故事。2002年左右，建築師季鐵男舉辦了一場取名“Urban Flashes”（都市閃動）的研討會，其中某位英國學者發表了一篇以「城市遊牧」為概念的論文，內容是說，後現代社會中人們的身份認同（identity）有了改變，過去，只要來自台灣就是台灣人，但在國際交通發達的今日，人們不管在倫敦、紐約、邁阿密，還是東京旅行，住的飯店、週邊的環境或人群都很類似，人反而變成了一支生活在城市裡的遊牧民族，身份認同不一定等同自己的文化根源，卻越來越和自己接觸的社群，以及時尚、風格等文化因素產生聯繫。舉例來說，歐美的龐客（punk）樂團來亞洲巡迴時，都會透過myspace等網路媒介尋找當地的龐克社群（punk scene）、和當地的龐客文化交流；所以他們去到日本，不是當一般的消費型觀光客，而在從事百分之百的龐克活動。在這樣的情況下，認同漸漸成為「網絡式認同」（network identity）。像我和Sean都是住在台北的外籍人士，不算台灣人，但和這裡的社群接觸之後，我們的文化認同和一般美國人也會有所不同。我們覺得這個概念不錯，便挪用來做影展的名稱。
所以「城市遊牧」概念，是去傳達和社群網絡與文化潮流相關的身份認同？
David Frazier：對，每年都會有人問我們，這些電影為什麼是「遊牧」（nomad）的，ㄧ些藝術家朋友也建議我們做得更「遊牧」一些，我們於是開始思考，或許可以利用這個影展將台灣變成亞洲地下影展網絡的新據點，所以現在也開始在菲律賓、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國家結識當地獨立策展人，和他們交流。
影展節目過去亦曾巡迴多個國家映演，並和放映城市的藝術社群結合、交流，為什麼特別強調文化交流精神？
David Frazier：實際到國外巡迴放映是很好的交流機會，雖然現在要看新加坡或其他國家的影片，只要上網到youtube或street voice網站就可以找到不少作品，但我覺得，人與人真的近距離接觸、彼此認識，溝通會更好，也更深入。
國外觀眾對台灣獨立短片的迴響如何？
David Frazier：過去一年中，我們有三次機會在國外放映台灣劇情短片和錄像藝術作品，其中兩次在藝術博覽會（art fair）。藝博會現在變成當代藝術很重要的交流平台與展覽空間，許多畫廊會在會場租攤位展示作品。
我們參加瑞士巴塞爾（Basel）的「Scope藝術博覽會」，他們每年分別在邁阿密、倫敦、紐約、巴塞爾等不同城市舉辦不同場次，其中兩次邀請我們參展。
但藝博會觀眾大多關注錄像藝術（video art）作品，影展片單因此和我們在台灣放映的節目有些不同；在影展放劇情片，觀眾可以認真觀賞，但藝博會環境很像在購物中心，人潮流動讓人很難專心坐下來看電影，所以，雖然我們也會選放一些不錯的劇情片，但藝博會片單相對含括較多音樂錄影帶，或台灣藝廊提供的錄像藝術家作品。國外觀眾對這兩類影片的反應很好，例如他們很喜歡陳永賢（編註：錄像藝術家、台藝大多媒系教授）的作品。陳有一個作品把培根、鮭魚片完全覆蓋住自己的頭，再用橡皮筋纏起來，然後慢慢把橡皮筋切開，讓鮭魚與培根逐漸剝落，自己的臉隨之浮現出來。這個作品把兩個很重要的主題融合在一起：身體是「肉」，而影像中他從事的是打坐、冥想等精神活動，呈現出肉體和精神的衝突與關係。
劇情短片部份呢？
David Frazier：劇情短片在香港的反應也很不錯。今年獲「城市遊牧影展」競賽第一名的賴文軒作品Hiya，是講年輕人生活的電影，以《木偶人3》獲第二名的林世勇，稍早曾以《木偶人2》參展，並被我們帶到香港放映。《木偶人2》是一部結合台灣BBS文化的搞笑動畫，意外的是，香港大學生對這部片很有興趣，他們不知道KUSO是什麼，所以最後都來問：這影片很酷，但KUSO是什麼意思？
KUSO是台灣相當獨特的文化，它將一個來自日本的概念轉換成台灣的次文化，描述的網路現象以台灣經驗為主，林世勇的劇本和故事因此很有意思。
但有時候我也會覺得某些影片有點悶、步調慢，過於強調藝術而缺乏娛樂性。
影展簡介說：「播放不同國家影片的同時，發覺每個地域的人民經常有很相似的問題與觀點。」可以解釋一下所謂相似觀點是什麼？
David Frazier：在安排片單時，我們並沒有特別依據國家來分類，只看所有參與徵件的作品能夠組合出怎樣的主題。我們很樂意將香港、台灣、新加坡等不同國家的短片放在同一個單元中呈現，發現這三個地方的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發展的心智空間（mental space）非常近似，因為他們的上一代都較保守，是「傳統中國人」世代，但新一代年輕人的文化卻同樣含括網路、時尚、媒體這些東西。所以我覺得，台灣人看新加坡電影時，不會覺得它完全屬於新加坡，也可以從中找出一些反映自己想法和生活的片段。
不同國家、同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可能對同一部作品會有類似的反應？
David Frazier：對，這就是我先前提到的network identity。其實我們每年都會播放一些關於滑板族或衝浪的短片，不管是誰拍的，只要內容講述衝浪，再搭配一些音樂，就是一部衝浪電影，拿到任何國家，喜歡衝浪的人都會想看，當然，不在乎的衝浪的人也還是不會在乎。
除了影片長度儘量控制在15分鐘之內，擇選徵件影片上有沒有特殊標準？
David Frazier：沒有，我們是和地方結合的地下影展，過去一年台灣獨立創作者做了什麼，我們就給大家看什麼，這是我們的定位與角色。我也不覺得須要清楚劃分劇情片與紀錄片、商業片與藝術片，只要影片本身好玩、新鮮、有創意，我們就願意播放。
我不覺得策展人一定要先寫出一個哲學理論，這樣的運作或許是當代潮流，但我不是很在乎，我認為作品已經存在了，就讓導演把作品展現出來就好，策展人不一定須要多加解釋，甚至創造出特定的展覽脈絡（context）。
哲學家紀杰克在《性變態的電影異想世界》中引用了許多精神分析理論來顛覆觀眾對經典影片的認知，會不會擔心如此學術、理論性的影片觀眾難以接受？
David Frazier：這部片的氛圍很難用中文解釋，但我覺得許多台灣人會喜歡這部
電影，因為台灣有許多文藝青年讀了很多書，也非常認真地研究、分析這些重要學者。
這部影片在影展放映的版本，是全球首次搭配中文字幕，完全由我們自行翻譯、製作，過程非常不簡單。我找了《破報》的舊同事丘德真翻譯字幕，原文大約有一萬五千字左右，但翻譯品質很棒。我覺得應該透過電影多引介這類有意思、也重要的思想到台灣，畢竟看電影比看書更直接明瞭。
是否談談「中國人權紀錄片」單元的內容？
吳怡慈：拍《自由城的囚徒》的胡佳，本身不是紀錄片導演，而是社運民權人士（activist）。他最早關注的是環保跟愛滋議題，後來積極針對愛滋部份從事社運工作，但中國官方並不想觸碰愛滋這個敏感議題。胡佳很年輕，只有三十幾歲，卻很有社會意識。他發現，中國有很多愛滋患者是透過母親垂直感染，一生下來就染病，也有一些是受傷時輸入黑市買來的不明血液而感染，也有一部份是透過性行為罹患愛滋病。所以胡佳一直積極宣揚這個議題，讓中國官方對他十分痛恨，並將他拘留、軟禁，甚至施暴。影片的背景是，他被中國公安局軟禁期間，每天大概有五、六個人看著他家，某天早上，他忽然消失了，他的新婚太太曾金燕又氣又急，問國保說：你把我先生帶哪去了？而國保也一無所知，於是曾金燕開始了她二十六天的尋夫之旅。她在網路部落格披露先生被公安局騷擾、軟禁的事實，引發了國際關注，甚至因此被《時代》雜誌列為「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人」，但曾金燕也因此被官方盯上，現在兩夫婦被軟禁在一起。他們用家中的攝影機拍下自己的故事，影片裡有些好笑的橋段，如他們家樓下的國保平日不是打牌、睡覺，就是監視他們，他們可以自由出入家中，但外出時一定要有公安隨行。
《我雖死去》也是很新的紀錄片，講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位女教師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後，丈夫買了一台老式照相機，一點一滴紀錄了她的屍首與傷痕，並揭露出中國這段黑暗的歷史。
影展特別邀請民運人士與學者舉辦中國人權座談會，恰好近日爆發人權團體聲援藏獨、阻撓奧運聖火行進事件，你們是否有意藉影展批判、聲援某種政治立場？
吳怡慈：影展透過徵選影片組合不同主題，影展內容巧遇西藏抗爭事件和聖火受阻事件完全是巧合。但今年四月，胡佳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三年半有期徒刑，曾金燕和五個月大的嬰兒持續被軟禁家中，也持續在網路上進行人權運動。這類事件在台灣，可能是二十年前的戒嚴時代才會發生。不論大家對兩岸政治理念為何，我想，人權議題是世上每個人都需要關注的。
過去，「城市遊牧影展」曾在寶藏巖、華山藝文特區、台中二十號倉庫等場地舉辦，今年的放映地點則選在台北國際藝術村與夜巴黎舞廳，可否談談今年映演場所的特色？
David Frazier：選定夜巴黎是因為去年豪華戲院老闆Ben看了我們的影展後，覺得很有趣，也想支持獨立電影，於是我們開始合作，希望藉合作讓影展成長。當時我們還沒有找到適合的放映空間。半年前，一個國家電影資料館的朋友和我提起夜巴黎，這舞廳開了五十年之後歇業了，場地所有權回歸豪華戲院，我覺得它是很棒的派對場地。
其實我們的影展非常DIY，DIY來自龐克搖滾（punk rocker）的概念，我們也很想辦一場搖滾演唱會，所以決定在長達一週的影展活動裡，選擇一個晚上用party形式呈現影片，給影展內容一點變化，也讓更多人參與，因為我們就是想做好玩的事情。
至今七屆影展完全由你們自己出資、籌辦，影展場地、票價都很便宜，觀眾又是小眾藝術愛好者，你們如何平衡收支、使影展營運下去？
David Frazier：就是用最便宜的方式開始。台灣很多活動都吃政府的奶水，如果第一年申請到補助金，第二年卻沒有獲得補助，活動往往不知如何續辦下去。但我們可以只花十萬塊辦一個為期一週的影展，經營出名聲後，很多人開始瞭解我們的理念，並且提供協助。比方，今年台北國際藝術村幫了很多忙，某個啤酒廠商以及友人開的店贊助飲料供我們販售，也多少可以貼補一些費用。基本上我們辦活動不是為了賺錢，因為影展其實賺不到錢，我們平日另有自己的工作，辦影展是為了追求某種自由。
「2008城市遊牧影展」映演資訊請參考影展官方部落格：http://www.urbannomadfilmfest.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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