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這就是好玩的地方，在於它真的是非常自由，我認識非常多導演和音樂人，他們也常常接收一些電影的配樂，但是幾乎沒有哪個case（案例）是一樣的，像楊德昌導演，他本身就接觸大量的古典音樂和搖滾樂，所以他在拍片時，常常就會哼很多的歌並且在他腦海裡就會有一些音樂的片段，或者像侯導(侯孝賢)，他可能在拍完片子之後，才會去思考音樂的部分，而且他也常常跟不同的音樂人，用不同的抽象語言去溝通整部片的一個音樂模式，譬如說我記得他有一次找林強，配《千禧曼波》的音樂，侯導就說他希望的音樂是「一片樹葉從樹枝上飄落到地面上的感覺」，音樂人就要catch（捕抓）到這樣的一種感覺去做音樂；有一些導演他本身自己就有在玩團，或者常跟一些音樂人接觸，他們也許是共同創作的，亦或是在合作的過程當中，彼此丟給對方一些東西，而各自產生一些東西到最後做結合，所以我覺得創作好玩的地方就在這邊，沒有哪次是一樣的，他可能聽到哪一首歌，讓他有靈感去創作新的東西，也可能是他整個做完之後，找到哪個音樂人去做溝通，由他做主導。像我自己這次在找音樂人的時候時是很巧合，有些是我第一次合作的，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來說，這真的是一個很隨機，很因緣際會的一個東西。
本次影展的音樂部份是現場即興演奏還是事先編曲？在影片和音樂家的配對上，有依循什麼原則嗎？據我所知，其中好像包括台語唱片製作者、DJ和音樂製作人，妳如何與這些音樂家溝通，如何作選擇?
每個音樂人所做的形式都不一樣，有些是已經編好曲的，也燒成CD給我聽，在現場還會加些Live的演出，也有一些是他們在事前只配過一兩次，比較傾向能在現場再去做即興演出。所以我覺得這是每一個音樂人因不同的個性，所做的選擇也會不一樣。我知道像陳揚老師他就非常有趣，他說因為很多人也看過《城市之光》，所以他找的一個搭檔是他的錄音師，他會在現場發出很多聲音，他會遞麥克風給現場的觀眾，讓大家能參與、表現出此刻在觀看這部片的一個狀態，他再到錄音室，混出一個聲音丟出來給大家，這樣的方式變成是一個全場的互動式音樂會；像豬頭皮(朱約信)搭配的《將軍號》也是，他會找一個keyboard（鍵盤手）、一個貝斯、一個電吉他，並且和他的女兒一起合作，然後他會用一些對答的方式等等，這是我知道是比較即興的部分。而在DJ方面，大部分他們會先把他們整個看過之後選擇的音樂先存在電腦裡，然後現場再去混搭一些吉他的東西，其中有些是三人的組合，他們可能就會從三台電腦去做一個不同的主從關係；像經典短片集因為裡頭有七支短片，所以他們有的是keyboard（鍵盤手）、另外兩個有負責CD的、電腦、混音器的，所以在這整支片子當中他們就要去細分，在不同的段落裡頭誰是負責什麼樣的工作。
在如何配對片子和音樂家方面，一開始我都會詢問他們的意見，像《將軍號》去年在坎城的時候，他們是請到久石讓到現場去做音樂演出，我就想說不如這樣，我們讓陳揚老師來試試看這部片，但經過討論後他覺得自己比較想做《城市之光》，那我就讓他去做。而有些DJ我就會詢問他們比較喜歡什麼調子的影片，像有人就會說，比較喜歡德國的，或者說一些他們所喜歡的風格，他們會根據自己音樂的個性曲風調向，去選擇片子來做搭配。比如說像DJ Ty，本來我是拿《歌劇魅影》給他，但是他就覺得這部片的音樂給人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會想改做《意志的勝利》這部片子，這其實是在講當年希特勒的一個影片，他就覺得這部片對他來說比較有興趣，於是他就找來了大量的軍歌(國、台語)，甚至是賣藥電台的經典台詞和各式各樣的元素，注入到影片裡頭，把這部片所傳達的一種軍國主義，用一種很台灣式的幽默來重新詮釋；這也是會隨著每個音樂人因不同的性格，所做出的不同決定。
週末在誠品敦南的說明會上播放了《意志的勝利》與重新配樂的片段，有國語老歌還有搖滾情歌，妳會不會擔心音畫不同步的問題？
我覺得它的有趣和實驗的精神也在這邊，就是說本來音畫不同步這件事我們在很多高達的電影或是很多大師的電影裡頭有看過，那我也很希望說大家看過的《意志的勝利》，透過不同的音樂家對這樣的片子有另一種的詮釋，不同的音樂家可能都有他自己詮釋的方式，大家看這一次的影展就不只是看影展，是看一個有影像的音樂演出。在這個展裡頭，有一半是有原音重現的部分，如果要看完全忠於原著的，還是可以選擇去看那個部分，另外一個部分，我也希望大家是用一個開放的心情，就是來看一個音樂演出：「一個音樂人他對於這部片子的一個音樂詮釋」。
影片的映演次數如何安排？
我們每一個片子大概演三次，在現場演奏的部分，因為牽涉到的樂手比較多，所以我們就邀請他們做一次的演出，而DJ的部分我就是請他們，做兩次的演出所以讓他們做兩次，或許他們還可以在這兩次裡頭，玩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至少每一部片子都會有一次是有原音放映的，所以大家有興趣看原音的，也很歡迎來觀賞。這部份也完全是要尊重作品中，原本所配上世人所熟悉的配樂版，因而特地規劃的節目安排。
您希望這個影展，能帶給觀眾什麼樣的視野和觀感，觀眾需不需要有一些什麼樣的心理準備？
就是以一顆open mind去觀賞，一個新的嘗試是音樂人，他們對影片的一個詮釋，並不是導演對這部片的詮釋，也不是你(觀眾)對影片所產生的詮釋，所以可能就是在那一個半小時裡頭，你去欣賞這些音樂人，重新為這個影片做的一些音樂的想法跟創作，你就是用一個接受的態度去觀賞、去聆聽。
妳本身從事多年的策展和影像工作，現在台灣每年有那麼多的影展，妳如何去看待這樣的現象。
我覺得這樣的現象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一次一個朋友向我提及，我們（辦影展的人）就像一種稀有動物，全世界算算也有一兩千個影展，而周圍做這些影展、策展的人又有多少個，所以我所做的這個行業，算起來在全世界就是只有這樣一些的人口了。台灣其實在二十幾年前，金馬外片影展一直是一枝獨秀了很久，差不多到了十年前左右開始有各式各樣，因為不同目的而出現的，甚至包括很多片商主導的影展，但這十年其實都有一些改變，譬如說像這幾年我覺得有非常多的有志份子、政府單位，或者是一些非營利組織，他們開始用影展的型式，去陳述他們的一種態度或者是透過影展，去溝通想溝通的事情，
我覺得這些現象事情都非常的好，表示影展除了純粹去看電影之外，它可能有更多的社會價值、意義和責任出現了，比如說和平影展(以和平為訴求)、綠色影展、甚至有看過動物影展等等；我這兩年持續的幫台北縣社會局的家暴中心辦「紫絲帶電影節」，也希望透過這樣的電影讓社工、警察、醫護人員、老師和一般的大眾能有不一樣的一種討論的空間，這就變成電影本身它就是一種誘導，它可以讓大家有更多的情緒去做一種移轉的功能，大家就能在一種比較自在、自然的情況下，去把自己看到的一些問題拋出來，然後邀請一些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像咨商師、律師可以跟觀眾有一些互動，我覺得這可以讓電影在純粹的娛樂效果之外，賦予一些其他的意義。我覺得這樣的事情對我來說是非常好的，像這兩年在做兒童影展，我也是把目標擺在讓孩子早一點的去接收，透過影像而來的一種不同的教育功能，因為我自己覺得在我們那個年代，我差不多二十幾歲才開始有一些影像教育，透過影像而得來一些不同於好萊塢電影的世界觀，那我覺得也可以讓小朋友在還小的時候，就看到捷克、巴西等等不同國家的小孩是怎麼樣讀書、生活、和爸爸媽媽說話，我覺得讓小朋友自己去看去想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方式。
先預祝您這個影展能成功。妳接下來有什麼的策展的計畫嗎？
我覺得影展對我來說它有比較多的表現型式，在這幾年是不斷的在做一些嘗試，譬如說在做金馬影展的時候，因為那年開始去鹿特丹影展、柏林影展等等，就陸續發現好像在全世界，數位像是一股潮流般。那時辦金馬影展，看到數位好像是一個趨勢，回來就覺得，那我們在做這樣子的一個數位單元之外，是不是也應該做一些別的嘗試，因為在台灣看到很多人拿DV在拍東西，所以就想，不如來做一個「全民DV運動」的競賽，也收集一些台灣作者的作品。而我覺得影展它最大的功能還是在做一個聯結、一種connection，對於本地和國外的一些電影創作者的聯結，所以會在不一樣的影展裡，說出自己想說的，或許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新的嘗試。像在兒童影展的時候，因為覺得都是大人選的一些片子，雖然我讓自己盡量的回到小時候的觀點，去找一些片子，但終究我們還是有大人的主觀在，我就想，或許小朋友他們也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去拍片子，或許就有一個叫「小導演大夢想」的單元，去徵求一些老師跟小朋友一起合作的拍片計畫，拍了之後也可以讓其他的小朋友看到這些小朋友的生活，跟拍出來的片子，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徵求、拍片計劃，並且找了一些專業的導演(王小隸、張作驥、戴立忍……等人)，邀請他們在八到十二月這四個月裡頭，去陪同這些小朋友一起完成他們的片子；在這一次的紫絲帶電影節也是，因為第一屆在做紫絲帶的時候基本上都是邀請國外的片子，唯一的台灣片子是鄭文堂導演的《深海》，但這部片在背景上有點勉強，蘇慧倫所演的那個角色是因受家暴，憤而殺夫入獄，但在家暴的這個部分並沒有很明確的做詮釋。我們就想說台灣的家暴案件那麼多，我們是不是可以讓這些人，自己拍出自己的故事，來跟觀眾做分享，所以這次就是用一個徵選拍片企劃案的方式，入選的六部片子就給予六萬元的製作費，並邀請所有的導演們來做一個workshop，針對一些家暴的議題、一些電影的技術，或者是就每部影片的內容取向去做討論，再給予三個月的時間去做拍攝，我們大概十月的時候會做所有的收件，集結了這六部片子我們在去不同的社區、社大做放映，這樣一來就是讓觀眾們看見這些年輕導演拍攝自己的故事、他們自己的創作，也有一些案例是自己身邊、周圍所發生的，類型上有紀錄的、有戲劇的、有動畫的，我們就用這樣一個比較多元的方式，也讓年輕的作者可以關心這個議題，也可以有一個拍片的機會去關照一些議題式的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