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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男人與沙發，一種夢想與現實

專訪《台北星期天》導演何蔚庭

報導 / 曾芷筠、陳平浩

2006年，鄭有傑的劇情長片《一年之初》讓台灣觀眾看見一股影像新勢力，同輩工作者、也是有著拜把兄弟般交情的導演林書宇、何蔚庭、攝影師包軒鳴慢慢在國片領域中深耕細耘，到了《九降風》、《陽陽》大放異彩，累積出亮眼的成果。這幾位導演都有類似的背景：先以短片磨練導演功力、累積人氣，再尋求拍攝長片的資金和機會，鄭有傑的《私顏》、《石碇的夏天》，林書宇的《海巡尖兵》，何蔚庭的《呼吸》、《夏午》均展現拍攝實力和才華思想，讓人感受到台灣新銳導演不可輕忽的一波浪潮。

今年，何蔚庭導演終於推出個人第一部劇情長片《台北星期天》，不只內容紮實、影像風格到位、兼具娛樂性與深度，更因為自己本身的馬來西亞身份，在片中展現不同於以往國片的寬闊格局，將視野拉高至亞洲和國際。英文片名「Pinoy Sunday」意味著「菲律賓的星期天」，和中文片名「台北星期天」兩相對照，別有從不同觀點解讀的趣味。此片以兩位在台灣工作的菲律賓籍外勞為主角──胖子迪艾斯和瘦子馬諾奧──如同大多數生活在台北的外勞一樣，他們禮拜一到禮拜六拼命工作，禮拜天就要為自己安排一個悠閒的短暫假日，出門上教堂、和漂亮女生約會。想家時，馬諾奧就幻想自己擁有一張漂亮的沙發，工作結束之後就可以躺在上面看星星、喝著台啤，將自己的小小夢想寄託在沙發上。這個星期天，馬諾奧被心儀的女孩拒絕、迪艾斯和女朋友分手，一個平凡無奇、百無聊賴的陽光星期天，被一張突然從天而降的沙發扭轉命運，開啟了一趟荒謬又奇幻的冒險旅程，而台北也因為這兩個外來者的眼光，散發出一股奇異的魅力……。

本片演員網羅了有「菲律賓吳宗憲」之稱的喜劇演員巴亞尼、實力派英俊小生艾比奎松，還有陸奕靜、曾寶儀、張孝全、莫子儀、林若亞等等逗人發笑的驚鴻一瞥，張力十足、喜劇效果絕佳。再看看本片的製作班底包括攝影師包軒鳴、以《臉》得遍各個美術獎項的美術設計李天爵，如此風格迥異、來自四面八方的製作團隊，在導演何蔚庭的統合之下，以平穩的步調呈現出異鄉人心中的欲望和掙扎、對台灣社會的深刻觀察和柔性批判，顯得樸實輕鬆又處處深藏功力，絕對是今年難得一見的國片佳作。

從《呼吸》以回收零碎膠卷為材料呈現出高反差、粗粒子、快速剪輯的強烈個人風格，到《夏午》以黑白底片、四個超長鏡頭大玩場景調度及魔幻寫實可能性的驚人實驗，《台北星期天》回歸古典電影的敘事語法，更以喜劇形式將國片推向觀眾，並於今年「金馬奇幻影展」擔任開幕片，加深其奇幻意味。然而，此片在行銷過程卻遭遇極大阻礙，面臨全台北只有光點電影院願意上映的荒謬情景（後來才追加了信義威秀），真實往往比電影更荒謬，台灣人的狹隘心態值得反思，想看的朋友只能呼朋引伴攻佔獨家戲院了。除卻這些當初不曾設想到的困難，導演在發想、拍攝時是如何思考的呢？本期【放映頭條】帶您深入了解何蔚庭導演創作本片的過程、其中的驚喜與曲折，以及對人性和台灣社會的深刻觀察。

何蔚庭（以下簡稱何）：當初確實是先看過波蘭斯基短片，有了兩個人搬東西的畫面，覺得這個畫面很有意思，也比較少見，當你看到兩個人搬東西走在街上，一定會想說他們為什麼不用卡車？這背後一定有個故事。在台北，如果這個動作要成立的話，就不會是台北人，因為他們資源太多了，而比較可能是沒有資源的僑生或外勞，所以才會想要把這個畫面和外勞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這個畫面很有勞工階級、universal的感覺，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勞工，在中國大陸很可能會這樣、在紐約或洛杉磯的話也許就會是兩個墨西哥人；我們以前當留學生的時候也會看到一個被丟棄的東西，覺得很可惜就想辦法搬回去。我自己也是外國人，對外勞本來就比較敏感，會去注意他們的生活情況、假日聚會地點等等。我剛來台灣工作的時候，沒有家庭也沒有父母，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外勞，所以比較可以體會、想像外勞的生活，很早以前我看到許多外勞聚集在改建前的台北車站二樓，像一個東南亞國家，當時就很想把這個畫面拍下來。現在他們都移到中山北路和農安街的金萬萬大樓去（主要是菲律賓人，菲律賓人去那裡主要是因為那附近有一個天主教堂），星期天的時候他們都在那裡活動，就覺得非得將這個畫面呈現出來不可。

寫劇本時您如何觀察他們的生活？

何：我會先鎖定菲律賓人是因為我最好的大學同學是菲律賓人，我也去過菲律賓幾次，他們會講英文，而且因為有西班牙人的血統，他們比較接近西方人。因此我對這個族群比較好奇，才這樣確定下來。

剛開始我都是從零開始，幾乎每個星期天都會跑去那裡，也透過朋友介紹認識一個台中教堂的神父（他偶爾在台北也會做彌撒），那個台中神父很有趣，他在紐約待過，在台中籌錢辦一個外勞活動中心，讓外勞假日可以去那裡做烹飪、跳舞、唱歌等等的活動。我曾經在復活節的時候去那裡住過一個晚上，看他們的儀式、跟他們聊天，再慢慢把一些東西放進劇本裡面，劇本就這樣寫出來了。

電影劇情相當如實地反映了在台灣工作的外勞生活，但寫實的背後其實是透過兩個深具喜感的演員巴亞尼和艾比以喜劇表演的方式呈現，您為什麼選擇這樣一胖一瘦、極富張力的角色組合？

何：關於真實的部份，之前發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們之前去借一個教堂，把故事大綱給負責人看，那位負責人很生氣，他說：你不能拍真人，這個人之前在我們教會裡面、現在回菲律賓了，如果你要拍這個故事要經過他的同意。可是這個故事明明是虛構的，但他認為我們在講真的事情。另外，電影裡面有個角色是講菲律賓方言的計程車司機太太，我們當初會寫這個角色是因為我碰到超過三個菲律賓女人，本來是在這邊幫傭，後來嫁給台灣僱主，而且先生是開計程車的。所以當初在找素人演員的時候，首先要會講Ilonggo這種方言，我們就去教堂問到了這位演員，我就問她：「妳先生該不會是開計程車的吧？」她說：對呀，是真的。我覺得類似這樣的東西很多，很難想像這樣的事情就活生生地發生了。比如說片中那位剛果籍黑人牧師，他不是我們為了強調多元種族找來的，而是真的在淡水教堂服務的牧師（電影中所有的教堂場景都是在那裡拍的），他在這裡三十年了，而且台語講得非常好。我覺得在田調、拍片的過程中，有些東西比想像中還真實，已經存在很久但現在才拍出來，像黑人神父這件事，台灣真的有好幾個居住很久的黑人神父，只是不在大家的認知範圍裡面。

菲律賓演員只找了兩個男主角和兩個女主角，其他都是真的在這邊生活的人。至於兩位男主角，這部片完成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之前有一次已經差點要拍了（主角還不是現在這兩位），但時間談不攏計劃就停了下來，六個月之後資金到了才又開始動工。那時菲律賓的合作團隊也換了，那邊的製片也是一個導演，就介紹一些演員給我們，我看到這兩個演員的時候發現他們的身材不太一樣，才想到可以這樣組合。雖然劇本中角色、性格都已經寫好了，但是不一定要一胖一瘦的組合，後來看到這兩個演員時才覺得型非常對，一黑一白、一胖一瘦，可以製造很好的喜劇效果，也是陰錯陽差碰上他們才覺得這是很可行的。剛好他們兩個人真的很不一樣，包括出身背景、表演方式等等。

演胖子迪艾斯的演員巴亞尼是很出名的搞笑演員，演瘦子馬諾奧的艾比則是很像勞勃狄尼洛那樣，每部電影都要去挑戰不同角色的演技派演員，但是我想把他們的既定形像翻過來，所以我讓搞笑演員去演那個悶悶的胖子、比較威嚴的去演好笑輕浮的瘦子。對巴亞尼來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演話比較少、不那麼好笑的角色，他在現場剛開始很受不了，一直想要加對白或動作，後來拍完他就跟我說：他發現演喜劇也可以不要搞笑，別人還是會笑。他在菲律賓都是演商業大製作的電影，《台北星期天》是他比較小成本、也比較嚴肅的作品，在菲律賓認識他的人，就會發現他這次做了很大的突破。

《兩個男人與衣櫃》藉由兩個男人搬衣櫃的過程反映了他們遭受的困難，也藉此批判社會的壓迫；《台北星期天》調性雖輕快活潑，但是否也想藉著兩個男人搬沙發的遭遇傳達社會批判？

何：我其實不會像波蘭斯基這麼批判，他那部片雖然短，但非常有深度。對我來說，用外勞當主角本身就是一個很顛覆的做法，我想讓台灣的觀眾把自己放在他們的角色裡面，以往外勞都是配角、或只是一個報紙上的符號，但現在成了主角，你會發現他們跟一般人沒有兩樣。他們遠離家鄉來到這裡，像那個胖子和安娜是情侶、但在家鄉各自有家庭，這是很普遍的現象，也不只是情慾的東西，而是一個陪伴、約會的對象，合約時間到了，兩個人也就分開。他們在台灣的生活，三年看不到家人，有些雇主甚至不讓他們放假，這是很不人道的事情。我真的不想太嚴肅地批判這件事，我覺得先用一種幽默的手法讓大家認識這些人，當你知道他們也是人的時候，就會比較注意他們的消息。

因為這是喜劇，所以比較沒有太負面的批判，唯一比較重的部份是他們在搬沙發時撞到機車，那應該是我個人對台北市交通的意見，因為我是在街上走路、搭大眾交通工具、騎腳踏車的人。我現在每天推著小孩在街上走，常常在小巷子裡看到按喇叭的大車，所以我對台北市的交通非常反感，電影裡有一句台詞「車子越大的人老二越小」，那是我叫他講的。我覺得台北的機車也很可怕，很沒耐心又橫衝直撞，電影裡那場車禍的處理其實是很常發生的情況，所以這部份是我自己的想法。

此外，跳樓、燒炭自殺的人在台灣也很常見，不過只是把它呈現出來，並沒有要做太多的批判。另外就是選舉，有一場戲，裡面有一輛選舉宣傳車經過，接著兩人開始談到肚子餓，我的想像就是選舉沒辦法解決人民的基本問題。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在這部片裡沒有放很大。

沙發在這部片裡面象徵了兩人的小小夢想，但最後卻遭逢無情的打擊，夢想破碎。導演為什麼選擇沙發這個物件？

何：因為所有的物件裡面，沙發最能代表家（本來也有想過床墊，但床墊蔡明亮已經用過了，而且床墊太情慾），像一家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比較能代表家庭的符號，加上沙發非常方便，去到哪裡都可以坐下來。當初的想法就是：這是一個讓人很舒服的東西，而且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寄託，他們想要的其實是家，但只要屋頂上有沙發就可以感覺像家。他們在搬運的過程中，先把家的想像投射在上面，後來慢慢發現不管怎樣都無法在台灣有一個舒服的家，重點還是在原本的家鄉。我覺得胖子瘦子到了某個時間點就想要放棄（放棄指台灣的工作），我自己的解讀是：他們其實可以把沙發丟掉就回宿舍去，因為可能根本沒有辦法搬回去，但在過程中發現自己其實很想家，也不太需要一個沙發了，所以就乾脆不要趕在宵禁前回去了，寧可在河邊過夜。還有，沙發會讓人產生一些聯想，例如說最後的夢境，沙發變成了漂流在河上的船，像是兩個人坐船回家鄉的感覺，而且兩人以前是玩樂團的，也像在小船上開演唱會。

沙發是用板子加上燈光讓它浮起來的，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計算，太輕或太重都不行。所以，首先要找到一條可以用的河，又漂亮又可以拍攝，那場戲是在基隆河拍的，美術李天爵為了做漂浮沙發常常跑到海邊去試。

您剛提到希望讓台灣觀眾置身菲律賓主角的觀點，在這樣的想法之下，台北場景在電影中的呈現讓人感覺相當陌生、不熟悉，例如籃球場、檳榔攤的場景，這部份也是您刻意安排的嗎？

王師（隨行工作人員回答）：這其實很有趣，片中場景其實和一個中產階級的台北市民會出沒的地點、會看到的城市人文景觀很不一樣，你平常不會去那裡，所以會覺得陌生。這很好玩，可以跟《一頁台北》對照。

何：籃球場是在五股拍的，檳榔攤則是在三芝，就是勞工階級的城市人文景觀吧。

電影中行經的路線，包括空曠大馬路、基隆垃圾場、街角國宅，這些場景如何選擇、安排？

何：我基本上是找一些有特色的場景，都是堪景找的，那個胖子看到那棟轉角國宅時就說：「我沒看過那麼醜的建築物！」我們在找台北很有特色的地方，不拍觀光景點，台北101只是一個好笑的點，我覺得勞工比較不會用那麼浪漫的眼光來看台北，浪漫對他們來說可能只是公園裡安靜的角落，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怎麼呈現。

那麼，透過外勞的眼光，相對於一個比較浪漫、中產的台北城市景觀，您認為他們看到的是怎樣的台北？

基本上就是我這九年來看到的台北，我不覺得它很像巴黎、很像大都會，而是一個很精彩多變、有很多可能性的地方，每一條街一轉都有新的、不同的景觀，感覺其實比較像小小的紐約。有些都市規劃得太好，可能一整區都長得一樣；但台北不是。

當初的設想是：一般外勞假日hang out的地方都是中山北路，是自己的菲律賓世界，所以片子一開始都沒有國語；直到沙發出現之後，兩個人才開始離開，闖入一個台北人的世界，有種冒險、公路電影的感覺，離熟悉的地方越來越遠，後來發生的事情也越來越荒謬。

對我來說台北是分成台北市和台北縣的。我跟攝影師包軒鳴剛來台灣的時候是住板橋，他比誰都認識台北縣，而台北市人對台北縣還是有一種歧視，可能根本很少離開台北市。這部片處理的外勞，一開始覺得是很新鮮的角度，但是籌備過程中會發現還是有一些人對外勞流露出很明顯的歧視。

電影的結局有現實、幻想、到悲劇、最後又回到寫實等好幾個層次的翻轉，讓整部電影的格局跳脫了單純的視點，而有很立體、豐富的意涵，可否談談您對結局的設計及想法？

何：我覺得就是兩個小人物愛做夢，他們即使沒有沙發，或是被遣送回去菲律賓都不代表從此以後就會很鬱悶，我也不想表達他們在台灣多辛苦、被虐待等等。有些人覺得結局轉了太多層，很希望可以停留在夢境的地方（笑）。可能也因為我是外國人所以有比較客觀的眼光，因為我沒有把外勞當做一個可憐勞工的符號，像《歧路天堂》很想用外勞來反映社會，變成比較議題導向，比較把外勞當成符號，而沒有當做人來看。很多電視劇都太哭鬧了，我覺得沒有必要，所以這部電影我拍他們星期天的樣子，因為星期天他們最輕鬆、最像自己。

電影中有幾場戲間隔著黑白的過場鏡頭，有一個畫面是海邊、兩個人在船上走的鏡頭，這樣安排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何：那個畫面就是鄉愁的感覺，在國外工作心情不好或不順利時就會想家，不一定是想父母親，而是想家的記憶，那是很私密的時刻。菲律賓是海島，所以就把這個海景放進去。為了這些鏡頭有特別到菲律賓去拍，最後的那場戲也是在菲律賓拍的。

本片的美術是擅長視覺美感的李天爵，攝影包軒鳴則是您長期合作的攝影師，是否和我們分享合作這部片的過程？

何：這部片比較寫實，我們都是街景實拍、沒有搭景，我通常花很多時間去找對的場景，美術只要把一些東西加進去就好了，而不是要找一個場景來重新改造，所以他一開始有點不習慣。我們拍片的時候已經確定了色彩鮮豔、飽和度高的攝影風格，讓這兩個人和沙發跳出來，其實紅色、黃色、藍色再加上白色就是菲律賓國旗的顏色，不過這是比較細微的部份。

我覺得國片的顏色大多都偏灰暗、頹廢的感覺，包括我之前的短片，所以我這次跟攝影師說換一個方式，因為是在大太陽下、又是喜劇，所以要把顏色弄出來。我們這次做的風格蠻新的，這也是包軒鳴第一次拍喜劇，而且大部分的人找他都是希望拍出《陽陽》、《風聲》那種手持或陰暗的感覺。我們這次是想以故事和角色為主，不要放太多奇怪的畫面，回到比較古典敘事、沉穩的感覺，但是你會發現攝影風格還是很強烈，只是非常含蓄，很多鏡頭也保持一鏡到底，沒有剪接，像是記者訪問、河上漂流的那兩場戲都沒有剪。

這部電影的籌備過程長達五年，但實際拍攝很快就結束了，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何：這部片實際拍攝的天數是23天，中間還遇到八八水災停了三天。我們有ＮＨＫ的資金，給了錢之後要在期限內交片，所以九月底剪好片子就立刻交給他們，沒有太多時間想。這部片集資過程花了兩三年，ＮＨＫ看了劇本之後非常喜歡，因為他們在找一些和文化交流、理解有關的案子，他們每年只投資一部，後來就被我們拿到了。

說到文化交流，整個電影製作團隊相當國際化，我是馬來西亞人、攝影師是美國人、編劇是印度人、演員是菲律賓人、日本資金，還有電影中的神父是剛果人，製片有日本人也有法國人，而且法國製片住在上海、投資商是住在上海的菲律賓人，所以整部電影的工作團隊大部分都是外移工作者，很多時後你看到一個菲律賓人，但他其實有台灣身分證，就像電影中那個計程車司機的太太。就像我是馬來西亞人，但我在台灣比較有歸屬感、也住了很久，你要一直覺得我是個外國人嗎？這部片有試圖去解除這方面的障礙，畢竟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我們希望更多人看到這部片子，但是目前有很多阻力，行銷過程中遭遇了很多困難，尤其是找不到戲院上映，戲院老闆認為這部片沒有熟悉的卡司，又是外勞題材，他們不希望電影院前面都是外勞，加上被《鋼鐵人2》擠壓到，所以現在台北只有光點有上映。台灣人對這部分偏見還是很深，為什麼《鋼鐵人2》可以比美國早一個禮拜在台灣上映？因為台灣是最歡迎好萊塢的市場，外片進口到台灣不用課稅，暢行無阻，其他國家像馬來西亞、菲律賓都會限制外片配額，國片也要合乎上映比例原則，甚至集中在聖誕檔期，只有台灣毫不設限。我不太擔心這部片的反應，但會擔心票房不好，或是該看的人沒看到。

您認為該看這部片的人是誰？

何：大概也不是年輕人吧，年紀可能三十到五十歲左右。我們也很希望外勞去看，這部份很努力宣傳，有一些特別的作法吸引他們進去看，憑外勞識別證有150元的優惠價格，也有請教堂的神父對他們宣佈說電影上映、請他們去看。我們希望菲律賓觀眾可以星期天去看是最好的，就算下片之後也希望能透過外勞辦事處到各地去放。在買票通路上，我們有賣預售票，還有跟匯兌中心、店家合作，設法把這些訊息傳達出去。對我來說，即使票房不好我還是會設法讓他們看到。

目前看完電影的菲律賓朋友反應都很好，覺得很感動，有一個教堂負責人跟我說他當菲律賓義工當了十年，終於有人把這些東西講出來，這是讓他們非常感動的事。

此外，那個胖子演員巴亞尼真的非常有名，他出現時所有的菲傭都爭相跟他合照，我之前完全沒有想到會這麼熱烈，好像在異鄉看到家鄉的演員有一種被撫慰的感覺，所以在菲律賓應該也會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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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台北星期天》是一部喜劇，就當作進去電影院輕鬆一下，也不用認為它是一部外勞片，根據計算這部片觀眾可以笑39次，我覺得國片大多都還是比較沉重，很少有這樣的東西，就當作去看一部輕鬆的電影，但是又不是很誇張的好笑，離開戲院時又可以讓你思考很多事情。

電影5/7開始於台北光點電影院、信義威秀、中壢星橋影城、台南國賓影城、斗六中華影城、及鳳山東亞戲院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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