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我其實有小小想過這個問題，因為澳門、香港等地也多少跑了一些專題，我真的去想自己的風格到底是什麼，是這一兩年的事情，因為作品量也夠了，可以想一下。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我的電影有點「文學的味道」，我自己感覺我有一些文學語言，因為我是喜歡看書的人，多少在裡面有這個氣味；至於這個文學的風格是什麼？我自己來自宜蘭，宜蘭人鄉下長大的，所以那個味道應該跟宜蘭常下雨有點關係，所以聞起來都濕濕的──詩的風格，我自己喜歡很簡單的、很精鍊的語言，可以傳達出一種情境。我覺得《夏天的尾巴》就有一點。
鄭：畢竟會啦，因為我在年齡上有延續，接下去卻有斷層，當然這也是我的尷尬處，我畢竟不像現在的導演──像陳正道那麼年輕，我又不像侯導那麼資深，他們有一段歷練很深的東西，我也沒有，也不是歷練，而是我跟他們的年紀有段差距，差有十歲；後面的新導演又跟我差了十歲、二十歲，變成我是中間的一段，跟我同年齡差不多就是蔡明亮這種。我多少會受到侯導他們的影響，這是一定會有的；只是說我想跳脫──這種跳脫不是說前面的不好，而是我的經驗不一樣，我想拍一些比較活潑、比較年輕的、色彩比較飽和、不太一樣的年代。這樣是不是有蛻變我不知道，要看觀眾，假如觀眾看出來還是有一點影響，那可能就有，真的。
就像影片片尾轉為MV風格非常鮮明？
年輕人嘛(笑)。這片子也帶一點我自己的實驗啦，希望能夠有一點年輕的語言、寫作上明快一點點，我也不可能一下轉變很大，去拍《猜火車》那種片，我覺得自然地去做它，這個電影該長什麼樣子，就會在哪裡，只不過它有一定的時代環境，我2007年心境上有什麼東西，我就會怎樣多添幾筆、多畫朵花，這是我的想法。我並沒有硬要變成另外一個人，沒有那麼厲害、也沒有那麼龐大的才華、財力，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我不像庫柏力克一下拍《2001太空漫遊》一下又拍《金甲部隊》美國大兵那種苦悶、或恐怖片《鬼店》，除了才華，背後還要有很龐大的資助可以玩。
《夏天的尾巴》是有些變化，我希望以後可以再大一點，風格可以再強烈轉變、說故事的方法也改變。我覺得自己包袱越來越少，比較可以輕鬆看待電影語言的轉變，電影文化現在對我來說是可以解構的，我已經比較不會去想太多，這樣會被罵、那樣觀眾接不接受，創作的時候我多思考如何把故事說好，至於怎麼說都可以改變的，不過講是一回事，作品出來才是見真章，導演有時候講太多也是個尷尬，講一堆做不到。
《夏天的尾巴》為何將故事背景設定在南部？片中的稻田、鐵道、高架橋、路旁的旗幟組合起來變成很特殊的場景？
鄭：第一個因素是我拍了《深海》後，非常喜歡南台灣，之前參與社運，我對南台灣已經有特殊的情感，土地、人、氣味都跟北部不太一樣，那種阿莎力、不計較；拍《深海》時南台灣的景觀都不一樣了，變化蠻大的，台北反而改變比較小，可能是我們身在其中不知道，但至少南台灣的轉變很大，尤其高雄這個城市轉變更大，面煥然一新，很多高雄人看了《深海》都嚇了一跳，我前幾天去舊金山到華盛頓大學放《深海》，剛好有兩個高雄人跑去看，看到會哭，因為他們太久沒有回來，覺得變太多，但至少在影像上南台灣是很漂亮的。
選擇台南主要是因為高鐵，因為我想把新地標放進電影裡，其實這只是一個想法，不知道觀眾會不會注意到，高鐵的速度改變了台灣的面貌，景觀上也很特別，當然醜或美是個人見解，但它橫跨在嘉南平原上是一個新的景觀；它很快，但是台鐵在下面走，南台灣嘉南平原的台鐵風光是常在電影中出現的；然後這批年輕人又在一條水澗旁窩著，我覺得蠻美的，傳達訊息的方法竟然是一艘紙船，我覺得是一種美！產生的對比性也蠻好玩，故事往下發展是不錯的。至於風車全都是設計的，風的元素是我所謂的風格，一種飄飄的味道；它也讓畫面看起來不那麼單調，如果只有綠色的稻田，剛好天色偏白沒有雲彩，加上灰灰的道路，會感覺少了一點東西，所以加入那些彩帶，把風的元素放進去，變成好像現在的風車季。
目前隨電影座談會到各校園與學生互動，會不會擔心以北部為中心的電影市場接受度比較低？本片想要傳達什麼訊息給台灣當下的年輕人？
鄭：我其實在傳達──那種熱情不要忘、那種青春的美好不要忘，忘記這些，你會太快就世俗化！這次的觀眾設定比較是高中生跟大學生，是很明確地跟這群年輕人溝通的電影，我覺得全台灣這個部份的共通性還蠻強的，就是純真的那一面。很多在台北讀書的大學生都是外地來的，所以我倒沒有這麼擔心這件事情，當然會有人挑戰說現在明明用手機就好，這個也蠻好玩的，可是《夏天的尾巴》最迷人之處在於每個人都會經歷過那段青春的單純、衝勁、熱情，每個人卻也都有可能忘記。即便現在很年輕，之後都有可能忘記。
我覺得看這部電影，可以讓你找回那部份，它會提醒你不要忘了那段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