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能可以這樣說：其實民族誌影展是一個非常「小眾」的影展。比如紀錄片雙年展，誰都可以去；而女性影展的性別議題，不管男生女生大概都會知道是在幹嘛。可是就民族誌影展而言，民族誌影片到底在做什麼，大家就不太知道了。這幾年策展下來的經驗很有趣，每個人都在問我：民族誌影片到底是什麼、內容是什麼？要我給一個定義等等。老實說，我講不出來它的定義，可是，當我看到每一屆都有好幾百部試著投到我們影展的作品、當他們認為自己的影片符合我們影展的時候，我發現，我們對於民族誌影片的看法，反而被這些導演拓展開來了。也就是說，舉凡有關文化內涵、關切的紀錄片類型的影片，我們民族誌影展都可以容納，這其實拓展了我們以往對於民族誌影片狹隘的看法。另外，民族誌影片雖然是一個小眾文化，大家也不太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可是如果你看一看我們歷屆的主題：比如第一屆的【島嶼連線】、第二屆的【遷徙故事】、第三屆跟【家的變奏】有關，這些主題都跟生命經驗、或台灣作為一個島嶼國度、作為移民性的社會，有著很強烈的關連性。
這樣的主題其實很多人都會想了解，如果我們用影片本身較為平易近人、大眾較易親近的特性，去加以推廣，其實確實能夠留住一定的觀眾，也就是說很多觀眾從第一屆到現在第四屆都還繼續參加。我一直覺得，影展中有不少學術性強、探討深入議題的片子。這個時代如果要能吸引觀眾來看片，卻要是比較討喜、歡樂的片子。可是這幾年來，我們發現社會上還是有許許多多的人，需要透過比較深度的影片，來理解一些問題中比較有內涵的層次；雖然說觀眾群會比較固定，但是也好像不太會流失，而且看過了一次影展之後會希望下次還要再多介紹其它片子給他們。而我們在國際民族誌影展的隔一年，也就是雙數年，都會做台灣各地的巡迴映演活動。很多沒辦法來台北看影展的人會說：「天啊！有這麼好看的片子我怎麼都不知道！」所以說，雖然民族誌影片好像是小眾，但是議題卻又很切身，然後又希望藉由電影這一種比較不那麼嚴肅、比較有穿透力的方式，去導入一些大家都很關切的議題。
林：觀眾可能主要就是製片工作者、老師、相關科系的學生，等等。可是其實也有很意外的發現：上次的影展主題是【家的變奏】，我發現有很多新的觀眾跑出來。我們那次的影片是在探討「家的形式」跟「家的多元性」。當然，我們每次影展其實都會有幾部跟性別議題有關的片子，所以上一屆中，有部影片叫做《我的美麗與哀愁：巴基斯坦的跨性人》，其實就有很多關心這個議題、性別少數族群的朋友來看片。還有，上次我們選入了一部亂倫的片子《我親愛的孩子》，沒想到很多諮商科系、心理學科系的老師看過之後，就很想推廣這部影片；他們說他們怎麼都不知道有這麼一部影片，可以跟學生一起看、一起討論這個議題。所以有時候會因為影片的題材讓我們開發了新的觀眾群。
還有什麼可以主動找出新觀眾的方式嗎？
拓寬新的觀眾群、養成一些新的觀眾，其實一直是我們的企圖，而且我覺得這樣的目標是很好的。只是，我覺得做影展還是要有「經營」的理念，也就是要有「行銷」的概念。幾屆影展下來，我發現需要去上一些行銷課程，這樣才能把好的影片以及互動的場域，更有效地傳達給大眾。這部份我覺得一定要加強。
很好玩，很多人其實會主動打電話給我們；比如台北市政府公關處說他們可以幫忙貼海報，她告訴我們可以利用很多既有的通路把訊息傳出去。其實我們已經慢慢在累積一些這樣的管道。
我覺得一定要改善目前影展推廣的情況，這個部份要加強，要「主動出擊」。所以我們除了透過既有的平台、管道去發出訊息，甚至我們工作人員都到處去「出賣」我－當我的經紀人，跟電視台或是電台接洽，然後叫我去上節目等等，團隊機動性其實很高。今年我們的promotion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改變，但是我想到了一些新點子。比如說，以前是發新聞稿給一些平面媒體、雜誌、電子媒體、電子報等等；我認為這些管道是基本的、一定要做到的。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是一個小影展，經費不是很多，沒有辦法請誰來當代言人，但是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會盡量的去開發，所以會用一些比較「土」的方法。例如說，我會請我們的工作同仁去看一看學校老師們所開的課程，尤其是和通識有關的課程，我們可能會主動去跟老師接洽，比如我們會去跟教授台灣史或是族群發展史的老師說，其實有哪一些影片搞不好你會有興趣帶同學一起來看。甚至我們今年跑到台北一些學校相關科系去跟對方約時間，可能花個十分鐘或是一個小時去介紹這個影展，告訴對方我們其實有團體方面的票價折扣，希望大家一起來看片。
民族誌影展的時間似乎比其他影展都短，有沒有考慮加長天數、達到一波推一波的宣傳效果？
如果影展時間拉長，相對的成本就要變高。基本上，我們這個影展和其他影展不同的地方之一，就是其他影展可能每一部影片至少映演兩次，而我們只放一次。總共是四天又一個晚上，總共五天。因為如果只有放一次，所以假如你很想看的話，就會排除萬難來看！而且其實觀眾群大概是固定的，如果只給大家一段時間，也是成本上的考量。
我們這個影展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我們會盡量邀請國外導演能夠盡量出席其它影片的放映，也就是說我們會把他們拘留在這邊五天〈笑〉，請他們在這邊看電影。當然，他或她的片子放映時，我們也希望導演在現場跟觀眾做QA，我們都會做即席翻譯，就算是葡萄牙語，我們也可以找到翻譯。不過，我們希望導演在五天之內，不只是看自己的片子出席QA，也還要看別人的片子，尤其是台灣導演的片子。影展這邊邀請外國導演，會幫忙負擔機票以及住宿費用，然後跟導演特別講說：拜託！一定要看我們台灣的片子，給我們在地導演一些好意見等等，盡量把外國導演拘留下來！雖然當然也有會一兩個導演想在台灣玩一下就會跑出去啦！〈笑〉不過大多數導演都很熱情來看我們的片。藉由這樣的機會，國外導演會跟我們在地的紀片工作者產生互動，甚至產生一些很好的關係。比如之前有一個例子，有一個外國導演看到我們好的片子之後，引介到他們的國家去。
這樣談下來，在台灣推廣原住民議題以及這個影展，您覺得最大的困難是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經費」是一個問題，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組織」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是一個民間學會，是一個人力很少、沒有收入的一個組織。於是，到底我們這樣的組織要怎麼走下去，就變成一個重要課題了。在台灣有這麼多的影展，有很多影展可以拿到很多經費；但是我們這個影展沒有辦法像紀錄片雙年展拿到那麼多經費。所以，人力、物力、以及一個組織要怎麼維繫運作下去，會是這樣一個影展能不能繼續走下去一個大問題。
因為這四屆影展以來，我自己都是非常投入，但是其實已經沒有辦法繼續這樣。雖然它畢竟是我專業服務的區塊，雖然我很樂意做這件事，可是我還有其他教學工作、還有其他學校的責任要做。像2001年我投入太過度，在身體上、精神上、時間上都有點負荷不了。所以影展勢必要組織化、常態化，也就是一個組織要常態化，就要附屬於某一個機構。比如說，我們雖然是一個組織，但是我們的辦公室其實是中研院民族所提供的工作空間，而中研院民族所則是我們的一個協辦單位。不過這樣其實不是一個穩定、長期的方式。其實台灣有很多學會、協會，也都面臨跟我們一樣的問題。
您覺得比較理想的組織與運作方式是什麼呢？
法國的「國際民族誌影展」（Bilan Du Film Ethnographiqu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一直都和博物館〈法國巴黎人類博物館Musee de l'Homme〉做緊密的結合，也就是說，民族誌影展是博物館的一個業務、一個單位；所以它這幾年做的人類學影展就在那個地方，而且它的人力編制可能就是博物館的人。其實國外有不少民族誌影展，可能都是大學院校的人類學系相關部門在推動，可能人類學系本身就有這樣的部門，甚至他們會製作影片、收藏影片等等，也就是說它是個常態性的機構。這種作法在台灣還沒有實現。雖然我們的民族誌影展，是亞洲第一個民族誌影展，可是它必須要有更強的組織結構的東西來支撐它，才能把這個影展常態化。
最後，可以請您私人推薦三部影片給《放映週報》的讀者嗎？
這次影展中，有幾部片我想稱之為「音樂敘事」的系列，也就是影片中以很多音樂歌唱的方式、去跟主題做了很好的結合。有一部片叫做《彩虹古巴》，是一個德國導演拍了五位男同志跟一位變性人的故事。我覺得電影的形式用一些唸詩的方式，把影片弄得很有詩意、很有質感。因為古巴是一個工人國家，它對於男同志當然施加了蠻大的壓力，而片中透過古巴的歌唱和音樂，把這個議題呈現得蠻好的。
另外一部片是《自由之聲》，也可以算是音樂敘事系列，主要在介紹馬達加斯加的一個樂團。那個樂團基本上一開始是為了反殖民，訴求就是如何脫離殖民統治。可是後來脫離殖民、獲得獨立之後，這個樂團卻並沒有因此而從社會上消失，他們繼續探討其它社會議題，比如說貧窮、教育。整部影片就貫穿了這個樂團的歌曲，整個看起來非常的流暢。
另外，民族誌影展一直都甄選很多關於「地方民俗」或是「祭典」的影片。這次有一部影片來自尼泊爾，叫做《赤靈遶境》，其實有一點像我們的媽祖出巡，可是他們繞境的是一根十六公尺高的巨大柱子，一路上搖搖晃晃，但是信徒不能讓它倒下去，如果倒下去的話就代表往後社會會不安定，所以你要在山間道路上維持那麼高一根柱子不倒還真是難。這部影片我們台灣的觀眾看了應該會覺得蠻親切的。雖然神的樣子不太一樣。
還有一部片《畢摩紀》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影片，最主要是在談彝族的祭司，畢摩就是祭司的意思。這部影片的質感非常好，導演楊蕊很厲害。這部影片中你除了可以看到彝族祭司如何從事他們分內的工作之外，你也可以從中看到中國大陸的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其實非常優異的、掌握影像的能力，相對地和台灣的風格非常不一樣。
2007第四屆民族誌影展網頁：
http://www.tieff.sinica.edu.tw/
時間：9/28(五) – 10/2 (二)
地點：真善美戲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