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當然這變成一種習慣是不好的，那習慣也變成你的風格了。每次我看完片，就會覺得如果我當年、當初是用另外一個手法拍這個故事，會不會更好呢？我會這樣問我自己；但是其實已經回不去了，下一部再說吧，只是下一部當然又要配合當時前前後後的其他東西。其實就我看來，只有《榴槤飄飄》比較有所謂的風格，比如機器盡量不要多動，還要分成兩邊，前半段盡量用手提攝影機拍、後半段盡量不要動，當然，有些地方要遵守這樣的安排也是很難做到。另外，後期剪接也可以稍稍改變所謂的風格定位，這就是電影好玩的地方。吳宇森的慢動作就是風格，人家都會這樣講，當然他那種風格比較懸、比較危險，只是不是每部電影都需要慢動作，所以他的《WINDTALKERS》在戰場上的慢動作突然間變得有些奇怪。比如說香港以前也有一些方育平的電影，就是很寫實、很乾乾淨淨、平實的拍法。
我不知道台灣是哪種，不過我說的就是那種相當平實平穩、該罵就罵，沒什麼電影技巧在裡面。像以前台灣新電影，比如說《老莫的春天》那種。但是當年所謂的寫實電影又有煽情的東西在裡面，不完全寫實啊，煽情的一蹋糊塗，像《搭錯車》，你說那個能寫實嗎？很寫實，但是又走煽情過度的路線，所以很難說他是那種東西，我的電影盡量就不想露這些東西。以前我在主流電影裡面幹活的時候，很喜歡看台灣電影，當年我看了侯孝賢的電影還給人罵：「你在看侯孝賢的電影？」、「那些藝術電影你懂不懂看啊？」就是不懂我也在看（笑）。所以你問我，我自己真的不知道我是什麼風格（笑），我還是喜歡用一些電影語言去講故事。
陳：其實我這幾年跟台灣年輕導演都很熟，發現他們都很想去拍很多電影，這是個很好的現象。多年前普遍認為台灣的導演都拍藝術電影，這三年來，我觀察已經改變了，很多年輕導演去想拍很商業、跟年輕人或社會有關的東西，這是一個好現象，無論手法高低，起碼有不同的作品出來，內容不是千篇一律，但是成功不是那麼容易，因為商業電影沒有演員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沒有明星掛帥、沒有辦法跟商業市場做掛勾，這是困難的地方。但是我發現台灣還好，起碼有人去發行他們的電影，這點又跟大陸不一樣了。
大陸很多導演想拍電影拿獎，所以拍一些跟社會有關的東西，琢磨的方向是影展。所以常常在這種十字路口做出了拍商業片的選擇，我們平常看的獨立電影是很個人的東西，但是那種東西，老實講，實在是沒有市場，除非拍得很好，得獎後還有一點炒作空間，可是整體對市場還是沒有什麼作用，現在中國商業導演很少，只有一個馮小剛，不然就張藝謀跟陳凱歌做的比較好。香港的結構是人一入電影圈就要拍商業片，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想花時間在這個行業裡面，我們叫下海磨練，每個人都在想一年以後做導演，拍部電影，賣座成名，然後就成功了！現在基本上全世界的年輕人都是這麼想。現在香港的情況反而沒有台灣跟大陸那麼好，香港那麼小，基本上在這個空間裡掙扎還是比這兩地辛苦。
所以台灣現在的現象是慢慢在做，比如說我兩年前跟黃茂昌在做一個劇本，我覺得他們寫是沒有問題，劇本寫的都很好，當然不是百分之百好，因為跟電影行業比的話，其實也沒出路，劇本寫的好卻沒人拍，但是從劇本這個概念來講，我覺得已經是不錯了。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投資者、市場、以及觀眾，所以我也罵有些台灣投資者，是朋友我也罵，因為他們所謂的幫助獨立電影或者年輕電影導演，其實也是在拍主流，就是同性戀電影、lesbian電影和鬼電影。我說台灣都是鬼怪連天，因為這幾種類型的電影，無可否認在台灣變成主流，不是很大賣，但是起碼有一定程度的票房，這幫人就投資這些東西，所以說很多投資的人也是小心，他們也不亂投，只是不亂投就是這樣，就只能在這個空間裡面發展。
整體來講台灣的現象，我覺得還是有好的開始。雖然我是拍獨立電影，但是某些程度上，年輕人選擇拍商業片這樣的走法沒有錯，因為雖然有人會拍很個人的藝術電影，但是我覺得台灣很少，目前都是拍一些有共鳴的，我覺得已經非常好。那這種好現象是否確保兩年後有一個天王或天才出來呢？這個不敢想，因為老實講，這要靠很多社會資源配合，不是說想出來就出來。
問：那整個亞洲呢？您對亞洲電影的遠景看法如何？
陳：亞洲電影這幾年對世界電影壇影響力很大。就題材來講，韓國、泰國、香港，相當多元化；中國因為某些政治問題，拍古裝比較多，現代還是比較難拍；日本這幾年電影也回來了，亞洲生氣勃勃的。我們說整個亞洲，不能單講香港跟台灣，不過延伸台灣現在另一個現象，就是只有一些二十幾歲的年輕導演，三十歲的導演沒人請（笑）。我說這很奇怪，這樣台灣電影怎麼能拍的感動人？他的人生經歷都沒有，他有什麼去講人性的東西，所以起碼三十歲，其實三十歲也很有限的，二十幾歲怎麼能感動人？所以台灣是不可能出現那種令人心情起伏、有感情深度的東西。如果就個別城市來講是這樣，但是如果綜合整個亞洲來講，台灣原劇力還是比較強大，但是這種強大當然也對抗不了美國（笑），剛才去華納威秀看了一下，哇，還是很多人看電影啊。但是那個電影都是大電影，沒有太大的明星掛帥，但是起碼把一些特效拍的很好，你沒法子超越，亞洲也超越不了，我覺得是這樣。但是無論如何，亞洲電影還是有前途，但是我反而覺得華人電影就比較危險，做主流不能沒有明星，而華人電影現在明星少，來來去去，死的死掉、跑的跑、退的退，再過十年，還會有天王出來？我覺得不容易。當然，不要擔心，這個世界永遠是到那個階段的時候就出現某些狀態，就把情況帶到另一個領域去。我不擔心，只是在這個階段我們是這樣predict亞洲前途。
問：我們知道您也是頗受矚目的新片《浮生》的監製，請您談談擔任監製的經驗。
陳：《浮生》剛拿了一個上海亞洲青年導演最佳影片，其實我這一、兩年也做一些監製的活動，但是我現在覺得培養新導演挺累，不過其實還是看每個導演的狀態，有些導演有想法，但是經驗不足；有些是太有想法，不好控制。所以我覺得做監製挺累的，以後我盡量就少做，因為我沒時間去參與。其實《浮生》我已經盡量去參與，他做劇本的過程中我都有一些意見；拍的時候我雖然不能全部在場，但是有些重要的東西我都會去看他怎麼拍，或者跟他提意見；最後剪接那部分，他們剪完我就全部再調整一次。主要還是要看製作費多少、導演的能力有多少，所以我剛才說那兩個例子是很難找的，有些太好，可是不懂這個；有些懂這個又不懂那個，變成我很累，我以後要盡量減少（笑）。
問：最後請您談談您目前的拍片計畫。「妓女三部曲」（《香港有個荷里活》、《榴槤飄飄》）還差一部未完成？
陳：《妓女三部曲》還沒拍完，還有第三部。我想拍很久，但是我沒時間。不過我在調整那個timing，所謂timing跟時代沒有關係，是跟我自己的一些狀態有關係。比如說我現在很想拍商業片，我就不想拍這個。為什麼這三年來我沒有拍，其實也是這個考慮。我覺得我繼續拍這種電影，最終無法突破觀眾群，他雖然可能是一個好的電影，但是他的群眾、發行，特別是講華語電影，是有難度，戲院很少，只有一兩家放。當然這是一個非常自由的行業，我非常enjoy這種過程，但是到最後我又覺得，如果這個電影達不到期待的成功，我覺得就沒有什麼意思。當然我的目標是做一些我自己喜歡的東西，但是在某些東西平衡不回來，回報非常少，我就覺得那麼累，有一點不好玩。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能不能找到一個好的劇本、好的故事。當然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為我不喜歡拍很簡單的東西，而且簡單的東西不好拍（笑），所以目前考慮先拍一部主流戲再說，當然如果拍不了主流戲，突然間又拍一個我自己喜歡的也不一定！
問：目前有任何新片拍攝計畫嗎？
陳：還沒有。有等於沒有、沒有等於有（笑）。我本來要做一部中國運動片，在國內拍，跟奧運有點關係。搞了一年、兩年、三年，都沒有做成。所以在某些情況來講，我也覺得有點失望，原來搞主流也挺麻煩的，演員問題，市場問題、資金問題都會出現，不是你想像中那麼順利，所以各有各的麻煩，所以搞來搞去也沒拍成。其實這三年不完全是休息啦，也在創作很多劇本。不過下部片真的不知道，現在其實故意在休息。因為假如有人找我拍，那代表我們這些已經有一點點定位了，因此我也不想亂拍，亂拍會把之前的東西給毀掉了，基本上這一點我的立場沒有那麼容易動搖，我要拍很多電影可以拍，但是我不喜歡為了一個東西去拍。一般來講，假如我拍很多片，影迷都會開始有些意見說我投降拍商業片了，他們太不理解電影這個行業，在香港，基本上主流電影也有好的電影，我拍電影的時候我沒有把他當成主流或非主流，我還是按我的故事走，出來之後，就算觀眾覺得是主流還是非主流，其實對我來講無所謂。但是這個世界永遠是殘酷的，如果電影不好，王家衛也好、我也好，觀眾很快會把你遺忘掉，很快會背叛你，他不會對你永遠忠心（笑）！
您聽起來比較悲觀？
陳：不，我的意思是說，在他背叛我之前我先背叛他，我為什麼不能拍主流？主流的電影也有好的電影，所以在這點上我反而說無所謂。拍主流我一定要，可是當然要拍好的主流，一個導演每部都高水平不容易啦，能保持這個一個水準就好。我沒有那麼大的壓力每一部都要做的比上一部好，我只看這個故事拍出來會不會令人太失望、太失敗。很多前輩或是名導演，之前曾經也都走高水平，但後來也慢慢的往下跌，這個是我的座右銘（笑），因為每次都是一個挑戰，不容易保持永久的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