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實原因應該很複雜，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我想一部份也是剛好人氣的聚集累積的結果。我們也都還滿驚訝的，所以我覺得那跟多年影展舉辦的累積很有關係，然後還有包括其他不同的影展也有累積到觀影群。譬如說台北電影節今年也是達到票房新高，到達差不多九百萬，我覺得台灣的影展觀眾是有慢慢累積起來的。影展已經變成感覺比較像是一個藝文活動，有一些民眾會覺得說，我就看一場，表示我有參加過這個活動。
今年行銷上有些特別的做法嗎？
其實影展，尤其是金馬，是沒有宣傳預算的，幾乎可以說是零，我們最後就只有下了一個五萬塊的中影電視牆，真的非常少。後來我們想到說用免費的方式去做宣傳，就想到用部落格這個方式，然後我們很多地方校園巡迴宣傳，以及找來像聞天祥老師、鴻鴻等等一些電影界名人、名家來推薦影片，這個在部落格上面點閱率很高很高，高到超過我們去辦校園巡迴入場學生的數量，因為我們辦校園巡迴常常可能一場裡面只有一百人，可是後來那個名家推薦點閱數居然高到一萬人，換成在學校裡的話，來的人可能就是塞滿整個操場了。
完全沒有行銷經費？
對啊，會讓你覺得更驚訝的是，這幾年一直都是這樣做。每一個新上任的宣傳都會問說我有多少錢可以用，大家就會說：喔，沒有錢。然後我們所有在報紙、雜誌的報導露出其實都是靠交換，或是說媒體跟金馬獎的互相的配合，因為他們可能之後也很需要採訪金馬獎等等的。或者有些比較資深的記者其實是老影迷，他們就是覺得在影展裡面可以看到很多好電影，如此互相幫忙。
雖然沒有經費，影展在開幕前也有好幾波的主要宣傳！
其實幾乎每一個單元。我自己都有當過宣傳，我們自己設定的目標是每個單元都要有一波介紹文章與影像出來，我們大概有十幾個單元。其實很早就開始，大概八月就會有第一波宣傳先出來，然後陸續的可能就是半個月一次，然後再來每個禮拜都有一波。
問：您對今年的場地新光戲院滿意嗎？好像有一些去年參與的人員、影迷還是希望回威秀影城辦，那你們自己怎麼看？
陳：新光單廳的座位數就大概是四百多，它有三個廳都是中型的場地。場地是金馬影展一個很大的困境。我很深的感受到台灣沒有一個常設的，適宜辦影展的場地。無法比較威秀比較好還是新光好，因為我覺得都不好。首先，新光座位數雖然說是將近五百，感覺好像比威秀多，但還是不夠，因為我們有很多場次是觀眾仍然一直在抱怨說他們買不到票。顯然大的、比較熱門的場次其實可能需要開到八百或一千人，需要有這種大型的放映廳才夠。但是我覺得也還是需要有中型跟小型的廳，因為像以前在威秀有一些一百、兩百人的廳，可以放華語入圍影片、台灣影片，甚至是一些比較冷門的東南亞片，都可以被看見。但是今年當我一確定是在新光影城舉辦的時候，其實我有割捨掉很多我們覺得很值得推薦的影片，因為觀眾沒有那麼多，就算再怎麼樣促銷，觀眾都可能只有五成。我覺得金馬其實不太應該被賦予那麼龐大的票房壓力，而且又有場地限制，會變成一個完全是在放主流影片的影展，會失去他本來的功能。
問：今年的票房不錯，影展應該也有很好的收益吧？
陳：整個影展大概有一千萬的支出，大部分的花費在版權費然後還有拷貝運輸等等，這種國際運送花了很多很多的錢，然後當然還有人事成本、戲院租借，人事包括現場工作人員等等，以前影展收支大概就是打平。回到金馬獎的歷史，我知道的是，執委會最早的任務是辦頒獎典禮，然後新聞局給的大概就是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經費專門來做這個頒獎典禮。但是後來宋楚瑜任新聞局長，他認為可以辦一個國際影展來做外片交流，那時候一屆影展大概只有20部影片。你可以發現，從歷史上來看，金馬影展其實一直是附屬於金馬獎的東西。那時候長官的概念就是說，這影展就是先跟執委會借錢，比如說借一千萬，最後再用票房收入還回去，是用這樣的概念去做的。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的概念，還有歷史的原因，這個影展一直沒有辦法變成很國際化，有很多綁手綁腳的地方。因為你沒有辦法擴大成本，就沒有機會回收更多，因為資金就是只有這麼多。這概念沒有改變的話，金馬影展就一直還是會是現在這樣子。
問：影展組總監的職位可以主導影展的全部嗎？還是您會有更上級的指導影展的策劃與活動？
陳： 我的策展自由度很大，尤其是選片，上面的要求就是不要賠錢。但是我覺得做的非常累，原因是金馬跟我所看到其他的影展做法很不一樣。其他的影展會有一個策展人，負責很專心的在做節目上面、或做宣傳等等。但我這個位子有很多的行政工作，雖然我們也有行政組，可是他們大部分都是在做頒獎典禮(競賽組)的行政工作，像是要對新聞局、小巨蛋等等的業務實在太龐雜了，所以到最後，比如說對戲院對票務之類的我們就自己一手來。
剛接這個位子的時候應該也覺得壓力滿大的吧？整個組有多少工作人員？
陳： 非常可怕!覺得一切都是從做中學，雖然我自己大概在影展組待了五年，但是我覺得我可能都只有參與到其中的一部份，第一次知道說原來金馬影展的業務是這麼龐大。影展組最多的時候工作人員大概是七個人。上半年只有兩個，一個總監跟一個國際聯絡人負責找片子，然後再陸續的進來一些人，有些像管理放映的其實只有進來一個月。
問： 影展片子的來源都需要您自己到國外去選片嗎？
陳： 我們有一筆算是選片的經費，上面給我們的自由度也很高，不會規定我們去哪個影展，經費就是三十萬，就看你可以去幾個影展。不過，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看很多片的，所以我們常常都會找同事一起去，儘量壓縮我們的支出。例如，住比較差的地方，就是用比較辛苦一點的旅行方法，但是爭取到去比較多的地方。有時候也是要靠跟國外電影公司的關係。像今年想去威尼斯影展，後來來不及去，因為大概八月底的時候我就發現很多事情，像戲院等等，都還沒有談定，沒有辦法專心在做選片，也去不了威尼斯。那時候我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危機，就是我們本來的片大都是從柏林跟鹿特丹影展來，可是柏林跟鹿特丹很顯然有大概三分之二的好片都被台北電影節選走。其實我那時候很慌，因為我覺得能排出的節目沒有很好看，然後我們就決定朝一個影展下手，像威尼斯的新片一定要拿到，可是又去不了威尼斯。後來變成只能跟電影公司爭取，靠一些關係請他們寄錄影帶或DVD來讓我們挑選。很多公司一開始不願意，因為盜版的問題讓他們對新片一直都非常非常小心。所幸靠了很多關係跟管道去邀到一些比較新的片，後來才稍微覺得整個節目單是OK的，所以就覺得其實還滿辛苦的。
問：整個過程裡面讓你覺得最辛苦或最擔心的是什麼？
陳：我要講回戲院場地的部分。我剛剛講說我覺得一個好的戲院應該是各種廳型都要有，要有大的廳，還要有中型廳大概四五百人，然後還要有小型廳大概一百多人，以符合各種狀況跟放映各種影片。如果有一個八百到一千人的廳，就可以改變我們的購票方式，其實以前也是按照和這次一樣的售票方式，但今年又被攻擊得很嚴重。因為本來以前想看影展的人數可能有十萬人次好了，但今年又提高到十二到十五萬，可能那五萬人就是買不到票，然後他們就會開始詬病。如果座位數是多的，然後買票的困難度沒有那麼高的時候，這整個事情可以變的比較簡單。因為像以前，最早我自己當學生的時候就是直接去排隊，那時候可能有七萬八萬人同時在那一瞬間進入年代售票系統劃位。大概五年前，就有預售票，套票這樣的方式出現。我們對上面的說法是說，這是一個鞏固基本票房的方法，但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功能是在於，它先疏散掉一些購票第一波的熱潮，這一波最急著想買好位子的人先劃掉之後，再來另外一波人再慢慢的劃，讓每個人都可以劃到他們自己想要的位子，是一個這樣子的疏散方法。但今年我就覺得套票好像沒有便利到很多人，因為很多人為了搶那個套票反而有更多的災難產生。
問：一場影展的觀眾數如果是一千人，放兩場就可能已經是一部藝術電影上映的總觀眾數，那麼影展擴大觀眾數和藝術片商的商業考量會不會有衝突？
陳： 如果說有不同的廳型，這就可以調整。今年我們一直在對觀眾宣導的是說，有些片他們買不到票，但是馬上就會上映了，也希望觀眾去支持這些影片。其實這次真的很搶手的是那種再也不會在台灣被看到的，像《鷹與男孩》這種老拷貝、老片等等，是大家真的搶破頭的。
你不覺得讓觀眾有點“買不到票”的危機感是影展必要的元素？
陳： 我以前會覺得說這是另外一種促銷的方式，因為有一票難求這種盛況，但因為我自己也是從觀眾變成工作人員，其實一切我都是會想到觀眾的便利度。看到觀眾在批評，我會覺得還蠻難過的。場地另外一個很大的困難度是在於說因為沒有常設的場地，每年都因為商業考量還有給戲院的租金很低，常常戲院會覺得我平常做兩個禮拜或一個週末就可以賺幾千萬，幹嘛要去包這麼難做的一個工程，又只拿一點點微薄的租金，因為所有進來的十幾萬人次也不是他的收入，對他也沒有幫助，所以合作戲院一直在換。這樣會有兩部分的問題，一個就是，機師的經驗一直都沒有辦法傳承，我們現在看到商業系統的機師，他其實不需要去學會那麼難的放映技術，不需要去對付一個很容易斷裂的老拷貝，或是去管一個很奇怪的鏡頭要怎麼放等等的問題，因為商業系統的影片是非常規格化的。
問：影展的影片非常多元，放映的機師從哪裡找？
陳： 目前都還是戲院原本的機師。這對今年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災難，因為今年是跟新光戲院第一次合作。後來我回想起來，在華納威秀影城做的第一年也是災難重重，變成每次在跟一個戲院第一次合作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很長的磨合期。今年跟新光也是，大概各種可怕的狀況都出現了，可能第二年會比較好，但就覺得這樣下去真的不是辦法，如果有一個常設的場地，那些曾經放映過影展片的機師就可以被留下來。我自己的一個很天真的想法是說，比如說像是香港電影節或是其他國外影展，他們其實都會有一個固定的戲院，他們在自己的影展以外的期間接其他的活動或其他影展，其實台北很有這樣辦理的資格，因為我們上半年有台北電影節，中間又有女性影展，紀錄片雙年展，動畫影展，然後下半年有金馬影展。其實每個月幾乎都有一些大小影展在進行，沒有影展的月份其實可以辦一些戲劇表演等等，這樣一個場地的需求度是有的。如果說這樣的制度可以形成的話，常設的工作人員也是需要的，就可以有經驗的傳承。除了經驗之外，設備的添購就會變的有意義，我們前幾年有一度很想要買鏡頭，因為每年都一直在租鏡頭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後來打消這念頭是因為我們發現沒有辦法固定場地，如果今年買了鏡頭，也許明年口徑什麼的又會不一樣，所以買鏡頭沒有意義，而且整個執委會的流動率那麼大，那個鏡頭的保管就沒有人可以負責。
如果你付的租金很低，那專門做影展的戲院也撐不下去，是否應該要政府單位來做這樣的規劃
所以我覺得要變成像香港電影節那樣，是一個文化中心。後來我受到一點點刺激，是因為鹿特丹影展，那時候我跟他們的選片人聊天，因為他們的戲院是在百代，是一個商業系統的戲院，我就說：你們國內的戲院放映技術好好，我看片幾乎都沒有遇到什麼問題。他就說：才怪，百代戲院的機師在影展期間都是去放假的。他們聘了一群專門的影展機師，那群機師就很像是我們影展的遊牧民族，比如說一月去放鹿特丹影展，到幾月的時候就去放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雙年展等等，他們也跟著影展在流浪。台灣目前是只有影展籌辦行政人員在游牧，放映的那一部分其實一直還是很陽春，這樣其實很忽略觀眾的權益。有時候策展前期辛辛苦苦邀來的影片，然後最後放映因技術而呈現很爛的效果，就會覺得很傷心
觀眾也有反應映後座談的設備不好的問題。
對，就是麥克風什麼的，那個戲院從來沒有經歷過三支麥克風同時一起使用的時候，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用過麥克風。
問：現在文建會要在華山藝文園區蓋的戲院會有兩個廳，分別是一兩百人的座位數，辦影展大概就只能放映部份的影片。您理想中的影展場地是什麼樣子？
陳: 我覺得不是全部要在一個場地舉辦，但我會認為華山是一個可為的地方。其實一個影展如果要變成國際化影展，它的規模一定要大，可能必須全市動員，所以我會覺得它是可以散落在很多地方的，比如說，華山可能可以是個據點，還有幾個商業戲院。中山堂目前也還可以使用，不過中山堂可能也是個問題，因為他其實不算是電影院，戲院裡的聲音和螢幕都有些問題。聽說有個國家電影文化中心，裡面也許會有放映的設備，不過我們並不清楚，畢竟我們也接觸不到真正政府所有的那一塊設備。當然那只是個遠景，希望如果有很多戲院的話，能夠依照戲院的型態與區域的氣質去做不同單元的規劃，比如說像美麗華購物中心裡的戲院，也不是不可為，它可以做成類似家庭電影院的形式，之後就可以在那裡播放固定的單元。有些地方可以專門放午夜場，而有些地方可以放同志影片等等。變成辦一個影展，全城都投入。若有外賓來的話，就可以沿著捷運線跑。
問：影展跟國內片商的關係如何？是能夠藉由活動提高他們代理的影片票房，還是他們認為影展會分走他們影片的票源？
陳: 我先講片商的部份好了，因為我自己也曾經做過片商，我知道有些片子看片型就知道參加影展的話，總票房就差不多就是在影展期間。所以我們會選擇性的去找影片代理公司，也會跟影片公司講好，今天參展狀況是這樣，那你自己要評估好，也許這一場先消耗掉的票房，其實就是當作影片的宣傳費，如果覺得你的片子有這麼大的capacity的話，可能就可以。可是如果片商覺得他們的片子可能真的是很小眾的影片，那我也不會勉強，希望是雙贏的局面啦!我覺得今年做的比較好的就是《巴黎我愛你》跟《玩美女人》，片商片今年在金馬都只放一場，用意也是在這邊，一方面希望可以幫他們做到宣傳，一方面也是增加影展的聲勢。但有幾部就真的做的不太好，像《吹動大麥的風》跟《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票房悽慘到不行，其實也讓我們感到很意外。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再檢討，可能這些片在上片前就沒有聽到聲音或是他們沒有下廣告等，可能也是一個問題。我們是覺得影展方面都還滿盡力的，但也是會覺得有點遺憾，也許之後的片商考量就會更多，評估也要更多。我們有一種合作的方式，就是最起碼我們可以幫忙邀請影人來，這個部份如果說你排片上院線時間排的好的話，就會有幫助。
問：對於國外的電影他們到金馬獎來，其中最大的目的或是收獲應該是什麼？
陳：比較現實的其實就是要賣片，有些片商覺得他們的影人可以來是很重要的，再來比較低的要求就是希望他們的片子可以被看到，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想像亞洲觀眾的反應，所以他們會希望可以獲得report之類的。其實已經有片子賣出去的片商我們也會有聯繫，它們大概也知道我們怎麼幫這些片子做宣傳。台北電影節也一直希望可以有常設單位，雖然常設單位也有它的問題，但是還是有必要性，比如說，時間累積比較多年之後，其實有片商會來台灣，趁影展期間來賣片。
問：另外，您怎麼看金馬影展跟台北電影節之間的關係？二個影展分別在上、下半年舉辦好像已經形成鼎立的態勢，有競爭嗎？
陳：台北電影節的部份其實我還滿樂觀其成的。譬如說以上半年的國際影展開始分，像鹿特丹，柏林，香港電影節等的精華，就可以在台北電影節看到。那金馬的話，就可以看到坎城，或其實更往後一點的威尼斯以及多倫多影展。只是因為一些內部制度的問題，我們一直去不了多倫多跟威尼斯，因為在八月底的時候，一個總監是走不了的。不是經費問題，是工作量的問題。其實應該是可以去爭取增加一個策展人。一個影展的策展人很重要，因為即使在影展期間或影展前期，他都有可能到國外，把國外重要的影人帶來台灣。可是像我們在影展的前三個月，可能連台北都離開不了。
問：金馬影展的選片是不是有要刻意與台北電影節做區隔？
陳：台北電影節一次參展的片子大概是80多部，金馬影展這邊大概是120部，金馬影展的場次還是比較多。其實兩個影展選片時並沒有搶得這麼厲害，因為台北電影節其實是一個比較市民的影展，所以片子都比較溫和，比較有愉快嘉年華感覺的，或是針對某個城市，或是某個年輕導演的第一部作品進行挑片。而金馬影展則比較自由，可能是用主題風格，或是大師作品等等。我覺得各影展的策展人之間的協調是很重要的，比如說，之前聞老師曾經有想過要放幾部電影到台北電影節的片單當中，當時我們就有考慮到因為這三位導演的片子在台灣都沒有人看過，所以我們就協調是不是能夠用導演專題的方式呈現這些電影，這樣觀眾也比較容易了解各個導演的風格。然而，台北電影節那邊並沒有能力做這類的專題，所以就改由金馬影展這邊舉辦，之後迴響也相當熱烈。
問：這次是你第一次擔任影展組的總監，聽說辦了一屆就累得不想再做了？前幾屆的總監好像也都是幾年就會離職，為何如此？
陳：對阿，我覺得這個工作的分工在制度上其實是有點問題的，造成每一個人都做不久。我覺得太累是主要的原因。不是說未來怎麼樣，而是目前在這工作上有很多的限制是突破不了的。
大概是哪一些限制？
一個是像我之前講的大環境的場地問題。當我覺得我看不到一個常設的好場地，我會覺得我們前期的努力都在最後的兩個禮拜白費了。雖然外界說的一千三百萬，好像是很成功的，但我自己聽到的是有連續二三十場影片都被放壞了，我覺得非常對不起那些影片。如果是那樣的狀況，會覺得很氣人，不如不要做，會有這種感覺。另外一個是，先不要談台北電影節，他們是屬於不同類型的影展，金馬影展與金馬獎之間的糾結太深了，會受到很多的影響，包括今年最大的衝突，《黑眼圈》、《吳清源》跟《好奇害死貓》撤片的問題。
問：您提到的不只是外片的問題，還包括整個競賽影片的部份是嗎？
陳：對，外人常看不清楚，因為兩者之間的關連性實在是太複雜了。不管你怎麼分，大家都會覺得是同一個單位做的東西，所以其實我們有試著要把它整合成一個很大的金馬影展，但這是很天真的想法。我自己以為去了坎城、柏林影展觀摩之後，可能可以朝那個方向去做，我跟競賽組的周敏也有稍微聊過，覺得可以那樣做。像國外的大型影展，都有一個框架，比如說有十個單元，其中有兩個競賽單元，而最大的競賽單元，就擁有最大的光環，最後一天晚上的頒獎典禮就是一個光榮的結束。後來我們才發現這在金馬根本完全行不通。
為什麼？
陳： 因為這個競賽單元是靠報名競賽影片的參與，而報名的影片還要經過一群評審去篩選，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入圍，這作業時間是與影展組選片同時發生的。在柏林跟坎城的作法是，有一部片，它一開始就會同時跟不同單元的選片人先商量好，它比較適合參加哪個單元，適合競賽的就去競賽，適合參展觀摩的就來參展。它已經先幫你安排好位子了，每個被邀來的片子都會覺得入圍已經是一種肯定，大家都覺得是來參與一個盛會，很好玩。可是在金馬就不是這樣，常常因為某些評審不喜歡這個影片，如果我身為影展總監也沒有選這個片子，就會有遺珠之憾；如果我選了，競賽方面也入圍了，它又會重複出現在不同的單元當中。像今年《黑眼圈》又是開幕片又有報名競賽片，他覺得影展把他邀請來當貴賓，在競賽入圍成績上卻打了他一巴掌。那些部分都是我們沒辦法控制的。我自己是主張把影展和競賽完全分開來，金馬影展一定要脫離金馬獎的包袱，它才有辦法真正變成一個國際影展。一個國際影展不只是能否邀到肯洛區或阿莫多瓦的片，而是你有沒有辦法開出一張很漂亮的台灣片單，或華語，亞洲片的片單，看你的強項在哪裡。可是對台灣來說，華語片單強不過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片單強不過韓國釜山影展，所以我覺得台灣片是我們擁有最強的東西。
問：所謂影展跟競賽分開是什麼意思？因為影展還是會設競賽的單元不是嗎？
陳：我覺得比較簡單的作法就是把兩者的舉辦時程完全分開來，也許影展直接移到十月，金馬獎的入圍名單怎麼樣都不會干擾到金馬影展的部份，影展中台灣片或華語片的選擇或呈現就可以有一套影展自己的標準。
那它裡面還會有競賽嗎？
就不會有了，若有可能的話就是保留數位短片競賽這一塊。還有一點，今年的台灣製造雖然有用世界首映的方式去宣傳，也邀請一些國際影人來，這是一個初步的作法，但其實我自己是想做一個類似年度台灣電影總回顧的東西，從年初到年尾的台灣片都可以被看到會比較理想，然後真的要用政府的資源去邀請一些重要的外國影人來看台灣電影。只是因為制度上的關係，我們完全不可能做到像柏林或坎城影展那樣的規模與型態。主要是體制的問題，因為金馬獎是一個像美國奧斯卡，香港金像獎那樣的頒獎典禮。那樣的頒獎典禮其實是沒有影展的，它們不需要去放映那些影片，典禮的目的主要是要彰顯電影工業的各個環節；而柏林與坎城影展的作法是要彰顯影片，在體制上就不一樣了。以前我們當然也是很天真的認為可以這麼做，畢竟我們都是同一個工作團隊，但發現像今年的衝突性就是最明顯的。還有包括金馬獎入圍影片影展這個部份，可能也是內部分工的問題，我們也很困惑這個部份到底應該讓誰負責。競賽組認為他們的功能只是找評審，接受報名，把競賽完成，最後以頒獎典禮來呈現，所以他們覺得入圍影展跟他們沒有關係。但就我們這邊來說，我們沒有親自去選擇那些影片，沒有跟那些影人接觸，也不熟悉那些影片， 所以入圍影展常常會被人詬病，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問：如果純就影展的角度，不考慮金馬獎的其他目的與歷史因素，您理想中的金馬影展是什麼樣子？
陳：也許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把金馬影展變的像柏林、坎城影展那樣，所有競賽單元都是用邀展的方式，但這個方式就完全打破了金馬獎成立的目的。我覺得因為金馬獎的包袱真的非常多，不是我們坐在這裡聊問題就可以解決的。這幾年金馬獎一直風風雨雨的辦下去，就是因為國內電影工業的各個環節都需要被彰顯出來，它需要一個花錢的紅地毯，請明星，因為它需要那一個晚上的光環。 剛剛我講的部份是比較大膽的假設，完全是跳開最早金馬獎成立的目的去思考。另外一種方向是像香港金像獎跟香港國際電影節那樣，是由不同單位做的，他們的目的性就完全不一樣。金像獎就是鼓勵香港電影工業，主要是給圈內人；而影展的話就比較國際，並且是給觀眾參加的。金馬影展如果要朝那個方向做的話，跟金馬獎舉辦的時程可能就要拉的很開，讓大家沒辦法把他們聯想在一起。
問：如果假定妳會繼續擔任明年的策展人，妳怎麼看明年的外片展？不管是在選片或是主題單元的規劃、宣傳，妳能夠預設會有什麼比較具體的突破嗎？
陳：我覺得今年算是有滿多的驚喜。比方說，在影展的現場出現了比較不是我所認識的觀眾族群，原本我們會覺得來參加的應該大多是大學生，或是那種所謂的精英份子，可是其實在現場我們看到了不少的老先生、老太太，或者是年紀很小的觀眾，也有一整個家庭來看電影的。我們突然發現做「分眾」的策略用對了，因為以前金馬影展固定就是大師單元或是影迷嘉年華，大家就是來大拜拜的感覺。在我還在做比較基層的工作時，就會有媽媽說她想要帶小朋友來看一個電影，但是她不知道要怎麼選片，看不懂沒關係，只要不要血腥暴力就可以，然後我就會勾幾部推薦的片子給她。所以如果把這樣的影片規劃為一個單元，這樣就可以讓更多年齡層的觀眾能夠直接來選擇要觀賞的片子。我覺得這個分眾的策略可以繼續持續下去，比方說你可以是針對導演、演員、故事、甚至動物來決定自己的片單，這是可以繼續擴展下去的，讓金馬影展變成一個比較全民的活動，當然還是可以有比較純影迷的電影單元繼續存在。我最希望是可以看到整個台北市戲院都是在放影展，可能就是每一家戲院跑的單元不同。
妳覺得這個想法的可行機率高嗎？
陳：我覺得這需要政府很大的支持，以及很大的企圖心在裡面，只是我覺得那是很值得做的，因為這個方式對台北市的形象，以及促進觀光都會有幫助。像我去宜蘭童玩節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當地區民的參與度就是極高。像鹿特丹影展其實也是這樣的作法，整個城市的店家以及居民都很配合，坎城影展也是。
編後感：
陳俊蓉總監在金馬影展籌辦單位多年的熱誠投入不僅限於影展籌辦之工作期間，她對金馬影展於台灣電影工業與文化的功能與意義、乃至全球電影市場中的定位與能見度都有深入的思考與見解。在訪問結束多日之後，她針對本報所拋出的議題以及身為影展總監最希望被政府、金馬執委會聽見的建議有兩大重點：常設性的影展放映場地以及藉由金馬影展推廣台灣影片。一般商業戲院的放映系統以及人員往往無力處理國際影展的特殊拷貝，有常設性的影展映演場地才能確保機師經驗傳承，也使得添購符合影展需求的專業設備成為有意義並且值得的投資。金馬影展作為目前台灣最具指標性的影展，責無旁貸地應為台灣影片在國際做文化以及商業上的推
廣，包括以首映形式露出的台灣新片以及耗費人力整理的經典老片；然而影展所背負的票房壓力往往迫使主辦單位犧牲台灣影片的展演空間，這兩部份卻是金馬影展想要邁入國際化最珍貴的資產。希望公部門或有心單位能夠正視這項文化投資的緊迫性與價值，深耕開發台灣電影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