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逼問、哄騙的方式誘使被攝者談論創傷經驗，是可以的嗎？」
「醫病紀錄片從特寫鏡頭出發，帶給你的感受如何？導演的用意何在？」
「如果是你，影片結束後你會怎麼做？」

通常自電影院離席後，我們就被迫與剛剛在影廳裡心緒糾結、思慮激揚的狀態切割開來，在光天化日之下，再難有人陪自己重返黑盒子裡那個影音震盪的現場。許多本該被處理，才露頭的動念，就這麼被打消一空。

然而，在影片隨選熱播的年代，當你選擇走出家門，踏入影展現場，已然表達一種公共參與經驗的渴望。我們可曾這樣期待：這些原在腦內來回拋擲的自問自答，如果有一方桌台，一圈椅子，數個人，想法是否就有機會舒張開來，不再困陷於個人感受之中？

到底要聊「人權」還是談「電影」？

開頭的那些提問，來自「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的人權電影教育工作坊現場。今年，延續2018年以降在主影展之外，各地端點聚落自行申請、策劃影展的方式，讓電影作為開啟人權論題的觸媒，在各地繼續發酵。

有意思的是，當二大專題「國際移動」、「醫療人權」示現的議題明確，端點也出現更多NGO組織、意在課堂中引入人權議題的高中老師，以及醫學、法律、社會系的學生會等單位。當大家熱血地衝著議題而來，工作坊講師史惟筑一登台，劈頭卻是如潑冷水的這一句：「大家常問我『人權』跟『電影』孰輕孰重？」她笑稱，「這沒什麼好問的！當然是電影！」

不獨史惟筑，Giloo紀實影音總監鄧兆旻，也同樣在前導說明會中強調回歸電影角色，設身情境的重要性。又如史援用法國哲學家、藝評家尚．路易．薛佛（Jean Louis Schefer，1938-）所言，進入影廳看電影，「像是被拖進一個與真實間存在張力的幻覺中，就像在屠宰場，一兩小時裡都處於不穩定的狀態裡，受各種迎面而來的情緒與感受宰割。」

這些大量卻又隱微的感受為身體記憶，卻常常難以言喻，有時根本不知從何聊起。「到底那個情緒是什麼？電影中的經驗與我的有何異同？」不馬上撲向論題本身，較其是非對錯，探微剛剛出爐的複合感受，其實本來就是觀影後，更直接、具體，也迫切的需求。

從獨角導讀到多線導引

從開場起，工作坊的講師就打破「看人權電影就是要狂劃議題重點」、「事不宜遲馬上表態政治正確」的既有想像。電影放映後，也未有影展常見的論壇型態，諸如映後座談、映後QA、大師講堂等，更不如預期邀請醫學與移工學門專家，來為電影涉及的複雜議題進行資訊補充或背景說明。相反地，他們趁觀後感還蒸騰之際，催促想法端上桌台，炒熱聊天氣氛。

分桌導師史惟筑、孫世鐸與王冠人，雖皆有電影學者或影評人身分，但他們在現場也不逕自以評析扼殺或阻絕大家的想像空間。他們不用論斷導讀，多以問句開話題導引：「談談印象深刻的角色以及他做出的決定。」、「如果我是〇〇〇，我會怎麼做？」

比方說討論敘利亞導演偷渡時發生船難，以第一人稱視角呈現於海上載浮載沉的《滯海》（Purple Sea）時，有學員認為，「電影真的太長了，當不耐煩的感受淹沒其他，溝通不就失靈了？」另一位則表達，「我覺得這個『長』對我而言有效果，我因此能深刻體感飄盪海上的無助，好想把它做成VR體驗！」更有參與者從發言中，觀察到無有明確敘事線的電影，於不同年齡身分觀眾接受度的殊異。

不只學員之間，導師私下也屢有帶討論的經驗分享，這邊廂問：「學員想法太偏激，按捺不住情緒怎麼辦？」那邊廂建議：「可以提出不同觀點引起反思，但不要直接否決學員說法。」有人自問：「我是不是唱獨角戲太久了？」也有人求助：「學員慣性假設有正確答案，或怯於發言，又要怎麼導引？」

導師與學員間成為共學團體，頻頻發問與提示彼此的都是：「這裡不該落入以上下權力關係服人的窠臼，才能藉公共論壇實踐民主的真諦。」其實從這次影展片單中，像是李家驊導演的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它淡化導演個人偏好與詮釋，放了三則死刑犯故事做出內部對照；到影展「選片小組」刻意選擇同一議題，但觀點或手法相左的電影，為影像外部的辯證佈局；再到工作坊以導引代替導讀，使對話交會，都是有意識地創造討論空間，讓「好好聊電影」這件事如願發生。

如此一來，映後討論不再是炫技分析能力，人權同溫層或社運同路人相認的現場，而是讓更多不同的感受被自在地陳述，換位思考的個人立場被充分揭露，切身的經驗被觸發與代入的場域。

導演不是唯一的作者

這些作法，其實也反映了「導演不是唯一的作者」這件事，電影的接收端其實通過觀影中途的二次剪接、事後的反思與討論、個人經驗的代入，不斷創造、複寫、擴延故事的意義。誠如講者一再強調的：「這是當代觀眾最重要的能力。」看電影的公共性，便是由「成為共同作者」豐富影像意義此際，更積極地展現出來。

不過，人權影展步步為營地讓「好好聊電影」這件事情發生，真的只為聊電影嗎？顯然並非如此，就像陳俊宏館長指出的，人權館及執行團隊秉持「媒介行動主義」初衷，對背後欲達成人權觀念推展此事仍是相當清楚的，只是通過電影媒介來接近論題核心，有其獨特的方法與路徑。

影片題材自然不難將話題往該方向推進，但首先以換位思考的情境題、影像形式的判讀與分析、個人經驗分享的切身性開始，聊天便不會流於漫無邊際的空談或大哉問。由電影本身和個人經驗作為具體案例，慢慢渡向概念性討論的誘導，話題被漸次加溫與追深，層層逼探向當代人權問題的核心之餘，也更有機會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

在工作坊的現場，我們因此能聽見於公共領域常被「政治正確」噤聲的觀點，像是拍攝母親赤柬創傷記憶的《秘密的滋味》（The Taste of Secrets），就引發關於「清創」究竟是清理誰的創痛？拍攝或逼問被攝者的正當性、影像倫理與記憶公共化孰為先後的反覆思辨。國際移動的電影則刺激了關於公民權與人權間矛盾的討論，有學員指出已經觀察到香港《國安法》頒佈後高雄餐飲業與房市的變化，也刺激著原來可能認為「無條件接受難民」才符合人權精神的大家頻頻自問：「到底所謂難民的大規模移動是指多大規模？」

從電影切入討論議題的積極性，便是來自藝術觸發切身感受，故事作為分歧意見交鋒的緩衝區，每一個個人複合獨特的經歷與情感，能讓過於武斷的判決暫緩，急切的批判性退後，彼此聆聽與討論真正成為可能。

這不是個封閉的經驗

來參與工作坊的學員究竟獲得什麼呢？就實體資源而言，他們並未拿到厚厚一本講義，他們唯一取得的就是放映電影的權利與素材，外加領到關於電影的，滿滿一紙A4的問題。

工作坊形式與內容的簡化，連同並未選擇導演或演員親臨現場、特定學門的專業講者，意味它標榜的不是獨一無二的儀式性經驗，提供的並非獨厚與會者的獨佔或寡佔資源，而是讓到場的人感到「我也可以做到」的信心增強、降低進入門檻與成本，提高響應的意願。雖然選擇的影片並不易讀，但討論時的鼓勵氛圍和落地姿態，消除了與會者想要打退堂鼓的挫敗感。

臺南聖功女中的老師表示：「以前播完電影我們都急著討論議題，不管電影，以後我可能會直接讓學生討論，不一定要邀請專家學者來。」青年樂生聯盟的夥伴則指出：「通常我們播完電影後就進入脈絡補充，我想起其實這跟我當初加入組織的原因蠻相斥的，因為當初吸引我的其實是《殘響世界》，這兩天工作坊讓我開始反省，希望把討論帶回去。」金門的蓊蓊書店創辦者也提到：「電影會是既他們供餐飲之後，又一個可能打開資訊封閉、串連不同社群的機會。」

更有許多學員現場工商服務，介紹自己的單位，彼此拋出邀約與互相串連，「你來我這裡幫我當導師，我到你那裡當主持人。」當大家不再單打獨鬥，成為互相支援的共學系統，更多的桌台邊上，大家圍坐下來好好聊電影，人權議題才能走得更遠，打開更多討論的可能。■

【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影展資訊：
臺北9/4-9/6（光點華山電影館）
高雄 9/24-9/27（高雄電影館）
聚落串聯放映10/1-11/15（全臺）
※上述放映均免費入場，活動詳情，請上臉書粉專「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本文由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