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壹傳媒創立的「一丁目 NEXT FILM」短片網路平台，正式於十一月中開台，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找來《十年》、《樹大招風》導演歐文傑擔任總監，期盼通過網路平台的力量，尋找更多年輕創作者，為短片注入全新能量。

談到緣起，歐文傑回憶《非同凡響》去年十一月甫在香港上映，黎智英便告訴他，有興趣做電影相關平台。 聽到此構想，歐文傑形容感覺像「一拍即合」，「如《十年》或是《樹大招風》，這些在香港極容易被歸類為敏感的故事題材，尤其經歷過《十年》，你可以看見在香港的院線上映，是如此困難且侷限。加上電影製作的創作空間非常小，我作為創作人，如果有一個平台，可以放映未能被看見的影片，不用通過審查機制，給予創作者自由創作的空間，都是一件好事。」

線上串流平台在近年數量快速上升，短片平台有如賈樟柯創立的「柯首映」，但對歐文傑而言，那裡始終是中國，即使是線上平台，還是得面對審查機制的嚴格管控。他認為目前在香港尚未有一個給年輕人發聲的短片平台，也藉由壹傳媒敢言的媒體形象，來為香港電影尋找一個可能性、開闢一條新出路。「還有一件事打動我，是感覺到整個電影業及香港市場投資的萎縮是非常劇烈的。我想多找一些創作者來拍片，讓他們知道原來還有老闆覺得短片值錢，會投放資源去製作，甚至會購買其他短片作為交流。這個『肯定』無疑會提高短片的價值，甚至它可不可以成為一個持之以恆的工作？或者發展成一個工業？最重要是提升更多創作者拍片的興趣。」

政治作為初試啼聲，「培育」更是永續目標

尚未正式開台前，「一丁目」即推出四部呼應社會現狀的短片，如搭配六四三十週年的《六四被忘錄》，呈現因現實而被迫噤聲的政治處境，喚醒人們重新審視六四事件。隨後推出的「逃犯條例三部曲」，三部風格不同的短片，皆圍繞在正值熱議的香港反送中運動，於網絡造成極大迴響。

說起平台對於議題的設定與選材，歐文傑表示是巧合，原本沒有想做反送中，源於五月初有民間團體接洽，希望他們拍攝反送中主題。因製作時程倉促，平台才剛起步，歐文傑決定採取《十年》打游擊方式，分開三部短片，找到不同創作者以不同角度手法，去講述共同主題。分別為《在森林和原野—動物逃犯篇》以較為通俗帶有幻想的方式，介紹逃犯條例的種種；《砧板上》關注普通人的日常，講述有此條例時，表面上什麼事也沒有，但實際上又會面對什麼樣的苦衷？《漸暗漸行》反是將時間拉長，當條例真的落實之後，我們的生活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事實上，政治並非「一丁目」核心目標，平台上也有食衣住行不同層面的生活影片，更有許多講述不同題材的劇情、紀錄短片。談到主題的選擇，「我們通常每一個季度都會訂一些主題，開放給創作者去發揮，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做，我們也認為有潛力，就會放手讓創作者去拍。最重要的是，有沒有一些共通的東西是我們都覺得很有趣的。」他隨而舉例「逃犯條例三部曲」，如果一個主題只有一組創作者去拍攝，是沒有意思的，但當一個主題有好多組不同創作者去圍繞時，就會產生不同視點，這對歐文傑而言，是非常有趣的合作模式。

不過，並非所有天馬行空的創意，都過得了總監這一關，歐文傑對於平台前行的方向有所希冀。像是對內容的把關，「通常我們會以人物和故事先行，當然會有紀錄片、劇情片、動畫好多不同類型，但如果是過於另類的實驗片，可能就未必適合我們的平台。我還是希望可以透過影片向觀眾說一個故事，讓他們好好瞭解一個人物、主題⋯⋯我也始終相信人物和故事是影片一切的根基，這樣觀眾才會接受並喜歡。」平台兩位監製——《十年》監製兼導演的伍嘉良，與《樹大招風》編劇的伍奇偉，有時都會參與編劇的過程，與創作者一同將故事與人物打磨好。

「一丁目」的英文名字「ND Incubation」，其實具有「孵化、培育」之意，這也是平台創立宗旨。「就是希望能讓年輕人可以通過拍片去生存，我們會帶領他們一步步完成，一路拍一路修。不只是公司內部的創作團隊，我們也會與其他自由工作者合作，找一些有經驗的電影工作者，如麥曦茵、陳詠燊、譚惠貞等，與我們一起擔任監製的角色，給予年輕創作者空間去創作，以此達到『培育』目的。」

以故事為本，反思鮮浪潮與工業現狀

回顧香港短片發展，必少不了提到由杜琪峰創立的「香港鮮浪潮」，近十年來，鮮浪潮成功培育出如《十年》及更多新導演，帶起另一波香港電影的「新新浪潮」。同樣以短片為基礎的「一丁目」，又該如何與鮮浪潮做出差異化？

歐文傑本身即鮮浪潮出身，談起兩者區別：「鮮浪潮是一個競賽，一年舉辦一次，一次只會有十多部短片產出，杜琪峰十年前創辦鮮浪潮的初衷，是希望找更多影視新鮮人入行。但當我們拍了鮮浪潮後，會產生一個問題：『那下一步是什麼？（What's Next?）』。當時我也有相同困惑，最終選擇去杜琪峰公司旗下做編劇，但如果我是一個想創作自己作品的創作者，而不是一個只想進工業的導演呢？現在很多創作者都會有屬於自己的想法。像是《翠絲》李駿碩、《淪落人》陳小娟，都曾參與鮮浪潮的他們，選擇拍攝自己的電影長片，未必要依附傳統，進入一個工業體系或是大導演的公司。甚至當你看見整個整體社會氣氛的轉變，『進入工業』這件事，又是否能吸引現在的年輕人？」

歐文傑認為「一丁目」的不同就在於，這是一個持續提供資源的所在，讓創作者有不斷練習的機會。成功的導演、成功的作品，都是經過一次次打磨的，「一丁目」想扮演陪伴成長的孵化器，挖掘新銳的潛力，陪伴他們走過失敗，因為唯有嘗試，才可能被看見。

平台又能提供年輕創作者哪些資源？歐文傑坦言，平台給予的資金並不龐大，只能在有限資源下盡力做到最好。當有收入時，有百分之八十會回給創作者。網站有獎金機制，每月選三套片發給獎金，希望能持續鼓勵創作者。最重要的幫助，歐文傑認為在於對年輕創作者「故事」開發的掌舵。創作初期，平台會給創作者相對少一點的資源，希望他們大膽寫自己想寫的，接著請他們提交故事大綱或簡單人物，不一定要完整劇本，平台方會與創作者討論，這樣的故事能不能清晰傳遞給觀眾。

透過與年輕人的討論，歐文傑發覺現今創作者，相對缺乏對於田野調查的投入，「這是非常重要的，做一點研究，你才會發現故事或人物角色的問題所在，甚至在場地取景上的阻礙。當然面對這些情況，我們會提供他們演員及場地的意見，甚至遇到一些因預算受限的場面時，也會跟他們一起想方法解決。」除了劇本上的指點和拍攝經驗的傳授，「一丁目」也開設網路大師班，邀請不同的導演及業界人士，分享如編導技巧或技術細節，從前期到後期，一路陪伴修改作品。歐文傑覺得這樣的過程像是一個實驗，一步步找方法，闖出一條可行道路。

談起這個實驗過程，歐文傑形容平台與創作者的關係，像是在吃力吃緊的狀態下，攜手尋找一種「可能性」，他舉美國導演西恩．貝克（Sean Baker）為例，他早期參與日舞影展的作品，都是用極低成本製作。他們也曾邀請陳果分享，僅有五十萬港幣預算，是如何拍出至今仍為人稱道的《香港製造》。「現在很多電影學院，當然會依照健全的電影工業走，學習好萊塢的生產模式，一部電影都要拍到二、三千萬的製作。學院的方法我都覺得好，但整個香港的電影產業未必可以這麼健全，像現在香港電影都只拍幾百萬，《一念無明》更僅是一個港幣兩百萬的製作。當預算有限時，我們又該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可能是對劇本、對戲的理解，學習去解決問題的能力，更要意識到，並不是有錢、有高級設備，就可以拍出一部好作品。」

儘管目前香港電影工業還是得依賴中國市場，而當中國自身電影業都面臨寒冬時，更對香港電影的產製環境帶來雙重打擊。面對這樣的艱難處境，歐文傑反而有不同見解，他認為因科技快速變遷，拍攝器材平價化，創作門檻降低，創作者更能輕易完成作品，不用倚賴傳統工業的可能性增加；也因為科技，線上串流平台興起，改變了觀眾觀影模式。「我覺得平台的電影會一直存在，甚至線上媒體的影響力會更大，因為線上媒體取代的終究不是『電影』，而是『電視』，這讓想與觀眾溝通的創作者，能快速得到觀影的反饋。」歐文傑更覺得，即便作品沒有依附在院線，線上串流依然有其受眾群，觀眾能更容易欣賞到，而當作品被觀看，創作價值也會提高。

選舉的雙面意義，聆聽最「真實」的創作之聲

台港兩地皆有駐點的壹傳媒，也希望促進兩地交流，此次平台便與台灣導演合作。香港才剛結束十一月底區議會選舉，緊接著就是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同樣碰上選舉，歐文傑想是否能以「選舉」為題，看台港創作者如何以不同的角度，去述說一個看似雷同卻有所別的故事。因此，在台灣部分以「2020台灣總統大選」為主題，透過曾任《十年》系列總監製，而與台灣導演有合作經驗的伍嘉良，及參與《十年台灣》的製片郭斯恆，一起幫忙找適合的導演。有些導演是郭斯恆本身熟稔，有些則通過台灣的電影項目尋得，也有許多經導演們介紹而來。最終挑選了施文翰、蔡恕爾、吳季恩和王傢軍四位導演，參與這次計畫。

談到這四位導演的組合，歐文傑覺得各個導演都有不同擅長的類型風格。例如施文翰偏好類型，其他導演可能比較走文藝路線。對故事的開發，歐文傑表示始終保持開放態度，讓創作者自由發揮，前提是皆需圍繞「選舉」。施文翰在《黑與白》中，探討當我們選了一個視窮困人民為「垃圾」的總統，生活會承受什麼樣的傷害？蔡恕爾《吉日出遊》則藉由選舉的過程，回看家庭內部的矛盾摩擦；王傢軍《鎧戶之家》不是呈現家庭紛爭，也不是直面選舉的分化，而是鬧得如此轟轟烈烈的政治，對小人物是否有這麼大的關聯？吳季恩也於《田中的紅旗幟》聚焦小人物，著墨土地居住問題。「不同的作者都會找到一個人物去述說，不一定是直接與政治有所關聯，而是在面對選舉的衝擊下，故事會切入什麼樣的生活剖面。」歐文傑也期望藉由這些來自台灣不同地區的創作，以各式風格手法，拼湊一個關於選舉的面貌，讓台灣觀眾去感受。

回想合作過程，歐文傑表示自己從不會質疑導演們處理電影的能力，他採取信任態度，相信每位導演的創作。雖掛著總監職位，歐文傑覺得自己的角色更像是一名觀眾，不時會以觀眾的視角，去看待每部作品傳遞的感受，提供修改意見。「看回之前這幾位導演的作品，他們不只具備講故事的能力，也都會補足情感面及人文，利用自己的方法打動觀眾。其實這也是我所希望的，就是他們以自己的想法去創作，而不是集團或我們強加上去，這樣出來的作品，才能聽到一個創作者對選舉最真實的聲音。」

短片是未來

目前「一丁目」擁有超過兩百部的影片，不只來自港台，亦搜羅來自東南亞及歐美，甚至曾入選日舞、坎城、威尼斯影展的短片，皆能在平台上欣賞。歐文傑認為這樣的平台對喜歡拍短片的電影人來說，必是一大福音，甚至能刺激香港更多創作者著手創作。

論起香港電影的未來新世代，歐文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中學生、小學生已經開始拍片。「有一次我去一個國際學校參訪，一名八歲小朋友跑來問我的，竟然是關於創作的問題，雖然他們可能對於影像或聲音尚未有駕馭能力，但只要人手一台平板就可以開始剪片，所有事情都變得簡單。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只要有想發表的渴望，任何人都有創作機會。」他舉例像周星馳、杜琪峰等人，都非科班出身，為什麼最終能拍電影？還是回到「勇於嘗試」的態度，不害怕失敗，做錯也不怕被人笑。他也自嘲：「就算讀完電影學校，我都不覺得我會拍電影。」或許就像杜琪峰所說，他到現在都還是一個電影學生，歐文傑也覺得「培育」是一種雙向溝通，將經驗傳承給新一代的同時，也從年輕人身上學到新潮拍法。

「我甚至大膽猜想，短片可能是一個未來。為什麼會說一個未來？因為現代人追求速食的觀影，習慣用社群媒體看影片，而且越看越短。當對著屏幕已經成為一種日常習慣，對於線上短片的接受度，大家也開始轉變想法，只想看十分鐘就能吸收到內容的短片。」相較於過去認知的傳統電影，歐文傑更覺得短片擁有自己的舞台，甚至其影響力都可以很大。如同「逃犯條例三部曲」是以短片的形式呈現，蔚為轟動的《十年》也是由五部短片組成，短片所產生的力量未必小於一部長片，加上如果是一個帶有渲染力、有訊息的故事，通過網路廣為傳播，反而更容易觸及觀眾，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

對於香港電影的前景，歐文傑認為只要有香港人生存的地方，就會有香港電影，只是可能會用不同形式呈現。或許不再如同港產片鼎盛時期，東方好萊塢般的明星輩出，但他始終相信香港電影仍會有一個全新的面貌，一切只需要時間去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