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陽在第54屆金馬獎獲得了「最佳原創劇本」與「最佳男主角」兩項大獎，並也入圍了「最佳攝影」與「最佳新導演」，一頭老獸在華語影壇一鳴驚人。出身內蒙古的周子陽導演，第一部長片《老獸》自2016入選「西寧First創投會」並獲劇本類嘉獎後，今年先是在「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初亮相，並由內蒙演員涂們獲「得最佳演員獎」，又旋及於甫落幕的第30屆東京國際影展競賽單元「亞洲未來」（Asian Future）中獲得「特別提及獎」。頒獎之前，《放映週報》問了周子陽導演對於得獎與否的看法，「電影本身傳達出來的力量比獎項更重要！」他說。

首作《老獸》籌備三年，回到導演故鄉內蒙古鄂爾多斯拍攝將近一個月。一個「老混蛋」跟他的「癱老婆」以及三個子女的家庭故事，卻也涵蓋天地、囊括野獸野草，將當地氣息與居民氣質濃縮在一部電影中。宛如蟄伏多年的猛獸，內在積累的功夫，恰到好處釋放。而《老獸》生猛仍在爆發之時，導演也透露，下一部作品從去年就開始準備故事，同樣為家庭題材，著重道德困境。大綱已經接近完成，正準備正式進入劇本階段。

在西寧First期間，《放映週報》訪問了導演在投身《老獸》創作前的心路歷程；藉著入選東京影展、金馬影展的機會，《放映週報》請導演更加著重分享關於這部作品本身的思考，與男主角王超北一起，聊聊這個「老混蛋」。

——《老獸》籌備了三年，特別回到您的家鄉內蒙古鄂爾多斯拍攝。請分享前製到拍攝完成的過程。

導演周子陽（下稱周）——我一直想做作者電影，但我知道對正要拍第一部片的新導演來說，投資方面會很艱難。因此，回老家對我來說是個不錯的選擇。能找到朋友幫忙、用當地的演員，成本也可以比較少，再加上我對當地非常熟悉，便決定在老家做。

其實在《老獸》之前就有這樣的想法，2011年我也寫了一個關於老家的劇本，但自己覺得不夠好。2012至2013年時，我對家鄉的感受特別深，那兒的人變化特別明顯。當時經濟不是特別好，在這樣的狀態下，每年回家，大家都只談錢，告訴我得拍商業片，這讓我感覺特別悲哀。又得知一個熟悉的家庭發生了綁架事件，非常刺痛我。在事件發生後，我就決定一定要寫出一個故事，要能承載我對於家鄉的想法以及對電影的理解。2013年底至2014年初，便開始寫《老獸》的劇本。

起初我先建構電影美學跟人物。我思考最多的便是「電影美學」、「人物」以及「故事」這三個核心；電影美學花了我很大的精力跟想法。我認為，尤其對於一個新導演來說，一定要做出不一樣感覺的電影。

現實主義電影從1950、60年代就開始發展，包括義大利新寫實主義Italian Neorealism）、中國第六代導演，加上近幾年電影美學上的變化，我自己也開始喜歡羅馬尼亞導演克利斯汀穆基（Christian Mungiu）、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作品，早期念大學時也特別喜歡奇士勞斯基（Krysztof Kieślowski）。這些導演對社會的觀察非常準確，作品同時兼具戲劇性、哲學性以及很強的故事性。我自己的觀影偏好以及想要做的電影，都是希望能夠兼備這樣的特性的。在電影中呈現對生命的探討和精準描述當代社會，是我想要達到的目標。

有一年我回到內蒙古，一個人跟我說：「一個人層次的高低，不是靠賺了多少錢決定的。」能在我老家用這種話交流的人不多，多數人在乎的是經濟。他自己以前其實也是做老闆的。我開始想，在這樣的群體裡面，這個人面臨了什麼樣的狀況？於是，我就把這個人物作為主角，也就是老楊；以老楊這個人物貫穿故事。

我自己認為好的電影一定要留下人物，於是想把人物做得豐滿，也盡量客觀呈現每個人物，不要讓觀眾輕易地判斷角色的對錯。這跟真實生活其實是一樣的，我們站在自己的角度總認為自己是對的，因為我們陷入了自己的現實，在困境裡不斷面臨道德選擇。我想把這樣的觀察放在每個人物身上，我認為這樣會更加真實，也更加準確。

總體來說，我認為作為一個新導演，最困難的就是資金和劇本，尤其是當你想做一個心目中有一定標準的電影的時候。於是我在劇本下得功夫是最多的。

——第一部作品由王小帥導演監製，也獲得導演經營的冬春影業的投資支持，如何正式開啟合作？

周——2015年時劇本已經寫了兩三稿，我覺得基本的氣質已經具備。當時一個朋友答應做我的製片，雖然他不是做電影的，但很熟悉我，也願意幫忙，於是就開始找電影公司投資。找了一些人，打著哈欠聽完我的故事。大多人連藝術片都要說做什麼「量級」的影片，其實沒有太多耐性看劇本。每天都在等待，不過一直沒等到消息，那感覺非常難受、痛苦。

2016年春節後，我們一些好朋友一起吃飯，就決定要一起幫助我，要用最小的成本完成這部片，並且加入了另外一個製片，兩個製片一起做，也決定不管如何，這個電影今年一定要完成。

西寧First創投會入選了也拿了獎。頒獎典禮後的酒會上，我們去跟作為評審之一的王小帥導演敬酒，王小帥導演說：「我最喜歡的就是你們這個老混蛋！」我們便接著試探性地詢問導演是否願意擔任監製，沒想到導演一口答應，而且還要投資。大家擁抱在一起，就這樣開始合作。

劇本又經歷五六稿的修改，團隊成員都認為比較成熟了，便開始進入正式籌備。從導演團隊開始，攝影跟副導演是我本來就熟悉的。演員部分，我跟王超北是透過新浪微博認識的，雖然他其實認識製片人劉璇，也認識我一個編劇朋友，但他沒通過這些關係來找我，這點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品質。看了他的訊息後我很感動，我發現他對電影表演的理解和我作為導演對電影的追求是一致的，決定必須見這個人。我請他試戲，當時就覺得他的表演挺準確，但沒立刻跟他說。

飾演主角老楊的涂們老師，是因為我在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看了他演出的《告別》（2015，德格娜導演），他的表演打動了我。我也先給他劇本，去了他老家跟他碰面，一談就兩個小時，決定要請他演出。談完我們去吃飯、喝酒，外頭下著大雪，我們擁抱在一起。第二天他就已經完全進入角色的狀態。例如，在餐廳的門口有一個零食攤販，他拿了吃一口就走，錢也不給，只說：「老楊！」送我去機場排隊，隊伍好長，他把身分證給我就說：「老楊排什麼隊呀！」直接插隊去了。當時我非常高興，因為他已經進入角色。涂們老師在現場是不帶劇本的，這讓我看到上一代優秀演員的品質。他已經把劇作問題解決了，到現場就是如何呈現更準確的問題。

其他的演員也都是先以內蒙的演員為主，我不希望找觀眾太過熟悉的演員，這對我的電影不是好事，會喪失真實性。他們看了劇本之後，雖然沒有看過很多電影、可能不善於表達，但我能感覺到他們有很深的觸動。

——在劇本已經對於角色深刻琢磨的狀態下，王超北您如何詮釋大兒子這個角色？如何跟導演合作？

王超北（下稱王）——針對角色，我們跟導演進行過非常多溝通，包括電影中沒有呈現的人物的前史，他是怎麼樣的人？可能經歷過什麼樣的事情？都經過非常詳細的討論。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專業的做法。如果演員沒有把角色吃透或沒有想清楚，在現場可能會比較不知所措，或只能給出一種呈現。跟導演的溝通也是非常必要的，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導演、信任導演，才能還原導演對人物的想法，而不是自以為的人物的樣子。

我自己是個比較重視家庭關係的人，再加上我父親跟爺爺的關係其實不太好。所以我把生活中這些關係親近的人的特質，還原到這個角色上。我想像我接觸過的這些人，在這個角色的立場上，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另外，我覺得一個人有了家庭、孩子、事業壓力，對父母的關心會越來越不得已，顯得無奈、兩難，心有餘而力不足。我更多是這樣的揣摩。雖然我本身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沒辦法本色演出，但這也符合我喜歡塑造跟自身經驗相聚比較遠的人物的想法。

——《老獸》的故事、人物塑造都走向寫實主義電影風格，但片中仍有部分超現實主義的表現，例如藏匿在牆中的鳥、白馬、披白袍的人以及樹林。請分享這樣的安排。

周——超現實主義跟我的夢境是有關係的。動物的部分是透過夢的啟發。讓我哭醒的夢告訴我一個道理——眼所見的未必是真實的。《老獸》裡，他們看見的都不是真實的，真實的他們不想看見，或沒有耐性去看見。

觀眾可以把躲在牆裡的鳥看成是真實的，也可以理解成是老楊的夢。鳥就在這牆裡，老楊把鳥給放了，通過幫助別的生命，實際上是一種精神救贖的表達。相對來說，掛著點滴的樹木則是表現了老楊的自救。在拍攝時，老楊把樹的針頭放進嘴裡。白馬則是當地人很熟悉的動物，馬在樹林裡待著，象徵孤獨、迷失的狀態，跟老楊的性格是很像的。

白袍人的上一場戲是老楊剛從法院離開，心裡很難受，這一個段落可以說是讓我們走進了他的精神世界。我不想說這段是完全虛構的設計，因為這也是勘景時發現的真實狀況。下雪之後，當地人就套上白色袍子抓野雞，因為野雞的視力分不出是人還是雪地。這是兩個生命在相互傷害，跟我想要傳達的主題很相近。

超現實主義跟老楊的精神狀態相關，跟影片的主題也相關，它們反過來輔助這個主題。在這四個超現實表現的段落中，我自己認為「放鳥」跟「白袍人」是比較成熟的，因為在一個鏡頭中就實現了。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但又發生了，也保留了對主題的呼應。

我也想把鄂爾多斯的地域氣質滲透在這個電影裡。我跟副導演勘景時突然發現，「蒺藜」這種在內蒙古十分普遍的植物，跟當地人的氣質很像。堅毅、乾燥，生存能力非常強。尖頭處帶有種子，扎在會移動的人或動物上，哪裡落下，就在哪裡茂盛。當地人也是這樣的，以傷害別人做為生存方式。這是鄂爾多斯的自然，動物活得比人久，植物又比動物長命。於是我也把這個概念加進來，蒺藜也貫穿了全片。

我在《老獸》裡放了動物、植物、人跟城市的結構，但也不希望這個結構太過突兀，希望是自然、不留痕跡地呈現。也因此劇本經歷非常多次調整，希望能夠更順暢。

——音樂設計為以寫實為基準的故事增添不少氣氛，請談談音樂設計。

周——最初寫劇本包括拍攝時，我都不想使用音樂。我認為不要音樂是很重要的，因為我不想被音樂干擾。但初剪後，我發現有幾個地方還是需要音樂，否則會太過單一。我想到了音樂人宋雨哲。2011年前後，我在北京的live house「愚公移山」聽過他的演出。作為獨立音樂人，他面對音樂的態度跟我們做電影的態度是一樣的，堅持原創以及對生命的探討。經過朋友介紹，他看完影片之後便說他沒醒過是這麼好的電影，被觸動了，就答應做音樂。

結尾的音樂大概做了兩三個不同的版本。我自己也找了一些參考音樂，提出哪些地方需要音樂，以及大概需要什麼樣的感覺，讓雨哲有個方向。結尾音樂的第一個版本我認為太有力量，太接近他自己原創的音樂，比較適合做成他的單曲。後來他做了一個版本我就非常滿意。當時他人在德國，找到合作的提琴手、鋼琴師都是柏林愛樂的成員。最後做成的配樂，我們倆都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