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電影節在影展正式開幕前，於6/22~25舉辦了為期四天難以定義的展演活動「電影正發生」，邀來電影配樂工作者林強，與其從未合作過的詹京霖導演，在這四天過程完成詹特別為此活動創作的短片《你的電影我的生活》的配樂。

在展場現場與文宣中的文字介紹如此寫道，簡短有力的談出了此展覽的策展理念，更可以從中嗅出台北電影節作為一個城市影展，藉此重新尋找定位的企圖心。若從此角度出發，儘管就一般影展觀眾理解的邏輯來看，它被宣傳時不過就像是電影節的某一項周邊活動，但它的企圖與本質都更應回到整個北影的「策展」意圖來看待。

「『電影正發生』是一個觀看電影的新座標，討論電影集體創作過程中每一個環節、每一位個體交互作用後產生的影響力，充新思考電影的本質」。在那句思考電影本質的背後，更在思考的似乎是「台北電影節可以是甚麼」。而這個說法，確實也曾從今年首度接任北影總監的沈可尚導演口中提出過。

也因此，本文要做的並非是要記錄這四天的活動，林強如何從零開始進行其配樂創作，或去描述他是一個怎樣的創作者，這交由現場影像紀錄團隊將會完成的一支紀錄片去做即可。而是拉在一個策展概念出發的位置上，嘗試談談今年的台北電影節團隊，它的策展高度、勇氣與實踐力。筆者也嘗試從一個旁觀的角度，從四天中沈可尚與林強、詹京霖及觀眾的對話，看影展總監沈可尚如何透過這件事的發生提問，實踐其策展理念。

「電影正發生」是一個展或一件創作？

首先，勢必要開啟「電影正發生」如何可以被本文視做一個展來進行論述的討論。而這也是為何它得以跟任何過往的影展周邊活動有點不一樣之處。

沈可尚在四天展覽過程中曾提及林強之所以願意答應這個邀請，某些成分是他認為這具備教育意義。然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邀請林強合作配樂工作坊給有意投入電影音樂創作的年輕人參加，也大可以是一個辦法，但若這麼決定也將只是會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結果。再如臺灣其他影展，無論是金馬的「金馬電影學院」、TIDF的「DOC紀錄片工作坊」，如此針對華語電影創作者設計的活動行之有年，也難以超越它們代表性，能夠做點甚麼協助台灣電影工作者，有對北影的定位產生意義呢？「電影正發生」應是這麼一個情境所迸發出來的構思。

而主辦方與觀眾如何理解「電影正發生」這一件事，本身也就是有趣的。與「電影正發生」統籌在會場閒聊，她不經意地說道，她找來的展場佈展、燈光設計，本行都不同，然而做劇場的人說這不是劇場，做展覽的人說這不是展覽，那這會是甚麼呢？任何想去劃分它不屬於甚麼說詞，也都可能是將今日藝術的展演看得太過狹隘。

從影迷或電影音樂工作者的角度出發，這簡直就像是真人實境秀，它確實可能滿足了他們偷窺大師創作的慾望；從觀展看展的角度來看，這四天的「現場創作」的歷程展演似乎也可以稱作是一種行為藝術。在筆者的觀點來看，真人實境秀的說法，似乎會顯得這只是一種娛樂節目，然而如今在我們眼前的創作者在現場溝通與創作，觀眾看見的都是自己的選擇（反而要小心的是那支因這個展將誕生的紀錄片更像實境秀？），並且它確實提供了觀眾一個觀看、思考電影的新態度，也因此，筆者更傾向視之為行為藝術。

學者Roselee Goldberg在《行為藝術：從未來派到現代派》一書中指出：「行為藝術一直是一種直接對大眾進行呼籲的方式，通過使觀眾震驚，從而重新審視他們原有的藝術觀及其與文化之間的聯繫。」在此，若我們都認同電影是一種藝術，而「電影正發生」針對觀看電影提出了一種可能，它放在觀眾眼前的是電影的創作過程（尤其還是被視為總是為「藝術片」做配樂的林強進行現場創作），它挑戰的正是觀眾對電影藝術的觀念與理解，也許顛覆、也許擴增，或者出現新的質疑。

若有這樣的理解角度，「電影正發生」本身就是一件完整的策展創作。在此，可以做出的一點小結是，「電影正發生」的嘗試並非給予答案，而是提出一種觀看電影的看法，挑戰觀眾對電影理解的「界線」，它將難以定義、無法預期，都是一開始概念形成時就注定的了。而「界線」的追問與打破，則是討論「電影正發生」在做甚麼，另一個最核心的主題。

「電影正發生」的核心：界線

「界線」這個核心實際上是從詹京霖導演這次的創作《你的電影我的生活》，探討的主題所得到一個玄妙連結。從詹京霖精準的命題，不僅可看見其驚人的洞察力與創作能耐，更抬高了「電影正發生」挑戰觀眾思考電影本質的趣味。詹主動說這部片要談的就是界線問題許多次，也因此讓片中瀰漫著許多曖昧與不知道，成為挑戰林強配樂創作如何進入的關鍵。

而關於電影、生活的那條線，是電影創作者不斷會去問自己的，亦是「電影正發生」企圖還原一個創作過程的溝通背後的問題，觀眾需要看創作過程嗎？呈現的有多少是真、多少是演？創作者之間的溝通配樂決定多少、導演決定多少？那一條線究竟畫在哪，是這四天所有參與者一直在看也在想的。

當我們詢問界線在哪時，第一件會做似乎是先去衝破它。「電影正發生」衝破的第一條線是如同上述提及的，一個難以定義狀態的展演。台北電影節適合做一個不確定是否有成效與答案的事情嗎？公部門、人民納稅錢、台北市民、回收成本…….若要把一切綁架北影多年，使其有志難伸的關鍵字聚集，看起來這一條線它跨的是大膽的。

起初北影團隊亦有人質疑這樣的東西誰要買單呢？看林強坐在那創作一整天真的不會無聊嗎？在這件事的態度上，則可看見北影從概念發想的階段，就已從期待和觀眾一起找答案的高度來思考這件事。沈可尚在第三天談話中提及，有些在美術館展出的錄像裝置可能長度就是三、四十分鐘，可就是會有觀者願意在那靜靜的看完，甚至看一遍以上，也許「電影正發生」也可以是如此。而從原本構想的不售票，到定價一天50元的票價，團隊的共識是觀眾走進來花了這50元購買的是一種「我願意」，願意來看看你們在做甚麼、願意加入你們一起思考電影。

「電影正發生」在中山堂光復廳的呈現與收費，確實就已經說明了它更像是把觀眾想成來美術館來看展的設計，在筆者看來它在心底想著美術館展覽做影展，就是一條「電影正發生」所打破的線。這樣的想像也確實在四天過程裡實踐，這是一個讓觀眾更自由選擇觀看位置的長鏡頭，某一刻你確實可以遇見觀眾都如此平靜的凝視與聆聽著正進行創作的林強，它和我們看著大銀幕電影時如此相像，在這個求快速、人們不時划著手機小螢幕的時代，正如同所有熱愛電影的人，面對電影一般，那樣的瞬間變得美好而神聖，它確實也近似一種靈光，若無親身參無從真正領會。

而回到影展，「電影正發生」的理念實踐，與在影展節目中「聽見電影的心跳」單元選映林強擔任配樂創作的七部電影結合，亦是從一條線的越界做出的創新可能。影展之所以設計焦點影人的單元，不僅是既定滿足影迷，經常是策展人希望藉此介紹一位創作者給觀眾認識，而一般影展設計焦點影人單元選映其作品並在展期可能有影人對談活動或找影評進行影片導讀，「電影正發生」的設計，跨出另一種介紹觀眾認識影人的方式，尤其臺灣影展觀眾對林強已不陌生，這項嘗試更有著期待觀眾重新找角度認識的渴望。另一方面，在時間點的設計上，展覽發生於正式影展之前，確實有著刺激觀眾進而想看林強作品的作用。

也因此，不管從一個北影尋求其定位的角度，亦或是單純從影展節目的延伸來看待「電影正發生」，它的嘗試與挑戰都是界線的打破與再造，也都是帶領觀眾重新思考理解電影、影展的一個可能性。

觀察、對話、不可預期：與沈可尚一起提問的四天

在筆者參與四天展出的觀察中，沈可尚所扮演的角色之所以值得被討論，不僅是他是決定做這件事的人，在於他漸進式的成為「電影正發生」中的靈魂，而他的身分似乎是在這四天過程中捉摸出來的。若說林強與詹京霖是此展邀請來的藝術家，而構思並讓此事發生與藝術家溝通的沈可尚，就成了「電影正發生」的策展人（必須強調這與北影策展人是兩回事），倘若這就是一件行為藝術，他則是串起核心的創作人。

他讓林強與詹京霖的對話可以展開與持續，他似乎一開始只是嘗試身兼觀眾與創作者對話的主持人一角，在最後卻不經意的成了主導，可絕對不是一種介入創作決定的侵入。到了第三天，觀眾開始好奇的不再只是林強的音樂或導演的影片，而是在一旁可以串起對話空間的沈可尚，如何看待「電影正發生」；到了第四天，等待詹京霖到場時，沈可尚躺坐在沙發上與觀眾談前幾天發生的事，林強則坐在其後彈吉他，爾後林、詹更已經到了「必須」（或成為習慣）要他來開場，才知道怎麼展開談話的狀態。

沈可尚應該旁觀還是主動介入對話看的出來並沒有特別設定（這讓「電影正發生」更顯有趣），而觀眾也在這樣的歷程裡，主動期待他的發言。也正是他在四天之中的發言，引領兩位藝術家與在場觀眾得以有更多延伸思考，更是讓「電影正發生」產生意義的關鍵，又更直接的說，這還歸因於沈可尚在對話過程裡，展現其感性思維與理性組織的個人魅力。

就在展出最後一天，沈可尚一席「在創作過程得到幸福感是身為電影人所擁有的特權」的談話，讓現場進入另一種美好而神聖的氛圍之中，更不經意的提出了總結，回應了電影創作無法完美，我們為了找到答案總是不斷追問的本質。導演出身的沈可尚導演，來到影展總監的位置上，沒有直接經驗與包袱反成了他的最大優勢，通過「電影正發生」，帶領觀眾對如何看電影做出漂亮提問，與此同時，在他這些天漸進堆積出的話語中更可以嗅出，他作為創作者，期待被更多人理解的私心。

之於觀眾，與三位創作者一起經歷了一段電影創作歷程中的切片，看見一種理解電影的新可能，在這場冒險之中，就像林強所提出的短片片尾字幕配樂加上「朋友們」，「電影正發生」的經驗無法還原任何一次電影創作的歷程，它提供一個想像的開啟，並提醒我們記住，「朋友們」曾在此處一起完成了電影。

除了在電影院大銀幕看電影之外，讓我們還能夠理解電影的方式，還有千種萬種沒有被提出與發現的辦法。「電影正發生」是一種，在一個城市影展裡發生，非常勇敢的一種。■

（本文短版同步刊登於台北電影節影展報《CLIPS特報》第三期）